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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林在哪儿称赞文化的进步，米尔斯就在哪儿哀叹文化的衰落，哀叹政治话语沦为口号和牙膏广告。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读牛仔故事，而决定性的政府决策是由一无所知的专家所作的。1955年米尔斯反驳道，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尖锐的反对意见听不到了，知识分子都拥有一种“新的、保守的绅士气派”。他们不是指责平庸和没有思想，而是欣赏他们新的社会地位；不是充当“社会的道德良知”，而是把繁荣和正在发展的文化混为一谈。米尔斯把特里林称为众多屈从于这种混乱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米尔斯的言论使特里林不满，他起而反驳，发表了一系列的评论并以与米尔斯私人关系的破裂而告终。特里林解释说，他只是在揭示知识分子的新的社会地位，而不是在赞美它。“我只是试图使人们注意到形势要求广大人民接受知识熏陶……所有这些人……都感受到了思想的傲慢……一种文化的革命已经发生了……这场革命带来了许多修正和改进的可能。”
坚强不屈的米尔斯回答说，特里林混淆人文知识分子和明显走红的政策专家之间的本质区别。谈到美国文明从属于“精神、趣味和敏感”就离题太远了。特里林本应该强调专家和顾问的统治，而这却不是“你的文章的主旨”。
在话语特征和气质方面，米尔斯属于和特里林（还有霍夫斯塔特）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从战争结束到离开人世，他一直指责那些为了薪水和地位出卖伦理道德和想像力的知识分子。“美国的知识分子，”他在1944年写道，“正因为人类面临着势不可挡的失败而悸动不安，”这是一种他们通过“紧张工作和自我欺骗”来掩盖的形势。
米尔斯的《白领》（1951）继续鞭挞教授和知识分子。“才华横溢、精力充沛、富于想象的人们”没有被拉到大学里去。大学也没有“助长独立的精神，就更不必说创造出什么独立的思想了”。教授是“三六九等中处于底层的一员，因为其中产阶级环境和将思想生活从社会生活中疏离开来的做法，教授几乎完全成了一个封闭体……平庸的人制定自己的法则，确立自己的成功偶像”。知识分子中更大一部分人情况并不及这些教授；他们为了行政和个人的成功抛弃了政治。“知识分子丧失意志，甚至丧失思想”，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政治上的失败和激进党派内部的堕落”。他们已经接受了他们在国家或媒介科层化机构中的职位，尽管有时他们也为此而感到悲哀。”
米尔斯在向霍夫斯塔特征求对《白领》的看法时，发现他的这些攻击性的宣传激怒了霍夫斯塔特。霍夫斯塔特写信给米尔斯谈道，“你过分地憎恨白领阶层了，完全是太过分了，也许你是用某种偏激的方式来看待他们的……假如情况果然像你所说的那么糟——我是表示怀疑的——那么用一本书来进行分析和力求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时，为什么就不能给一点怜悯和温情呢？”“你过分地憎恨白领阶层”的评价伤了他与米尔斯之间的和气，这个评价要求他对白领工人、教授和知识分子做出更为明智和审慎的评价。
里查德·霍夫斯塔特（19161970），在50年代的争论结束时做出了适当的贡献，他是一个勤奋的、有思想的历史学家；他因《改革时代》（1955）和《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1963）两次获得普利策奖。他所做的大量的工作都是对朴素的自由主义的挑战。他在最后一批著作的其中一部中解释道，“我们当中那些在大萧条时期和二战时期成长起来的人，再也不能和那些充分享受美国自由主义的进步作家抱有同样单纯的信念。我们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更为复杂和恐怖的世界里。”
霍夫斯塔特和米尔斯同龄，出生在纽约布法罗，在1937年搬到纽约市并和纽约知识分子有关联之前，他在布法罗大学主攻历史和哲学。他的好朋友艾尔弗雷德·卡津回想起在他的“第一个”纽约公寓拜访他的情景。“他看上去好极了，生气勃勃、强健有力，具有来自布法罗大学的学生那种明显的口音。”霍夫斯塔特和他的妻子菲利斯·斯瓦多斯一起加入了共产党。根据最近一项报告，这表明他的“对麦卡锡主义的谨慎的反应”。随着进一步对劳工阶级以及苏维埃联邦祛魅，霍夫斯塔特和其他的纽约左派重新审视了美国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地位。
