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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须，待也。它本作虽。周家禄校勘记谓，“虽”下脱“难”字。若尔，此句 当读作“开荒虽难，一年之后即易。”案，两读皆可通，作须略胜。
② 案当指江淮流民之散在吴兴郡者。
① 《宋书》卷九七《蛮传》豫州蛮条：西阳有五水蛮，“所在并深阻，种落炽盛，历世为盗贼，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山夷当即此蛮。
② 使流民著籍而徵发为兵，似是此时朝廷聚兵的一个主要途径。另一个途径是募兵。成帝咸和时孔坦为吴兴内史，朝廷“使坦募江淮流人为军”，因乱东还的殿中兵也有应募者，见《晋书》卷七八《孔坦传》。元帝、明帝时当亦有募兵，不过难测数量多少。这种募兵大概不会是已著籍的流民。
① 流民帅中效忠而为朝廷信任之例，如褚翜从淮南受戴渊之遣赴王敦之难，遂为京师五校之一。苏峻之难，翜为侍中在成帝左右，有忠贞之誉。事见 《晋书》卷七七《褚翜传》。
① 征北指王导从弟王邃。《元帝纪》永昌元年十月“以下邳内史王遐为征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镇淮阴。”
① 本书撰写既竟，得见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的研究》（日本岩波书店1982年版），书中也注意到晋明帝听从郗鉴建议，召苏峻、刘遐援京师，依靠这些“北来兵团”平定了王敦之乱，并消灭了助王敦叛乱的吴兴豪族沈氏、钱氏势力这一事实（见该书第二二八至二三二页《北来流入兵团和王敦之乱》一节），但并未细究原委。川胜先生为日本研究六朝史富有成绩的学者之一，不幸于1984年逝世。
三 郗鉴与王导
（一）郗、王家族的结合
郗鉴在北时，曾受东海王越之辟；稍后，又受琅邪王睿委署。他与东海王越和琅邪王睿的这种关系虽然并不深固，但对于他的南奔却有直接影响。郗鉴过江，不负旧谊，除了效忠元帝、明帝外，对于昔日举主江统的后人，亦深相交结，尽力提携。郗鉴显达，辟江统子虨为司空掾，又请为司马；檄统次子惇为兖州治中，辟太尉掾。江虨亦曾与辅政的会稽王司马昱共荐郗鉴子愔。郗鉴对于居中枢之任的门阀士族，也力图多方联系。
郗鉴南来，以流民帅而得迅速进入建康朝堂，主要是得力于纪瞻。《晋书》卷六八《纪瞻传》：“时郗鉴据邹山，屡为石勒等所侵逼。瞻以鉴有将相之才，恐朝廷弃而不恤，上疏请徵之，曰：‘……伏见前辅国将军都鉴少立高操，体清望峻，文武之略，时之良干。昔与戴若思同辟，推放荒地，所在孤特，众无一旅，救援不至。然能绥集残余，据险历载，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但士众单寡，无以立功。既统名州，又为常伯，若使鉴从容台闼，出内王命，必能尽抗直之规，补兖职之缺。自先朝以来，诸所授用，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书为六州都督、征西将军，复加常侍；刘隗镇北，陈眕镇东。以鉴年时，则与若思同；以资，则俱八座。况鉴雅望清重，一代名器。圣朝以至公临天下，惟平是与。’”纪瞻力荐郗鉴“补衮职之缺”，其政治意向是希望郗鉴在王敦叛乱迫在眉睫之时站在晋元帝一边，抗拒王敦。其时戴渊以六州都督拥兵屯驻合肥，与屯驻淮阴的刘隗同为晋元帝所倚重。第二年，戴渊自合肥奉诏入卫建康，所率军队一触即溃，戴渊亦被王敦杀害。接着，郗鉴应徵自峄山南来，所率部曲即屯驻于戴渊刚刚撤离的合肥，填补了戴渊留下的空缺，郗鉴本人则拜尚书入官建康。这些当与纪瞻疏荐有直接关系。郗鉴虽有时望，但以流民帅而得入官建康，如果没有有力人物为之援引，是不可能的。
郗鉴孤身入建康事，还有值得分析的地方。合肥是当时军事要地，与建康为犄角，本不宜由流民帅入驻。郗鉴先是于“永昌初徵拜领军将军，既至，转尚书，以疾不拜。”领军掌宿卫之任，也不是远来流民帅郗鉴所宜领。所以郗鉴一到建康，就有转拜尚书之事，而郗鉴不会不懂内情，因而“以疾不拜”。等到王敦势逼，明帝才真正有了用郗鉴势力以为外援的要求，遂有对郗鉴假节镇合肥之授，郗鉴才有了回到他所统流民的驻地合肥的机会。可是，王敦又不愿接受这一于己不利的事实，上表以郗鉴回建康为尚书令。由此看来，郗鉴南来后得入东晋上层集团，虽经纪瞻荐引，毕竟还是有此一段若隐若现的曲折过程。其中关键之处是，从朝廷说来，郗鉴可为己用，但他毕竟是流民帅，必须小心谨慎对待，有所防范；从都鉴本人说来，他虽然可以在王敦之乱中为朝廷奥援，但不能脱离随他南来的兖州流民群体，否则他将失去资实，一事无成。
