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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元五年
五月 以盱胎君川战功，拜谢安为卫将军、仪同三司，封建昌县公；谢石封兴平县伯；谢玄封东兴县侯。《世说新语·方正》“韩康伯病，拄杖前庭消遥。见诸谢皆富贵，轰隐交路，叹曰：‘此复何异王莽时？’”案，谢石，谢玄受封，本传皆失载年月，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推定当与谢安同时，并谓韩康伯之叹即指三谢同时受封事，近是。前秦平苻洛、苻重之叛。
六月 前秦以苻融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等。
七月 前秦分氐户散居方镇。
太元六年十二月至七年九月桓冲在荆州，与前秦军有战事，或守或攻，小有收获。前秦以苻融为征南大将军，筹划攻晋。前秦吕光出征西域。
太元七年
十月 苻坚朝议南侵，反对者多以晋有谢安、桓冲，不可轻侮为言。权翼曰：“谢安、桓冲，江表伟人，君臣辑睦，内外同心。以臣观之，未可图也。”
太元八年
五月至七月 桓冲率众十万攻秦襄阳，分遣刘波等攻沔北诸城，杨亮攻蜀，郭铨攻武当。前秦苻睿、慕容垂众五万救襄阳，张崇救武当，张蚝、姚苌救涪城。苻睿军于新野，慕容垂军于邓城，又次沔水，桓冲退屯沔南。据《孝武帝纪》，此次军事行动持续至本年七月。这是桓冲在淝水之战前夕为了减轻建康压力而采取的一次大规模策应行动，使苻坚南侵之师疲于奔命。而据《刘牢之传》，广陵相刘牢之亦于此时遣宣城内史胡彬率众向寿阳，以为攻襄阳的桓冲之军声援。权翼所说东晋“内外同心”，彼此呼应，是有一定根据的。
七月 桓冲表请以妻之季父①琅邪王荟补江州刺史，谢安欲以谢代之。桓冲怒，自领江州。这透露桓、谢在井御前秦之时，并未完全消除士族门户之间的矛盾。权翼言东晋“内外同心”之说，意义似亦有限。此事委曲，附考如下。
《桓冲传》冲“表……寻阳北接强蛮，西连荆郢，亦一任之要。今府州既分，请以王荟补江州刺史。诏从之。时荟始遭兄劭丧，将葬，辞不欲出。于是卫将军谢安更以中领军谢代之。冲闻之而怒，上疏以为文武无堪，求自领江州。帝许之。”案所谓“府州既分”，指江州刺史府与都督府分治之事。桓冲都督七州诸军事，江州包括在内，此时江州刺史不带都督江州诸军事衔，领州而不领军府，即所谓单车刺史①。桓冲原以子桓嗣为江州刺史，至是欲以王荟补之。王荟既为桓冲戚属，又以恬退为志，桓冲自然放心，并可借以联络琅邪王氏。中领军谢，当即《孙恩传》中的“会稽内史谢”。据《宋书》卷六四《裴松之传》，为会稽谢氏而非陈郡谢氏。谢安与谢有何种关系，虽不可知，要当桓、谢各以己之亲信争夺江州刺史，与四十年前庾怿、王允之竞夺江州，多少有些相似。史传多赞扬桓、谢共御外侮，《通鉴》为此甚至不录桓、谢各以王荟、谢竞夺江州之事，掩盖门阀政治所特有的门户利益的矛盾，这种矛盾虽在非常时期亦不泯灭。《世说新语·尤悔》谓桓冲闻淝水大捷，发病死，“谈者以为此死，贤于让扬之荆。”谈者之论，未得确解。我以为其意在说明，如果桓冲不死，桓、谢矛盾在淝水大捷之后终将爆发而为大乱，因而桓冲令誉也就难得保持。桓冲死，保全了令誉，也使桓、谢矛盾暂得缓和，所以说此死贤于让扬。
八月 前秦大发兵南进，遣苻融、张蚝、慕容、慕容垂等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陷寿春。东晋以谢石为征讨都督，谢玄为前锋，督谢琰、桓伊等拒之。
九月 桓冲以精兵三千援建康，为谢安所拒。东晋以琅邪王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案，前此谢安以中书监录尚书事。强敌入境，正需君臣辑睦之时，朝廷忽然以年方二十的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可知权翼所谓东晋“君臣辑睦”也不全确。录尚书六条事始于刘聪时。万斯同《东晋将相大臣年表》以为太元八年九月司马道子受录而谢安未尝罢录，所以是司马道子与谢安共录尚书事，至十年八月谢安死为止。案此说有理。《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尚书条引东晋康帝时何充让录表，谓成帝咸康中分置三录，“王导录其一，荀崧、陆晔各录六条事”，此当即所谓分录、共录或参录。《晋书》卷六四《司马道子传》谓道子“少以清澹，为谢安所称”云云，所以道子录六条事可能出于谢安所荐。谢安荐道子，盖以避猜忌而图邀信于朝野。此是谢安作为政治家的高明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谢氏拥重兵而居嫌疑地位，众口铄金，才不得不出此以明志，这终究是预伏着的矛盾。淝水战后，谗毁顿起，矛盾就尖锐化了。
