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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87年的另一事例中，政府通过向2万顷新开垦的耕地征税，得到了10万多斛谷物的额外收入。162于是，这里的田租应该是大约每亩半斗（或者5升）。
农民的生计 农户的支出（2）
如果上述虚构家庭按每亩5升的税率缴纳田租，这一数字处于税率变化的合理范围内，那么他们耕种的70亩土地的总田租，应该缴纳3。5斛谷物。163
除了缴纳谷物外，还有所谓的刍稿税，尽管数量可能相对较少，但也是政府的常规岁入。164（文献一，8）由于除了名称之外，我们不知道任何有关这项税收的情况，因此也不可能去估算农户在这上面的实际开支。
财产税称为“算赋”，最早见于公元前142年，当年皇帝下诏将入仕者的最低财产限制规定为四算，而不再是原来的十算。注释家服虔解释说，每价值一万钱的财产称为一“算”，对它要征127钱。165公元前119年武帝颁发了那道关于新税制的著名诏令，将财产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了包括商业交易的所有财产及收入。诏书明确列出了需要征税的项目与税率（即每算财产征127钱），以及对官员、地方三老与屯边士兵的优惠税率。买卖的物品（或者更可能是通过买卖物品获得的利润），每2000钱计为1算，手工制造品，每4000钱计为1算，每辆车与每艘船也计为1算。166（文献二，8）
将这些数字应用到前述礼忠与徐宗财产清册中提到的项目（文献三，5，6），我们可以估算财产税的数额。（表5略）
每年的訾算，按价值1万钱征收120钱的比率，应该是240钱。假定每石谷物价值60钱，这相当于4石谷物。167
人口税分为两部分：对未成年人征收的口钱与对成年人征收的算赋。秦代也有用谷物缴纳的人口税，尽管当时没有称为算赋。168人口税很明显是政府的常规税收之一，因此仲长统将人口税与田租并列。169公元前203年汉朝的建立者高祖下诏征收算赋，每人120钱。理论上，每个臣民都必须缴纳算赋。170（文献三，14）征收额偶尔会有起伏。文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79年－前157年）曾经三次将算赋下调到40钱。不过，我们并不清楚每次下调持续时间的长短。公元52年算赋再次减轻到90钱。公元前41年的算赋是80钱。有些特殊的社会成员，如上了岁数的老人与政府试图招徕其定居的流民，还能经常免除算赋。171总之，如果不考虑短期的减轻赋钱与特别的豁免，汉代每个成年男女的人口税通常是120钱。
口钱是对七至十四岁之间的未成年人征收的人口税。关于这一税收项目的起源，目前尚不清楚，有人怀疑是武帝统治时期由于开支庞大而创设了这一税收项目。172不过，武帝更可能只是将口钱的征收额从每人20钱提高到了23钱，同时将起征的最低年限改为3岁，当然后来又恢复到了7岁。（文献三，15）但从武帝时期开始，每人23钱的征收额在整个汉代似乎都没有变化。173
人口税必须缴纳现金，只是在谷物价格很低时才可能用谷物缴纳。174（文献三，16）在这个虚构的家庭中，五个成年人每年总共要缴纳600钱，如果我们假设一石谷物值60钱，这相当于十石谷物的价值。
最后一项开支是免服兵役与徭役的代役金。董仲舒曾经在他的上奏中提到过这两种役：男子每年要在当地服一个月徭役，一生中要服两年兵役（文献一，4）。此外，每年还有戍边三日的义务。地方徭役与戍边三日的义务可以用交钱替代，所以也转变成了被视为政府正常收入的另一项税收（文献三，17）。
与此相关的重要问题是：一个人服役的总天数，服役的年龄范围以及代役金的数量。第一个问题由于董仲舒的上书中提到“三十倍于古”而复杂化了（文献一，4；文献三，17）。有学者试图证明服役的天数是整整60日。175必须注意的是，不管如何理解董仲舒的上书原文，如淳的注释却只是提到了两年兵役（文献三，17特别是注119）。两年的役期在《汉仪》中也能得到证实（如淳也引证了这部书），《汉仪》作者说，年满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应该充当正卒，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文献三，18）。
一般认为，在汉代23岁与56岁之间的33年是服兵役期间。不过，居延汉简却有记载反映人们低于23岁就开始应征了，可能早到20岁。17656岁的退役年龄也不是死规定，因为《汉官仪》的记载只是暗示一个人有资格退休并且选择了这样做，那他将获得批准。在汉代文献中，并没有明确记载强制性的退休年龄（文献三，18）。
