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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分门别类地进行论述——波西米亚、知识分子、几代人、文化生活。但我并不想竭尽全力地作一些界定。太多的定义、太多的谨慎会消灭思想。当代的分析哲学为创建健全的概念方法努力了几十年，却无法产生思想。它那苍白的实例记载当然不能避免毫无根据的判断。我相信，认真细致地考察，我们可以了解过去几十年、几个时代的一些情况。
因为我探究的是青年知识分子的著述，有时可能显得不太礼貌，而且我论争的是大学对文化生活的冲击，所以我必须申明：我不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写此书的。当我说“他们”或“年轻的知识分子”的时候，我是指“我们”，我研究“消逝”的一代，事实上也在探讨我这一代人。当我对学术成就提出质疑时，我也在检讨我朋友的及我自己的著述。我已经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在一个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书。我常阅读一些学术专论和期刊。我热爱大学图书馆，那没有尽头的书架和宽大的期刊阅览室都使我心往神驰。我已经任教于好几所学院。我决不想把自己假扮成一个不同凡响的人。我对消逝的知识分子的批判也是一种自我批判。
然而，我还是要补充一点，我不是一个完全的学术圈内的人。十几年里，我已经游走于七所大学并涉猎了好几门学科。我不只一次地想做一个自由撰稿人。也许我还得申明，这本书的撰写既无基金支持，也没有大学的资助；我不会感谢那些研究助理和研究生，也无需感谢未曾给予我支持的这个或那个高级研究中心。
冒着作虚假宣传的风险——自称什么事物比其本身更有争议性——我要申明：大概不会有人完全赞成这部书中的观点。它破坏了传统的忠诚。我的朋友们，我们这一代，还有我自己，都不是英雄，但也不是牺牲品。我赞美年轻的左派知识分子，我相信他们已。经放弃了很多。我将老一代知识分子作为衡量的尺度，他们的工作是我经常批评的；我看中保守的知识分子，他们可贵的生机掩盖了没精打采的虚伪和冲突。如果尚未思考就赞誉朋友和现成的观点，思想就凋谢了。
最后我要申明：书名，“最后的知识分子”，我故意用这个含混的字眼——它指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代，也指刚刚过去（好比去年）的一代，暗示不久将出现的另一代人。我既不抱乐观的态度去写，也不作为一个纯粹的观察家去写。正当我完成这部书的时候，已经有大量的书在各地涌现，每一部都是对一门学科的挑战——像《政治学的悲剧》、《经济学修辞》、《国际研究和学术事业》，还有《60年代以来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这些著作并没有坚持一种单一的立场，但它们显然不满于过分的专业化；在我看来，这里面暗含着一种也许是姗姗来迟的重建公共文化的颠覆性力量。
还有其他一些迹象。有一种东西困扰着美国的大学，或至少是大学教授：这就是厌倦。一代知识分子在60年代中、后期进入大学，那时校园里生机勃勃；今天，这些教师们即使不是垂头丧气，也是一脸倦容。一项报道表明，学院和大学的教授们为近40％的人已经或打算离开学术界而“深感烦恼”。这种潜在的不满可能已经呈现出来，重新和公共生活联接起来。保守派注意到并惧怕这一点；因此他们继续对想象中的来自大学的威胁不断攻击。我认为他们错了。但是，我希望他们是对的。
第一章 消逝的知识分子？
走进一个熟悉的房间同时识别一个新的物件——一盏灯，一幅画，一面钟——这是一种日常经验。但走进一个熟悉的房间并立刻指出最近刚搬走的东西就很难做到了。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能轻而易举地发现添加了什么，却不太容易注意到“减少”了什么，比如物体和声音的消失。几个星期、几个月或者几年过去了，我们都没意识到它们已不复存在。也许，有一天一进屋我们便感觉到一种说不清的不适：什么东西消失了，可那是什么呢？
本书讨论的是文化中的一种缺失，即年轻人声音的缺失，或许是一代人的缺失。少数——极少数——在35岁甚至45岁以下的对社会有重要意义的美国知识分子已经很少引发什么评论了。他们之所以容易被忽视，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缺席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长时间、慢慢消失的；而且一去不复返了。这已为时晚矣——这代知识分子已老朽得无法出场了。
这是一个过去几乎没有讨论过的问题，如今却激起了热烈的反应。作家和编辑退却了，他们好像受到了侮辱。今天的青年作家——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朋友——难道不如过去的作家那么有才华和魄力吗？被激怒的教授们列举出了在他们的领域引起轰动的知识分子少壮派。左派人士退却了，他们认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他们带着怀旧的心情谈论着即将成为历史的那一代人。那些20世纪60年代涌现的年轻激进分子，难道不如过去的激进分子光彩照人，甚至队伍更壮大吗？最近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刊登的献给纽约知识分子的一曲挽歌，激发了一些愤怒反响：知识分子的生活正在纽约以外的地方日益兴盛；没必要为曼哈顿知识分子的衰落感到惋惜。60年代使他们过早地衰老并退居二线。这没什么不好。
