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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射炮丝毫没有还击之力，处于明显的劣势。然而对于我来说，是从燃烧弹中得到了重生。拼命的逃亡倒赶走了结核病，如果是慢慢养病的话，或许也不会治愈。
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房屋、印刷机都被毁了，生活面临窘境。为防老而辛苦一生积攒起来的钱，也因通货膨胀和新日元封锁，不久就见底了。父亲去黑市卖盐，母亲卖和服，然后换回大米。盐是自家产的，把铁桶切割成四方的扁平锅，然后把海水蒸发提取盐，燃料当然用的是废料。有时候会有人上门收购，有时候父亲就跑去农村换回大米或番薯。而母亲的和服是在战前和战时买的，这些和服卖完了之后，母亲就去黑市进货。
房屋被烧毁之后，我们一家就被疏散到鹿儿岛市的郊外，我和哥哥两人每天都要到市内的学校上学。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在自家地板下面挖了一个坑，开始偷偷制造烧酒，这或许是我父亲的主意。制作方法是先把番薯蒸熟捣碎，加入米曲搅拌，然后盛入坛子密封，放置一段时间发酵之后就变成了葡萄糖，最后转化成酒精。适时打开盖子取出，用手制的蒸馏器进行蒸馏。我买来比重计，准确地测量出酒精浓度，制成商品。我们家自制的烧酒品质一流，这一点得到了公认，当时很多烧酒都是淡而无味，根本不会醉人。
做好的酒灌在水袋里，一个水袋可以灌两升多，我们像扎腹带一样把水袋扎在腰间，前后各扎一个，然后跑去黑市卖。有趣的是卖得非常好，大大贴补了家用。但是，深更半夜里蒸馏，掩藏不住番薯独特的气味，父亲害怕私自酿酒会暴露，因而也就洗手不干了。当时就是那样的一个时代。如果继续大胆做的话，或许也能有一笔不小的财产。
身体康复后，我又开始了学习。因为不想再遇到什么不幸，所以立志要文武双全。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很差，所以翻出了小学五六年级的教科书重新再学。自那以后，数学反而成了我最拿手的科目。
爱打架的脾气依旧不改。有一天，班级的小霸王为了一点小事向我找茬儿，拿起赛璐珞的垫子朝我扔来，我差一点就被砸中。在同学们的众目睽睽之下，我们在校舍后面进行决斗。因为块头相差太多，所有人都认为我必输无疑。
先下手为强，我奋然跃起，狠狠地朝着他的脸上给了一拳。由于反作用力，我也差点摔倒。这小子满脸鼻血，勃然大怒，拔出了刀子。“不是说好赤手空拳地打吗？”就在我们怒目而视的当口，高年级学生闻讯赶来，口中喊着“你们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把我们痛揍了一顿。都说勇气是男人的最大美德，当地人就是这样粗暴蛮横。
当然，在学校里我也结交了挚友，其中的一个名叫川上满洲夫（原久保田公司的常务）。他的家庭很有品味，会客室里摆放着留声机，据说是他父亲在德国留学时买回来的。他还专门为我播放了一曲《流浪者之歌》（Zigeunerweisen），我陶醉在悠扬的小提琴音色中，心想这世上居然还有如此有文化的家庭。我喜欢上棒球也是受川上君的影响，作为一名投手，我每天都会练到夜幕降临。
第4章 在废墟中行商（2）
1948年，我完成了在鹿儿岛中学的学业，这时正好推行学制改革，可以免试进入新制高中。周围人几乎都决定升学，而我却犹豫不决。我知道家里弟妹多，家境又不宽裕。可是当父亲说“你也去工作”时，我却反抗道，“把乡下的那块土地卖了不就行啦！”我知道我们家在乡下有一块面积不大也不小的土地。
我一直坚持高中毕业后就去找工作。当时，鹿儿岛中学与市立女子高中、市立商业学校合并，成立鹿儿岛市高等学校第三部，只要愿意都可以免试入学。我在两年后转校到了玉龙高中，是该校的第一届毕业生。
从初中到高中，我遇到了不少老师。其中，教历史和修养的斋藤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卑鄙无耻的行为嗤之以鼻，经常为我们举棒球的例子。
在鹿儿岛县初中棒球联赛上，一中与鹿儿岛商业学校在决赛中狭路相逢。一中是一支常胜将军队，而在决赛中鹿儿岛商业学校紧追不舍，双方打平进入决胜盘。鹿儿岛商业学校的一记击球正好压线，裁判员判定有效，鹿儿岛商业学校因此得分而获胜。一中认为这个球无效，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但裁判对此不予理睬。
接下来问题出现了。比赛虽然已经结束了，但一中仍然提出抗议，要求重赛。当一中得知他们的要求没有被采纳后，竟然抢走了挂在决赛场上的优胜锦旗。
老师把这起事件作为反面教材，教育我们说：“即使是裁判误判，也不能做出这种卑鄙之举。从那以后，一中就再也没有打进过鹿儿岛旧制初中棒球联赛的决赛。”
老师还结合事例教我们做人的道理，“你们都有好朋友吧？假设你们的一个好朋友杀了人在逃亡，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提出来在你这里躲一躲。作为朋友的你会怎么做？”