如淳提到了两种代役金：地方徭役的代役金是每月2000钱，戍边的代役金是300钱。这一税额的确显得比较高，特别是就其与正常的工钱比较而言。177由于工钱会随币值与市场情况而调整，所以任何固定的税额都不会理想，无论是300钱还是2000钱。178在各种劳役与兵役中，正卒是不能延误的。179
假设按较低的数额计算，一个人要支付300钱来免除戍边的义务，另外300钱来免除徭役。这样，这个有两个男子的虚构家庭，每年要支付的代役金是1200钱。
表6（略）列出了这个农户的各项支出，包括了现金支出与实物支出。
如果按每石谷物值60钱的假定比率，将谷物转换为货币，表中列出的谷物会值5200钱（143。5斛等于87石）。衣物支出价值5000钱，这由家中的妇女提供。自产自用的项目价值10220钱。另外四项支出总共是3640钱。换句话说，农户必须用现金来支付其基本支出的26。3％。
不过，谷物价格的波动会改变这一比率：市场需求大意味着收入高，市场需求小意味着收入低。尽管粮价在荒年会高达每石几千钱，在丰产时又会跌落至每石四五钱，但一般变化幅度是在每石30至80钱之间。180这一变法幅度可能既反映了粮价变化的长期趋势，也反映了粮食市场的季节性价格波动。公元前54年，用于控制粮食价格的常平仓开始在边郡建立，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建立常平仓的意图是想通过由政府在市场价格低的时候购入粮食，在市场价格高的时候卖出粮食，从而维持粮价的稳定及维持粮食供给的稳定。181不过，这一措施效果似乎并不显著。在公元68年朝廷讨论恢复常平仓制度时，有人表示反对，认为普通百姓并没有因之受益（文献三，19）。
《汉书》与《后汉书》中大量反映了价格波动情况的记载，也证实了常平仓没有什么效果。在丰年，农民会发现农产品的价格跌落了，而在粮食收成不好的时候他又会面临饥荒。因此农民通常是输者，总生活在压力之下。自然灾害也是农民生活的一部分。汉代426年间（包括王莽统治时期）总共发生了43次旱灾，68次水灾以及37次由蝗虫或其他害虫引发的饥荒。典型的情况是，每三年就会发生一次自然灾害。象对外战争与地方动乱等人为灾难，也会增加农民的负担。182为了生存，农民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可能正是出于这方面的原因，汉代农民才会不断改进农业技术，提高耕作的精细程度，杂种多种作物，使土地发挥最大的效益。农民如果认识到靠出售自己的基本农产品并不能带来足够的收入，必定会致力于改进农业技术。《四民月令》与《僮约》所描述的其实不仅只是反映了富裕农户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一般农业人口的生活方式，他们严重依赖来自养蚕、种植蔬菜、家庭手工业、饲养禽畜、园艺与市场活动的收入。这些活动将在第6章进行论述。
总之，正如前一章所讨论的，尽管政府对农业加以保护，但汉代中国存在市场经济，而这也导致了对货币的需求。如果一个农民不能扩大能够赚取货币的生产，他就会陷于不利的地位。同时，国家经济发展状况良好必然会加强地区间的相互联系。结果，在汉朝统治的几个世纪中，出现了农业生产的精细化与多样化。
农业资源 农作物（1）
在汉代，人们种植的农作物包括谷物、蔬菜与其他经济作物。五谷是公认的提法，不过关于哪五种作物最为重要目前尚存在争议。一种说法认为五谷是黍、稷、菽、麦与稻，而在另一种说法中，麻取代稻成为了五谷之一。183至于这些谷物重要性的排列顺序，当然也是不一致的。上古时期，黍是土生土长的作物，也是中国北方人最主要的食粮。到战国，菽与粟（狗尾草的一个变种）成为基本食粮。汉代食用最普遍的谷物是麦与粟，尽管随着人口南迁，稻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南方的土壤与气候都适宜稻的种植。184
1956年对一群汉代墓葬的考古发掘证实了文献记载的可靠性。在其中一个墓葬出土的陶器中，有20个陶谷仓模型。这些模型分为4组，每组5个，模型上五谷的标志，分别为黍、禾、豆、麻、麦。每个谷仓模型上还写有“某某谷物万石”的字样，当时这只是象征性的。185洛阳的另一处遗址也出土了大量标有谷物名称的陶谷仓。在出土的67个模型中，有18个标有麦及其亚种，17个标有禾，16个标有豆、麻，4个标有黍，4个标有稻，还有1个是某种酒曲。186阴间生活是现世生活的反映，这些谷物的出现频率告诉我们麦、禾与豆可能是三种当时食用最普遍的谷物，而黍、麻与稻要相对次要一些。洛阳位于北部平原地区，稻原本就不可能是当地日常消费的谷物。
对字典及农书中谷物名称及其不同品种的考察，同样能证实主要的粮食作物经历了从某些种类向其他种类的演变。《尔雅》是为先秦经典提供注释的词典，其中对禾及其具有不同颜色或其他特征的品种列出了六种，麻有四个品种，黍有三种，稻有两种，燕麦也有两个品种，大豆只有一种。187用于教儿童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