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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佐”，有“前知八百载，后知五百春”之誉。预言之作《烧饼歌》相传就是他写的。
历史上真实的刘基当然不是神仙，不过按今天的头衔，可算是哲学家、谋略家、文学家、军事理论家、易学家、天文学家等，其著述也广泛涉及到了这些方面，“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他写的《郁离子》想象诡异，寓意深远，有如《庄子》，《百战奇略》更是兵书宝典（后人对是否他所作尚有争议），天文历法方面有《天文秘略》，卜筮方面有《观象玩占》传世，此外还著有历书《玉洞金书》一卷，《注灵棋经》二卷，《解皇极经世稽览图》十八卷。颇为奇特的是，和羽扇纶巾、谈笑自若的传统学士名臣不同，刘基身着布衣，威猛刚烈，全然一副梁山好汉的模样。
刘基是浙江青田人，23岁中进士，曾任元朝的江西高安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等官职，曾受命参与镇压方国珍部，任处州路总管府判。因不与兵事，愤而弃官还乡，在48岁那年弃官归隐，后来遇到朱元璋，再次出山。
被朱元璋聘至应天（南京）充任谋臣后，刘伯温针对当时形势陈时务18策，提供了好几着关键性的军事策略，如先灭陈友谅，与张士诚、方国珍暂时妥协，避免两线作战、各个击破的建策，为朱元璋采纳。朱元璋先后攻灭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势力多按刘基的计策行事。公元24年；朱元璋自立为吴王；刘基为太史令。公元27年，升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又为朱元璋谋划制定北伐灭元方略并得以实现。其间共参与军机八年，筹划全局，有定策之功。洪武三年封诚意伯。
按运筹帷幄的功绩，刘伯温理当入公，但最初封公的六人为李善长、徐达、常茂、李文忠、冯胜和邓愈。这些人除常遇春之子常茂是追封外，其他都是最早追随朱元璋出生入死，征战疆场的“兄弟”，尽管朱元璋对刘伯温很恭敬，把他比作张良。但那是有所请教，是一种姿态而已。可能是出于一种自卑和自大混和的心理，身为文盲老粗的朱元璋对文化人有一种内心的反感，尽管他们对朱元璋平定天下起的重要作用丝毫不亚于厮杀战场的武将。
当然，补偿还是有的，为安抚刘伯温，朱元璋下令青田不加赋税，“令伯温乡里世世为美谈也。”后来又“累欲进基爵，基固辞不受。”（《明史·列传16》）
不过，刘伯温虽才华盖世，胸有韬略，却不是政治家。如果他专注于学问，成就必定会不逊于任何一代宗师。但他是性情中人，决不会为逃避乱世纷争，躲起来一门心思做个人研究。而且他心地至诚，性格正直刚烈，嫉恶如仇，天下太平之后，也根本不适合混迹于官场，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熟读历史的他也知道，伴君如伴虎，对开国功臣来说尤其如此。他早就知道，朱元璋是一个只能共患难，不能共富贵的人。所以，当洪武三年朱元璋欲任命他为丞相时，刘伯温以不适合做官为由力辞，可惜，一入侯门深如海，已没有了退出的余地了。
即帝位后的朱元璋，心态开始发生变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所有帝王的一贯思维，只不过在朱元璋身上更变本加厉，更刻薄寡情。本来第一个要收拾的是独揽大权的丞相李善长，因为李嫉恨刘伯温，朱元璋就选择刘伯温充当杀手。他心里应该明白，让他出来收拾李善长，既是利用，也是试探他的忠诚度。他一旦受命或可减轻朱元璋的猜疑，然而，唇亡则齿寒，此例一开，以后朱元璋对待开国功臣元老就会换另外一副面孔，此等不义之举，按刘伯温的个性是绝不可为的。正因为如此，第二年他就请退，告老还乡了。
刘伯温虽归老于乡，但朱元璋疑忌之心很强，人不在身边反觉难以掌控，更欲除之而后快。刘伯温也知道朱元璋对他不会就此放心的，所以他把儿子留京为官，算是人质。而且朱元璋每年岁暮都将退休的刘基之子琏、宋濂之子允载、叶琛之子永道、胡深之子伯机等召去京师，接见于便殿，嘘寒问暖，“亲加训诲，燕语如家人。”实则是要暗中控制。故此，退隐后的刘伯温异常低调，即便如此，最终还是未逃脱朱元璋的算计。
朝廷方面，李善长为朱元璋所忌，已经自动退休，胡惟庸与李善长同乡，因李的举荐而成为丞相。其实，早在洪武二年，朱元璋曾就李善长外另一丞相人选问题征询过刘伯温的意见，刘就不看好胡惟庸，胡惟庸因此对刘伯温怀恨在心。后来终于在朱元璋暗助下得到了一次报复的机会。
当时瓯、闽间有一条狭长的地域叫谈洋，该地区是盐贩、盗贼聚集的地方，方国珍便是从这起兵反叛的。刘基委托儿子刘琏上奏，建议应在该地区设立巡检司以控制管辖该地，使那里的刁民无机可乘，不能互相勾结或胁迫戍边士兵一道出逃反叛。胡惟庸使刑部尚书吴云弹颏刘基，反指淡洋踞山临海，有君王之气，刘基想要谋取作为自己的墓地，当地百姓不答应，便想要在那里设置巡检司为难当地民众，才导致该地区形势迅速恶化。
清初元辅范文程
范文程，字宪斗，号辉岳，生于明末。祖籍在江苏，出生在沈阳。他一生经历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开创时期，又经历了顺治和康熙两个朝代，为官四十多年，是清朝最著名的开国功臣，对清朝的建立与巩固起了重要作用，是清代初年卓越的政治家。