“有的人会认为杀人是重罪，不管是多么要好的朋友，犯罪就是犯罪，所以应该毅然决然地将他扭送给警察。你们或许也会这么想，这样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老师的话有些出人意料，“不管有什么样的借口，必须要保护朋友，这才是真正的友情。”
听上去这话是有些偏激，但平时温文尔雅的老师有着坚定的信念，他的许多教诲至今我仍铭记在心。
在高中阶段，虽然我刻苦学习，但对棒球的迷恋依然不改。行商卖米的母亲对此非常恼火：“辛辛苦苦让你上了高中，你却如此贪玩！”母亲的这一句话让我彻底放弃了棒球，开始行商卖起了纸袋。我把父亲作为副业做的纸袋装上自行车，开始在城里走街串巷地叫卖。
我们家在战前除了印刷之外，还生产纸袋。在购买自动制袋机之前，我们雇了几个邻居大婶们生产纸袋，以此作为副业。父亲能够借助身体的重量，用切纸刀一次切割500张纸，我一直在旁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工作。大婶们把切下来的纸张按尺寸分开折叠，然后把周围粘起来做成纸袋。因为我脑子里一直有这段记忆，所以我建议父亲说：“爸爸，我们再来做纸袋吧。我负责去卖。”一开始的时候父亲并没有理睬，但在我的反复央求下，而且父亲也看到为生计而奔忙的母亲，最终勉强答应了。
大概有十几种不同大小尺寸的纸袋，我把这些纸袋装进一个大大的竹筐，然后再把竹筐搬上自行车的后座。过去的自行车后座很宽大，非常实用。如果把自行车支起来的话，由于纸袋过重，前轮会腾空翘起。
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找到门道，只是漫无目的地随便闯进一家店推销，效果很不理想。后来，我按照一周7天，把鹿儿岛市内划分成7块，每周按顺序跑同一块地区。平日里一放学就直奔回家，星期天也一大早就踩着自行车出门，去开拓客户，甚至不放过小巷里的糕点铺。哗地拉开门扯开嗓门高喊一声：“有人吗？”如果出来的是一个与我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子，就害羞地扭头就逃。
当时市内有五六处规模比较大的黑市，如果能够进去的话，一下子就可以卖出不少纸袋。黑市里做生意的大多是些泼辣的大婶们，不过我去了几次之后，她们都格外偏袒我，“小家伙来啦，小家伙，小家伙”地叫我。有时候竹筐里还剩了些纸袋，她们就说：“今天就全搁这儿吧！”一旦熟识了之后，她们还会不断地给我介绍其他的大婶们，“卖纸袋的小家伙”在那里一下子出了名。
有一天我正用力蹬车的时候，被一位站在店门口的大婶叫住了，“你就是那个卖纸袋的小家伙吗？”一问才知道，只要她肯买的话，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比其他地方多卖出好几倍的纸袋，这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这里是糕点批发铺，鹿儿岛县下面的各个市町村里的糕点铺都到我这里进货，经常有人让我准备些袋子，他们愿意出钱一起买。”这位大婶让我把各种尺寸的袋子都放在她那里，卖完了还要继续补货，这个提议简直是太诱人了。当然价钱被压得很低，不过这也让我有了批发的概念。
听说了这事的其他糕点批发铺也纷纷向我订货，鹿儿岛的许多糕点铺都用上了稻盛家产的纸袋。因为一下子有了这么多的订货，父亲和我都忙得不可开交。我一个人已经无法应付了，所以雇了一个初中刚毕业的小伙子，我甚至还为他买了一辆自行车。自行车的车座下吊着一个褡裢旧时民间的一种布口袋，通常用很结实的家机布制成，长方形，中间开口。——译者注，里面装的就是卖纸袋赚的钱。我经常是回到家把装满钱的褡裢交给父亲，父亲拿出算盘要算好长一阵子。
一个外行人做的买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根本就没有想过成本或核算。虽然一开始的时候也定了售价，但只要黑市的大婶一还价，我就满口答应了。如果经过周密的计算再确定一个价格的话，恐怕收益就大不相同了。这段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依然难忘。
后来听说从福冈来的同行业者也因我的大举攻势而纷纷退出了鹿儿岛，这次的经商也成了我事业的起点。到了第三年，我把员工连同这份工作全部移交给了哥哥，转而专心念书。
第5章 破碎的友情
1950年（昭和25年），我升上了新制的玉龙高中三年级。以我的挚友川上满洲夫为核心的玉龙垒球队参加了全国运动会的县预赛，并打入了决赛。与鹿儿岛商业学校（高中部）的决赛在鹿儿岛市郊外的鸭池球场举行，我们大家都去助威声援。
非常可惜，我们的球队最终没能赢得比赛，但问题发生在从球场回家的途中。虽然可以坐市营电车回家，但我觉得这样太浪费了，所以建议走回家。但其他人却坚决反对，说：“在学校附近下车时我们都有月票，反正也没人知道我们是从哪里上的车，只要出站的时候大家动作快一点，总能混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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