他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总结了以往对知识分子的讨论，认真地在接受和反对之间选出一条道路。他的书是一本“个人的书”，是对〃20世纪50年代政治和思想状况”的回应。麦卡锡主义和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彻底击败阿德莱·斯蒂文森，使美国社会特有的反智主义得以恢复。霍夫斯塔特写道，重新审视的时机成熟了，因为约翰·肯尼迪的总统权位正在埋葬反智主义。“假如说在麦卡锡主义甚至在艾森豪威尔当局中存在公共生活中的知识分子遭遇令人恐怖的末日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如今华盛顿对哈佛大学的教授和前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再次变得如此友好，表明这已不再可能了。”
这本书的结尾对当前的争论作了一番总结性的论述。“20年的令人幻灭的经验”明确而有力地指出了“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对疏离的错误崇拜思想，这种疏离曾经是道德和政治上的律令。然而，霍夫斯塔特在60年代早期写作的时候观察到由“正在兴起的一代”那些持异议的作家带来的“对疏离的老承诺”的复兴。“当迫切需要……知识分子作为民族自我批判的独立资源时，美国吸纳了知识分子，”持异议者对这一事实做出了回应，他们“有充足的理由”指出，美国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需要富有生气的批评家。
霍夫斯塔特对欧文·豪在10年前写的一篇题为《从众的时代》（1954）的文章进行了鞭笞，这篇文章可能是20世纪50年代对独立的知识分子的经典陈述。霍夫斯塔特把它称为“左派知识分子的宣言”。像米尔斯一样，豪也反对特里林对知识分子的新的威望和尊严的称赞。豪认为“波西米亚生活方式的瓦解”加速了知识分子的依从性，他说，“在青年作家曾经共同面对世界之处，现在他们沉沦于郊区、乡村别墅和大学城。”大学“吸收”知识分子意味着“他们不仅失去了传统的反叛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不再发挥知识分子的职能”。
豪强调陈述了以下事例：
大学仍保证自由的意识形态，而且许多教授努力地并真诚地靠这种意识形态生存。假如知识分子不能离开工作和亲戚而独立生存，那么学院通常是他们最适宜去的地方。但是，任何一个能真切地感受到文化生活一直和可能仍是什么的人，都不可能接受学院是有才之士天然家园的观念。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豪自己也被置于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独立的知识分子和教授。他在自传中解释道，“到了50年代初，在纽约开始有了这么一种说法：找到这样一种工作或许是有可能的——我知道没有人把它看作是一项事业——那就是在大学教书。”尽管他们没有高级的学位，也没有大学的奖学金，豪以及其他的文学人土都被正在扩张的大学恳请去教书。布兰代斯大学提供给豪的职位是难以被拒绝的，豪对许多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涯作了一番分类——因为它意味着“一个稳定的工作”，而且也意味着摆脱“我为《时代》作的那些令人厌倦的评论”。
在他的书中，霍夫斯塔特十分高兴地把豪称为教授，因为到了1963年，这位独立的批评家已经成为他早已警告过的画地为牢的教授。“霍夫斯塔特并不与像豪这样的“疏离的预言家”为伍，这些持异议者用“最大可能的否定主义”来衡量知识分子的美德。他们相信知识分子的责任不是“对社会进行启蒙，而是提出批判社会的主张”。
持异议者被迫变得“声音尖锐”——或更糟；霍夫斯塔特用了像“道德虚无主义”、“浪漫的无政府主义”、“青春期的反叛”这类术语来影射诺曼·梅勒以及垮掉的一代。他嘲笑这样的信念，即认为创造性需要波西米亚群落，或认为“被认可的机构”损害了有识之士。把知识分子加人现存机构指控为背叛，这曲解了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成功的诱惑和崇尚孤独之间，存在着的是一种“个人的选择”。霍夫斯塔特提出这样的告诫：知识分子应该既不成为“仅仅和权力相关的专家”，也不要成为“情愿疏离”的批评家，这些批评家“更为关心的是保持他们自身的纯洁感，而不是使他们的思想观点产生效用”。霍夫斯塔特在他的书的结尾里，礼节性地称赞了因“自由的社会”而成为可能的“知识分子生活的多样性”。他只是担心，“思想单一的人”有可能统治未来。
霍夫斯塔特的结论有一种负责的、审慎的语调：权力的仆人和疏离的预言家同样威胁到多元论的共和党的利益。然而，简单地折中调和有时会产生误导。霍夫斯塔特不是一个有着简单信念的简单的人。假如他是一个像卡津在《纽约犹太人》中所说的“隐蔽的保守分子”，那么他也是一个暗藏的激进分子。甚至在他和米尔斯的关系恶化以后，他仍然审慎地表示了对米尔斯的立场和努力的认可。
霍夫斯塔特对《权力精英》（1956），也就是米尔斯对美国社会权力的集中所作的道德的和政治的控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但他补充道，米尔斯是自凡勃伦以来的第一个直率的社会学家。霍夫斯塔特在这篇未发表的评论中写道，“勇敢地试图在这危险和自满的时代以一种明显的反叛的立场面对社会的重大问题，一个美国大学教师所持的这种观点本身就是值得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