东晋自从“王与马共天下”以来，每当一个士族权势鼎盛，必有另一门户俟隙而起，制约它然后取代它。孝武帝太元年间有可能居中制约陈郡谢氏的门阀士族，只有太原王氏。太原王氏家族在王坦之之后一无功业，二无人才，但是可以以外戚地位对孝武帝和司马道子施加影响。司马道子与谢安共录尚书事，就是一个信号，虽然暂时还只是一个微弱信号，表明在南北关系日趋紧张之际，新的一轮斗争，以太原王氏与司马氏的皇权、相权为一方，以方兴未艾的陈郡谢氏为另一方，正在充实势力，逐步展开。这一矛盾，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里看到它的发展。
十月 慕容垂拔郧城。案慕容垂五月救襄阳，八月属苻融前锋军在寿春，至是又临荆州，拔郧城，数月之间，奔驰于东西战场。这可证《晋书》卷一二三《慕容垂载记》所说的垂“所在征伐，皆有大功”之说不诬，亦可证东晋军东西策应以调动前秦军的策略奏效。郧城之战发生，或许也是桓冲的又一次策应之举。慕容垂在郧城屯驻，故不预淝水之战而得以保全部众。淝水战后苻坚败退淮北，投慕容垂军，可见慕容垂在淝水战争进行中复东驰次于淮北。又，慕容本来也在苻融前锋军战斗序列之中。《慕容载记》谓为平南将军，别部都督；《苻坚载记》又谓“初，慕容屯郧城”，淝战后“弃其众奔还”云云。大概慕容与慕容垂同属前秦军别部，受命相继自淮南奔赴郧城，后来垂东驰至于淮北，而留为郧城守，淝战后始北遁。由此可见，这一支数万之众的鲜卑军队是前秦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苻坚所倚重。前秦臣僚王猛、苻融虽然屡以慎重对待为言，要苻坚多加警惕，但苻坚不为所动。论者多认为苻坚淝水之战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前秦军队中鲜卑慕容氏和羌人姚氏的反对促成的。我认为战略上似可作此分析，战役上却并非如此。因为战役过程中鲜卑慕容垂和羌姚苌及其所率军队都不在淮淝战场；而且苻坚在淮淝战败后由于获得慕容垂的助力，才得以于洛阳收聚离散十余万众，作为恢复的基础，所以不能说淝战之败是由他们促成。也许其它民族因素起着这种作用，但不是慕容垂、姚苌。至于苻氏前秦政权最后覆亡，则确实是亡于鲜卑和羌人之叛。
十一月 淝水之战。关于此次战争，只须补充指出如下现象。淝水之战是在陈郡谢氏诸兄弟迭为州将的豫州境内进行，东晋的指挥者是谢安、谢石等人，主力军是谢玄所组由谢氏豫州旧将刘牢之率领的北府兵。淝水之战与谢氏家族关系如此密切，以致于谢安在战争胜利后处于功高不赏的地位。由于战后南北矛盾大为缓和，南方内部矛盾有激化的可能性。因此，谢安的功臣地位反而给谢氏家族带来了某种不安。
出于这些复杂的原因，朝廷没有及时地对参战将士论功封赏。或许谢安本人也不愿朝廷颁赏，以免自己成为其时众目所视的政局焦点。直到谢安死后二月，始“论淮淝之功”，封赏有差，见《晋书》卷九《孝武帝纪》，时距淝战之捷已近二年了。据《南齐书》卷二二《豫章文献王萧疑传》，沈约曾谓谢安“有碑无文”，以为是由于“时无丽藻”。沈约盖因推辞为萧嶷制作，碑文而有是言。但是我认为以此解释谢安有碑无文原因，恐不符合实际。唐代李绰《尚书故实》：“东晋谢太傅墓碑，但树贞石，初无文字，盖重难制述之意也。”①谢安生前处境困难，其事难以用言词表述。这种解释，我觉得比“时无丽藻”要实在得多。《晋书》卷九一《徐逸传》：“及谢安薨，论者或有异同”云云，可见谢安死后，烦言尚在传播。
太元以来至淝水之战，大事的诠释至此为止。
淝水战后南方内部矛盾复杂。一为上下游即桓氏与谢氏的矛盾。这一矛盾，由于太元九年桓冲死后谢安未并吞其地境，而以桓豁诸子以及桓伊分督荆、江、豫州，妥善解决，“彼此无怨，各得所任”（《谢安传》）。另一矛盾，即司马氏与谢氏的矛盾，在淝战前夕以司马道子与谢安共录尚书事而微有暴露。淝战后久不封赏，较明显地暴露了这一矛盾。加以谗毁迭起，谢安越来越不能自安于中枢职任，不得不于太元九年八月自请北征，并于十年四月出居广陵，八月死。司马道子遂得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完全排除了谢氏在中枢的存在。这样，谢玄也不能自安于北府之任，加以北伐失利和疾病的原因，于太元十二年正月退就会稽内史职②，十三年正月死。《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载其《山居赋》自注曰：“余祖车骑（玄）建大功淮淝，江左得免横流之祸。后及太傅（安）既薨，远图已辍①，于是便求解驾东归，以避君侧之乱②。废兴隐显，当是贤达之心。故选神丽之所，以申高栖之意。经始山川，实基于此。”据此可知，谢氏始宁山居，当始创于此时。这是陈郡谢氏家族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
谢玄解驾东归以至于死，标志着谢氏门户越过了其发展的顶点。从此以后，谢氏家族再未产生真正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