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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汇百家的哲人荀子
荀子，名况，字卿。赵国（今山西省南部）人。据说他15岁就到齐国稷下“游学”，后成为稷下有威信的领袖。曾于赵孝成王二年（前264）左右应聘入秦，从儒家立场出发，提出用“节威反文”的和缓方式实现统一的建议，没有被秦国统治者采用。后游学赵国、楚国，受春申君委任做兰陵（今山东省苍山县兰陵镇）令。晚年，他积极从事教学和著述，总结百家争鸣的理论成果，创立了先秦时期完备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其思想反映在《荀子》一书中，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先秦百家争鸣中提出的一些重要哲学问题。
荀子在楚国任兰陵令一段时间后，离开了楚国，游历天下，在秦国与秦王讨论学习先王之法，在赵国与赵孝成王议论兵法。春申君的门客中有见识的人对春申君说：“伊尹离开夏到殷去，殷称王天下而夏朝灭亡；管仲离开鲁国到齐国去，鲁国弱而齐国强大了。所以贤人所在的国度，君主尊贵国家安定。当今荀卿是天下贤人，所到的国度，难道会不安定吗？”春申君派人去请荀子，荀子仅作歌赋给春申君，春申君又再三邀请，荀子才答应，前往楚国继续当他的兰陵令了。
荀子是儒家中与孟子齐名的大师。他们同是孔子的崇拜者，同以周制的拥护者自命，同鼓吹省刑罚，薄税敛，和息战争的“王政”。但这些相同点并不能掩蔽他们间若干根本的差异。孟子的性格是豪放、粗阔的；荀子却是谨饬、细密的。这种差别从他们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得出，在他们的学说上更为显著。孟子相信人性是善的，以为只要让他顺着自然的趋向发展，不加阻碍，他便会走上正路。所以在个人的修养上孟子注重内蕴的扩充，而不注重外表的抑制和典型的模仿；注重“先立乎其大者”，先握定根本的原则，而不注重枝节点滴的训练。在政治上，孟子注重在上者的感化和民众的教育，而不注重礼制的束缚。荀子则正好相反。他认定人性是恶的；若让人们顺着自然的趋向去做，结果只有争夺、暴乱；人好比野兽，要靠礼制的链索把他捆住，才不致噬人；要靠日积月累地养成守礼的习惯，才会消除兽性。“礼”，这个名词荀卿从未曾给过明晰确定的界说，大约包括所有传统的仪节、传统的行为轨范和一些他所认为合理的社会制度，尤其是规定贵贱、尊卑、贫富等阶级“身份”的制度——在荀卿看来，是一种社会的万应药。“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
不过人性既然是恶的，那些改变人性而强人为善的“礼”又是怎样产生的？荀子以为人虽有恶性同时也有教他趋乐避苦、趋利避害的智力。人们的智力不齐，智力最高的便是圣人。“礼”是圣人为着人类的福利而创造出来的，人们要生存不能不分工互助，不能没有“群”（社会）。但人们若顺着本性去做，则任何人都是其他任何人的仇敌，根本不能有“群”。圣人造出种种礼制就是要使人们相让相安，使“群”成为可能。以人类的福利为礼制的根据，这是荀子本自墨家的地方。
荀子又承袭道家之说，以为宇宙间一切事变都循着永恒的法则。没有天意的主宰，没有妖祥的征兆。但不像道家的唯心任命，他觉得正因为自然有固定的法则，人类才可以利用这个法则去战胜自然。他又认为一切人为的法则，即一切礼制，也如自然的法则一般，适用于过去的必定适用于现在和将来。这是他拥护“周道”的论据，也是他反对法家因时变法说的论据。他绝不能想像同样的礼制在不同的生活环境里，可以有绝对不同的效果。
在一切的礼制中，荀卿特别注重贵贱贫富的阶级差别。他以为若没有这种差别，社会秩序是不能维持的。他说：“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瞻（供给），则必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又分之，始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这就是说，人们天生是这样坏，若没有一种势力在上面压着，则除了所欲皆遂的人，个个都会做强盗。要维持这种镇压的势力，不能不设立一个特别贵和特别富的阶级。这是荀卿对许行的“神农之言”和惠施的“去尊”（废除尊卑的差别）说的总答复。这是荀卿对于传统制度的拥护比孟子更要细密的地方。
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
说到韩非（韩国的公子，名非）之前，先要说说法家。法家和其他一切家派有一根本不同点。别家讲政治总是站在人民的一边，替全天下打算。法家则专替君主打算，即使顾及人民也是为着君主的利益。这是无足怪的。法家的职业本来是专替君主做参谋。一个君主的利益没有大得过提高威权和富强本国；而且这些越快实现越好，至少要使他及时看见成功。这个问题，韩非把握得最紧，解答得最圆满。