纪瞻是南士冠冕，对琅邪王司马睿立足建康，继承帝位，出力甚多，影响甚大。朝廷为了应付王敦之乱，以纪瞻为领军将军。他于宿卫六军中威望最高，六军对他敬惮祗肃。据《北堂书钞》卷六四引《晋起居注》，晋制：“领军闲无上直之劳，可得从容养疾。”其时纪瞻年迈在病，朝廷以之为领军，意在借重其威望而又得遂其闲养。王敦再逼京都，明帝请瞻“卧护六军”。而郗鉴适有都督从驾诸军事之命，宿卫六军除已知护军应詹、左卫庾亮在前应敌之外，其余部分当在从驾诸军之中。不过六军寡弱无力，真正起作用的，是以郗鉴密谋而得入援的流民帅。纪瞻对郗鉴的荐举，起了立竿见影的作用。
郗鉴南来，王敦再叛，政治形势非常微妙。原来王敦初叛，是在执政王导的默契下进入建康的，其直接目的是清君侧，所谓君侧，指明是刘隗、刁协、戴渊等一批王氏家族的仇人。《晋书》卷九八《王敦传》载王导遗王含书，有云“昔年佞臣乱朝，人怀不宁，如导之流，心思外济。”这是王导明确承认本与王敦同谋。据《晋书》卷六九《周传》，王敦初叛入京，杀周、戴渊，都曾咨之于王导。王导后来说：“吾虽不杀伯仁（周），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其实由王导而死者，不只周，还有戴渊。后来王敦再叛，以台中军情告王含者也是王导。上引导遗含书，一则说“得征北（王邃，王导从弟）告，刘遐、陶瞻、苏峻等深怀忧虑，不谋同辞”；再则说“导所统六军，石头万五千人，宫内后苑二万人，护军（应詹）屯金城六千人。刘遐已至，征北昨已济江万五千人。”与王敦、王含通关节的王导，却又是明帝所令征讨王敦、王含的大都督、假节。这就是王敦再叛时形势微妙之所在。王导所统六军，当即纪瞻“卧护”的宿卫六军，可知王导还拥有某种势力可以影响京师形势。而王导的六军，其中的一部分又正是明帝欲置之于郗鉴都督从驾诸军事之下的。由此可见，郗鉴与王导之间，也存在一种微妙关系。
其实郗鉴得以自峄山南来，王导就曾起过作用。据《纪瞻传》，我们知道，纪瞻在荐郗鉴疏的末尾赘言：“是以臣寝顿陋巷，思尽闻见，惟开圣怀，垂间臣导，冀有毫厘万分之一。”这就是说，郗鉴部众南来和徵郗鉴入朝诸事，还需要得到王导的首肯，否则不会被朝廷接纳。
微妙的关系，尖锐的形势，需要南来不久的郗鉴确定自己的政治态度，尤其是对琅邪王氏的政治态度。
从郗鉴尔后的行事看来，他的政治态度首先是支持东晋，不赞同王敦的无君之心。郗鉴由合肥入朝时，王敦截留之于姑孰，与论中朝人物乐广、满奋。郗鉴力言中朝愍怀太子之废、赵王伦篡立之时，乐广处倾危之朝不可得而亲疏，柔而有正；而满奋则是失节之士，不可与乐广同日而语。这就无异向王敦表明，自己不愿党同于王敦。其次，郗鉴也没有党同于戴渊之辈以与琅邪王氏为敌，宁愿折冲于士族诸门户之间，以求政局之稳定。后来他固辞卫将军军号，反映了他不愿凌驾诸士族的谦退立场。都鉴既不苟同于一方，就免不了在当轴诸士族之间时而与此、时而与彼发生矛盾。王敦乱平后，在应否追赠周札的问题上，这种矛盾一度表现得很尖锐。
义兴周氏是有名的“江东之豪”。王敦首逆，周札都督石头诸军事，开门应敦，使晋军败绩。王敦出于疑忌，又族灭周氏。王敦事平，周氏故吏讼周氏之冤，请加追赠，引起朝廷激烈争论，其意见备见《晋书》卷五八周札、卷六七郗鉴诸传。卞壶以札开门延敌，不宜追谥。王导认为“札开石头，忠存社稷，义在忘生”，与谯王无忌、周、戴渊等死难之臣一样，合乎人臣之节，应一例追赠，不应厚彼薄此。显然，王导是袒护王敦的。
都鉴议同卞壶，而与王导针锋相对。他说：“若敦前者之举义同桓、文，则先帝可为幽、厉邪！”由于王氏权重，朝廷竟从导议，而卞、郗之议不行。这场尖锐的论战，说明其时郗鉴、王导关系并不和谐，虽然这还不是当时政局的关键所在。
东晋政局，成帝即位（太宁三年，325年）后为之一变。成帝冲幼，王导、卞壶、郗鉴、庾亮等七人同受明帝遗诏辅政。接着，庾后（庾亮妹，成帝太后）临朝称制，庾亮居帝舅之尊，地位迅速上升，政之大要，皆决于亮。朝廷立即出现了庾亮与王导的明争暗斗，成为政局中的主要矛盾。都鉴处于这一矛盾之间，力求抑制矛盾的发展，起稳定时局的作用。
庾、王家族，早先在元帝、明帝时共同利益尚多，矛盾本来并不显著。元帝过江后未即帝位以前，有用申、韩以张皇权之意。《晋书》卷四九《阮孚传》：孚“渡江，元帝以为安东参军。……时帝既用申、韩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弃也。”案元帝为安东将军，在永嘉元年七月至五年五月（307—311）。据《元帝纪》，其时“王敦、王导、周、刁协并为腹心股肱”，所以“用申、韩”并非特意针对琅邪王氏。《晋书》卷七三《庾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