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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温辞不入都，有疏荐谢安、王坦之，见《桓温传》。这自然是故作姿态，以观王、谢士族的反应。疏有“皇子幼稚”之语，则知作于太子未立之时。传谓疏未及奏而筒文帝崩。
立太子，《简文帝纪》谓在乙未，《孝武帝纪》谓在已未。《通鉴》从《孝武帝纪》。己未在甲寅后五日，而乙未则甲寅后三十余日。如简文帝不豫在甲寅不误，则立太子事急，当以己未为允，简文帝之死即在立太子当日。简文病发甚猛，至死不过数日，宜一日有四诏，而桓温疏亦未及奏。
《通鉴》：遗诏“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又曰：“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自持诏入，于帝前毁之。帝曰：“天下，傥来之运，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专之？”帝乃使坦之改诏曰：“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
案：遗诏本敕温“依周公居摄故事”，见于《王坦之传》；又敕温可自取天下，见于《建康实录》卷八，最早当本之于《宋书》卷二五《天文志》三。这两层意思应当都包含在简文遗诏中，说明简文帝预见到桓温有篡夺的可能，又不希望果然出现这种局面，所以请求桓温以居摄为度，不要逾越。如果不能约束桓温，桓温篡取与否，就全在他自己了。
遗诏谓“天下，傥来之运”，“傥来”语出《庄子》，成玄英疏谓“意外忽来者耳”。简文盖以己之得立全出于桓温，予夺取舍，全在桓温之意。所以“傥来”与“君自取之”是互相照应的。
《通鉴》把“君自取之”与“居摄”二事用“又日”相连，说明均为遗诏之文，是正确的。《晋书·王坦之传》和《建康实录》则各录其一，都不全面。王坦之改诏，把“君自取之”和“居摄”二事都去掉，改用“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对桓温的一次重大打击。《桓温传》说：“温初望简文临终禅位于己（案，这就是桓温废海西公、立筒文帝之意，也就是简文帝对桓温所说‘君自取之’之意），不尔便为周公居摄。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愤怒。”桓温不满足于诸葛亮、王导地位，知道这是门阀士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作梗，与弟桓冲书曰：“王、谢处大事之际，日愤愤少怀”云云。
遗诏是简文病后“一日一夜频有四诏”之外的又一诏，未发而毁，由王坦之改作，可见其时官中惶恐勿遽之状。
魏晋以来，帝王（或实际上是而名义上尚不是的帝王）托孤时任臣属自取天下，简文帝此诏以前尚有两见，一为刘备，一为孙策，都是创业伊始，局势未稳之时的事。《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刘备病笃，谓亮曰：“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托孤语，盖效法孙策托孤。《三国志·吴志·张昭传》注引《吴历》：孙策临终，以弟孙权托张昭日：“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刘、孙二例虽各有其历史背景，要皆是君臣肝胆相照之词，与简文帝之被迫作此表示者，情况大不一样。
《通鉴》：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当须大司马处分”。尚书仆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马何容得异？若先面谘，必反为所责。”朝议乃定。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案：事本《王彪之传》。群臣未敢立嗣，须桓温处分者，就是等待桓温作出是否自取的决定，桓温不取，太子始得即帝位。王彪之为仆射，不当预草诏机事，但处朝班权贵之列，故得显言于朝堂，意在释群臣之惑而坚立嗣主之心。立太子、遗诏、帝崩三事均在一日之内，群臣知诏之所立而又不敢奉诏行事，足见桓温权势之重和群臣的畏惧之心。不过其时京师宫省之变，变在须臾，而无论是在官省或在朝廷，桓温党羽曾无一人参与机事，因而桓温在此数日之内反而处于被动地位而受制于士族王、谢。这种情况的出现，归根到底是桓氏地望不高、门户不强所造成的，桓温亦莫可如何。枋头败后桓温气势有所衰降，不敢贸然行事，也是原因之一。
《通鉴》：崇德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谅，令温依周公居摄故事，事已施行。王彪之曰：“此异常大事，大司马必当固让，使万机停滞，稽废山陵，未敢奉令，谨具封还。”事遂不行。