韩非以前的法家有三派，其一重“术”，以在战国中期相韩昭侯的“郑之贱臣”申不害为宗。所谓“术”，即人主操纵臣下的阴谋，那些声色不露而辨别忠奸，赏罚莫测而切中事实的妙算。其二重“法”，以和申不害同时的商鞅为宗。他的特殊政略是以严刑厚赏来推行法令，使凡奉法遵令的人无所缺赏，凡犯法违令的人无所逃罚。其三重“势”，以和孟子同时的赵人慎到为宗。所谓势即是威权。这一派要把政府的威权尽量扩大而且集中在人主手里，使他成为恐怖的对象，好镇压臣下。这三派的注意点，韩非兼容并顾，所以说他集法家的大成。
韩非对于当世的君主有大致如下的劝告：他们国弱的不是想强，国强的不是想更强，甚至用武力统一天下吗？这是无可非议的。不过你们所采用的大部分手段，尤其是你们所认为最贤明的手段，尤其是儒家所讲的手段，若不是和你们的目的相反，便是离你们的目的很远。儒家（墨家也一样）不是教你们用贤人治国吗？你们伸手一数，国内真正的贤人有几个？可数得满十只手指？但国内重要的官吏至少有一百。你们再等一辈子也找不到这么多贤人的。不要把心放在贤人上！不要怕人不忠，怕人作弊，要设法使人不能不忠，不敢作弊！我老师荀卿说得好，人天生是坏，天生贪利怕祸的。只要出可靠的重赏，什么事也有人替你们做。只要布置着无可逃避的重刑，什么弊也可以禁绝。但注意刑法不单要重，而且要使人无可逃避。无论怎样精细的网，若有了漏洞，就捉不到鱼！其次儒家不是教你要爱民而且博得人民的爱戴吗？这于你们有什么好处？你们爱民，充其量不过如父母爱子，但顽劣的儿子，父母动不了他毫毛的，而一个小小的县吏带着链索去试，就可以使他妥妥帖帖。要使人民服从，与其用爱，不如用威。而且人民的爱戴是靠不住的。能爱人者亦能恶人。你们若把自己的命运放在人民的爱戴上，一旦他们不爱戴了，又怎么办？
其次，那班满口禹、汤、尧舜，或神农、黄帝，以“是古非今”为高的“文学游说之士”，和那般成群结党以逞勇犯禁为义的剑击游侠之徒，不是世人所敬仰，而你们也敬仰着，甚至供养着的吗？这两种人到底于你们有什么用处呢？你们所需要的，第一是出死力打仗的兵士，第二是供给兵士以粮食的农民，现在说士和游侠既不替你们打仗，又不替你们耕田，都享着荣誉或富贵，而兵士和农民却处在社会的最下层，战士的遗孤甚至在路边行乞！“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这是再颠倒没有的了。何况说士和游侠，对于你们，不单无用，而且有害！游侠以行为破坏你们的法令，说士以议论破坏你们的法令。他们都是要于法令之外，另立是非的标准。按他们的标准行事，你们便威严扫地。再可恶不过的是说士们称引先生批评时政。臣之尊君至少应当比得上子之尊父。设想一个儿子成天面对自己的父亲称赞别人的父亲怎样晏眠早起，勤力生财，怎样缩食节衣，鞠养儿女，这对于自己的父亲，是怎样的侮谩？这种侮谩，明主是不受的。所以“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韩非著的书，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读了叹道：“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见韩非的话确实是说到****帝王的心坎上了。
倡议独尊儒家的一代大儒董仲舒
西汉建立初期，因连年战争，国家的政治、经济完全陷入一种困境。汉初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因此有“休养生息”的黄老之治。黄老之学本身包含有法家的思想，它在汉初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不过，当国力强盛后，就需要一种更为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以加强思想统治。这样，儒学应运由晦而显，登上了历史、政治舞台。因为有这样的背景，董仲舒才得以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成为了西汉著名的伦理思想家、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
董仲舒从小学习十分刻苦专心，因发愤钻研儒家经典，三年中连自己家的园圃都没有去过一次，史称“三年不窥园”。可见董仲舒为经传所吸引，简直到了如痴若愚的程度。由于他不仅对《春秋》很有研究，而且相当深人地掌握了儒学思想的精髓，所以当时人称他为“汉代孔子。
在汉景帝时，董仲舒就做了《春秋》经的博士官。但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