范文程出身于名门仕宦家庭。他年轻时喜好读书，平素有远大的志向。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逐渐养成一种沉着、刚毅、聪颖、机敏的性格。年轻的范文程，耳闻目睹了满族的兴起与努尔哈赤后金政权的建立与发展，他以封建官僚知识分子的眼光，清楚地看到明朝已是“气数”将终，而女真人的后金政权正在方兴未艾。当努尔哈赤率军攻下抚顺时，范文程与其兄一起，便毅然决然地亲赴汗营，“仗剑谒军门”，投奔了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得知范文程是明朝兵部尚书范镱的曾孙时，就对身边的各位亲王贝勒们说：“这个人是名臣之后，一定要好好地使用他。”言下之意在于希望范文程也能成为他的名臣。由于范文程熟悉当时明朝以及辽东的政治、军事形势，被努尔哈赤选为了亲随。他先后参加了后金与明朝的一系列的战斗，并且“所在行营，必参帷幄”，发挥了重要作用。
努尔哈赤病死后，第八子皇太极继承了汗位。范文程总结努尔哈赤时期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治理好国家首先要安定黎民百姓，并且要调整满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缓和民族矛盾的看法，得到了皇太极的重视。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及统治地域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皇太极制定了对后金政权进行改革的方针，参照明朝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建立了文馆，范文程受到破格的重用，成了文馆的骨干。文馆的建立，标志着后金政权向着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前进了一大步，这其间范文程以其特殊的地位与才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自然地成为皇太极的主要亲信谋臣。
皇太极一心要成为“中原有德之主”，当然必须借鉴明朝的典章制度，加快封建化的速度，迅速进行统治机构的改革。七年之后，皇太极又对文馆进行改革，成立了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范文程被任为内秘书院的大学士，得以参与最高层的机密。虽然范文程当上了内秘书院的大学士，但他的实际权力并不限于内秘书院，他所起的作用也远非大学士所限。他积极帮助和支持皇太极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八旗诸贝勒的王权。天聪十年（1636年）春，皇太极在范文程的建议下，接受群臣的提议，上尊号为皇帝，改元崇德，定国号为清。清朝建立。
皇太极很是倚重范文程，参与军政大事，每逢议事，常说：“范章京知否？”不称文程而称章京，抬高了范文程的地位。每当议事决定不下来的时候，就说：“何不与范章京商议一下？”众臣下说：“范文程已经同意。”皇太极才最后批准。君臣关系至为亲密。皇太极经常要范文程陪着吃饭。范文程有一次入侍，面对美味佳肴，想到父亲还没有尝到，迟迟未能下筷，皇太极明白他的心意，立即把这桌美味佳肴送给了他的父亲。无论是朝中大事，还是日常生活上，都可以看出皇太极把范文程看成是贴身的近臣，而范文程也对皇太极忠心不二。
范文程既了解女真族的社会发展，也知道它的军事组织八旗制度的作用。同时他也了解明朝的社会弊端、宫廷的腐败。在清初开国史上能知己知彼，熟知中国历史与明朝现状者，范文程是难得的第一人。他知道只有顺应历史发展，对后金的政治机构进行改革，才能完成推翻明朝的历史任务。在导演以清代明这个历史序幕时，他有其独特的历史功绩。到了崇德末年，清王朝已经模仿明王朝建立了一套制度，并有所增加与发展，至此清王朝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加强了中央集权，成为一个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经济上都能与明朝一比高低的劲敌了。
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攻陷北京，皇帝自杀，明朝灭亡。明辽东总兵吴三桂立刻致书清廷，请兵进关共同对李自成作战。双方一拍即合。这正是范文程为多尔衮所制定的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结果。范文程不失时机，为清军草拟宣谕布告天下：“我们是仁义之师，为了给你们报君父之仇而来，不杀百姓，现在我们所诛杀者只有闯王贼而已。有官吏来归的，恢复其职位；百姓来归的，许其从事旧业。我们大军行动有纪律，决不伤害你们。”这在进关之时，是宣言书，也是瓦解农民起义的号召，更是向所有被起义军打倒的官僚、地主、豪绅宣传清军的政治主张。把清朝与明朝的民族矛盾，掩饰过去，转而把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