案：事见《王彪之传》。桓温居摄之议一发于简文帝而见阻于王坦之，再发于崇德太后而见阻于王彪之。彪之在外朝，不奉崇德太后令，具封还内请停，其事与王坦之以侍中于宫中毁诏相类，只不过一在内，一在外而已。王彪之曾反对以桓温弟桓云为豫州刺史，又为桓温废海西公事定礼度仪制，可见他对桓温态度是有违有从，犹豫不定，此时以太原王氏、陈郡谢氏态度明朗，所以王彪之也坚定了抗拒桓氏的立场。不过琅邪王氏地望虽高而人才凋落，不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那样方兴未艾，具有影响政局的更大潜力。其时习称的王、谢之王，并不是指琅邪王氏而是指太原王氏，这是值得注意的。
以上就是简文帝遗诏问题的始末。据此可知，遗诏问题中涉及桓温，实际上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桓温自己希望简文帝禅位给他，但惮于士族王、谢而不敢强取。简文帝料到其身后桓温有篡夺的可能，于是有“君自取之”的话。但是简文帝却亟不愿发生这样的事，因而有第二种意见，即予桓温以周公居摄之位。桓温依周公居摄，这可说是司马皇室的意见，简文帝遗诏，最初是这样写的，太子即位以后崇德太后令，也是这样写的。居摄者代替皇帝执行权力，但皇帝成年后应当“复子明辟”。这是司马皇室在不移晋鼎条件下，给桓温最大的让步。第三种是王、谢士族的意见，他们既不允许移鼎，也不同意桓温居摄，只同意桓温按诸葛亮、王导故事行事。尽管这时桓温掌握军事优势，但是政治优势却在王、谢一边。桓温终于不得不接受这种裁决。简文帝死后数月，宁康元年（373年）二月，桓温由姑孰来朝，本有诛王、谢，移晋鼎的打算，但是格于形势，未敢下手，只就前一年冬所谓彭城妖人卢悚率众突入殿庭一事穷加究治，此年稍后，桓温病，病中犹讽朝廷求九锡，谢安等延宕其事。七月，桓温死。
自桓温废海西公而立简文帝，到简文帝临终遗诏，到桓温之死，其间一共只有一年半的时间。这是激烈的权力之争的一年半，是朝野鼎沸的一年半，是晋室不绝如线的一年半。我们归纳史实，可以看到如下一些现象和问题：
一皇权的最低点 皇位的一废一立，全凭桓温一言定局，被废的海西公无可奈何，被立的简文帝也无可奈何。简文帝手诏报桓温诛武陵王晞之请中有言曰：“……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意即由桓温任意选择皇帝，包括桓温自帝。所以简文遗诏中有“君自取之”之语，是不足为奇的。皇权降至这样的低点，比半世纪前王敦兵入石头时晋元帝所作“如其不然，朕当归于琅邪，以避贤路”语时犹有过之。
二门阀士族权力的最高点 桓温篡晋积谋甚久，终未成功，不是军事力量不够，不是皇室反抗，而是几家门阀士族作梗。他们在内外军权全归桓氏、皇室完全屈服的情况下，凭借社会、政治影响，勉力抵拒，挫败了桓温，扭转了形势，从而使晋祚延长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也使司马氏与士族共治的局面延长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东晋士族历来反对他们中的任何一家独揽政权，取代司马皇室地位。但是在关键时刻士族纯粹以其联合的政治力量，用和平手段抗拒军权，并战而胜之，这还是第一次。
三王、谢将执政柄 王、谢士族以其力抗桓温，挽救晋室之功，必将得到政治报偿。按东晋门阀政治的常规，孝武一朝政局的关键将操于王、谢之手，这一点是可以预料的。特别是陈郡谢氏，其门户中尚有人物可以承担这种任务，比太原王氏更有优势。
四司马氏皇权或者振兴，或者消灭，不能原封不动 东晋皇权如此低落，继起的孝武帝如果不思振作之策，晋将不晋，可以断言。辅政的王、谢如果不走桓温的旧路，就应当帮助孝武帝振兴皇权，否则就不能维持各家士族的平衡存在，因而也不可能有比较稳定的门阀政治的继续。孝武帝即位在童稚之年，却一改简文帝玄风御世之习，讲《孝经》，览典籍，延儒士，这些都是谋求皇权振兴的迹象。促进皇权振兴的主要人物，是主政的陈郡谢氏谢安。太原王氏登用于朝的人物也不少，起着羽翼司马皇族的作用。王、谢二族的政治作为，是门阀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继续。
五道教势力参与政治活动 道教徒卢悚率众三百人，诈称海西公还，攻入建康殿庭，略取库兵一事，客观上增加了王谢抗拒桓温的效果。建康的内应是严重问题，所以桓温在事后还须赴京师严加究治。卢悚事震动宫省，影响很大，二十余年后的道教徒孙恩、卢循起事，与此不无关系。道教徒卢悚起兵，针对桓温：道教徒孙恩起兵，针对司马元显，各有所指，看来与门阀政治无涉。但是从东晋门阀政治的整体看来，这些都是低级士族反对当权门阀士族的一种行动方式，是东晋门阀政治面临的一种重大挑战。
未了，我还要对桓温这样一个既有大功大勋，又是大奸大慝的历史人物，说说自己的意见。
对于桓温其人，史家见仁见智，议论很不相同。其一，主要从对晋室的忠奸立论，贬斥桓温的个人野心。《晋书》以桓温与王敦二传同列一卷，即属于此。这种见解，历来支配史界，现在的影响已经不大了。其二，主要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