这是黑暗中的啸鸣。我一开始就应该说明：说到消逝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中伤某一个具体的人。这里不涉及个人的正直和才华；也与任何具体的作家和艺术家无关。很多复杂的因素都在整整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打下了烙印；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努力想唤起、激活他们枯竭的生命，可是我们都失败了。然而，比起这个有趣的发现，还有更多关系重大的问题；公共文化的活力才是问题所在。
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论题，至少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问题。有关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和激进主义甚至自由主义的消亡已经谈得很多了。当然，新保守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和激进主义的衰弱是和政治现实的变化相对应的。新保守主义分子在白宫用膳；他们受到公众的青睐、承认，并受到了政府的支持，
我这么说也许会让人满意——此书旨在对知识分子的生活做一个全面的解释：年轻的知识分子，总的来说比新保守主义分子更激进，他们常常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被忽视；他们和时代不合拍。也许。但这么说可能又让人费解。和50年代相比，左派已经很活跃。马克思主义教授们在各地授课；激进分子发表无穷无尽的言论；更广大的左派几乎不怕麦卡锡主义的压制。然而，年轻的左派知识分子似乎在公众中消失了。为什么？政治现实不容忽视，但更深的思潮——社会的和经济的——也影响着知识分子的生活。
一代知识分子是“看不见”了，下这么一个结论是困难重重的。人们似乎接受了“媒体”——报纸、书评、电视问答节目——的评判并信以为真；这有混淆事物的现象和本质、混淆电视曝光和知识分子真正的影响力的风险。媒体几乎不可能做一个客观中立的旁观者；它一向趋附于金钱、权力或戏剧性事件，而对无声的才华和创造性的工作无动于衷。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来，作家们、评论家们就曾谴责出版社歪曲了文化生活。公共领域比起市场来讲，更少自由市场的观念，它显现出来的只有市场的力量。
如果我说得不错的话，那么我的观察判断很容易变为一种陈词滥调，也就是说，统治的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研究沦为经济学。包含书籍、文章、杂志、讲座、公共讨论，或许还有大学授课在内的知识分子生活，显然从属于市场和政治势力，但不能缩减为仅是市场和政治势力。网络电视或全国新闻周刊对文化生活的冲击也不能低估；然而，这些还不是我研究的全部内容。事实上，城市的重建，波西米亚生活方式的结束，大学的膨胀：这一切也都给文化增添了活力。它们理所当然地也都是我研究的重要主题。
我关心的是把普通的或有教养的人当作听众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和思想家。显然，这就排除那些其作品太专业或太深奥而无法被公众接受的知识分子。有人认为，当公共文化衰退时，那些不被公众接受的知识分子——“私人知识分子”——就会茁壮成长。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神话。“私人的”和“公共的”脑力劳动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至少可以说：它们之间有一种共生的关系。那些伟大的人物，从伽利略到弗洛伊德，他们并不满足于“私人的”的发现；他们寻找并发现了公众。如果他们距离我们太遥远，太高不可攀，那么就拿最后一代美国知识分子来说，毫无疑问，他们也还是拥有公众；而后继的一代就做不到了。
当然，就现在的情况来说，我们也许不会拥有公众了。公众在最后的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里已经发生了变化。曾经抢购托马斯·潘恩的小册子并为他的演讲喝彩，或是站上几个小时听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辩论的公众如今已经不存在了；当公众越来越喜欢电视的时候，他们关注的范围便缩小了。爱读书的公众也许再也没有了。如果说一代年轻的知识分子缺席了，那么，那些消逝的听众有可能会说明为何如此。
这是真的，但又不是全部的事实。读严肃书籍、杂志和报纸的公众已经不多了；但并没有完全消失。从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到丹尼尔·贝尔，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写作还能诱发人们的兴趣和讨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