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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坚持其作为持异议的思想家的避难所的辉煌的历史而建立的新校有可能得到一个教训。当学术自由屈从于专业化时，学术自由便成了纯粹的空谈。
五
到60年代初期，麦卡锡主义已经奄奄一息，大学也不再惧怕敌对的政府和敌对的政治气候。相反，高等教育正日益兴旺并充满自信。人口统计是这段历史的一个部分：新的战后家庭的孩子们组成了一个比前辈更庞大的人群。出生高峰期的这代人以前所未有的人数进入大学。几乎所有的统计都清楚地表明了绝对和相对的增长：不仅1960年上大学的青年要比1900年多数百万，而且高中毕业后继续上大学的青年的百分比也稳步上涨。1900年，大学全然是精英们的事，在18至22岁的人中大约有4％的人能上大学；而到60年代末，18至19岁的人中有50％的人进入高等教育系统。
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以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向大学投入了大量的经费；仅仅10年（19601970）之久，一些州（例如，纽约和马萨诸塞州）把教育经费增加了六七倍。大量的新校园，像克利夫兰州立大学、芝加哥的伊利诺斯大学、还有在阿尔巴尼的纽约州立大学，都是在60年代创办的。老的大学扩充并翻新了。一个评论员说，“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老的私立学院、破败的城市大学以及被遗弃的乡村学院计划并成立了数以百计的学生会、图书馆及艺术活动中心……小韦尔斯学院……建了一个特大的图书馆……苏提·韦恩州立大学用大理石和水晶建造的一个会议中心来装点学校。”
这些趋势使得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人数有了一个飞跃。“1900年美国的大学生人数约25万。今天，仅纽约市立大学的人数就超过了这个数字。”‘’毕业生——那些获得学士学位后就参加工作的人——从19391940年的大约十万人增加到1970年的一百多万人。“教职员，由1910年的3．6万人增加到1970年的五十万有余。在这段历史时期内，这些教职员吸纳了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有工作，还有更多别的什么：文化和政治的火焰正在校园里熊熊燃烧。
新左派和大学的关系有了大幅度的回升，这有赖于时代和政治派别。对于一些人来说，繁荣兴旺的大学仅仅是新的家园，他们高中毕业后就转到那里并打算一直呆下去。其他一些人指责大学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或是逃避真正的政治运动的避风港。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像那些参与《左派研究》的知识分子，相信大学可能聚藏着一种新的激进的文化。
据一些人的推理，教授和学生，或仅仅是教授形成了一个“新的”劳工阶级；大学作为资本主义所在地取代或补充了工厂。“通过分派教师和学生为“新的”工人，大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使他们自己的活动合法化。有人提出争辩，“在知识产业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上的一个关键齿轮的同时，新资本主义带来了大学师生的无产阶级化。”左派分子做着更美好的梦，梦想他们是劳工阶级的一部分。
即使那些离开了大学，担当集体或劳工组织者的人也被那似乎充满生机的大学引诱回去，或者，他们更可能是作为被平息的骚乱分子回到大学。在校外生活了几年后，富有思想的新左派分子意识到对于一种思辨和写作的生活方式来说，最好的机遇是在大学里。很多人都沿袭这样一条轨迹：追求民主社会的学生会前任主席1968年声明，“我……没有进一步的学术计划。”今天，托特·吉特林（1943）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社会学教授。
更广泛的“运动”及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从来不面对面地谈论大学。当活动家常常蔑视纸上谈兵时，左派知识分子却主要把他们自己视为未来的教授。这里有一个暗示了学院力量的嘲讽。不像老左派，新左派正面抨击大学。然而，青年知识分子进入大学时已经不那么懊悔了。对此，莫里斯·艾泽曼在他对新左派的形成所做的细致的说明中进行了如下评论。
当豪上了市立学院以后，他已经带着决不在学界工作的“决心”这么做了……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对于新左派知识分子来说）“惟一的问题是你在哪里任职”。新左派分子似是而非地对大学采取了一种比豪要敌对得多的政治立场，然而，同时，他们对在同样的那些大学里谋一个教职并不感到那么矛盾，而是感到自在得多。在20世纪60年代，知识分子阶层飞快地从边缘的、受敌视的角色转变为安全地学院化的角色，尽管在校园里激进分子暂时占优势。
在他们1966年的著作《新激进分子》（是献给C·怀特·米尔斯的）中，索尔·兰道和保罗·雅格布斯转载了1959年的《左派研究》的开篇社论。他们指出，那些《研究》的编辑当时是激进的大学毕业生，现在已经“认为在其他大学存在相似的毕业生圈层，并且认为《研究》将成为新左派理论的喉舌。然而，相似的毕业生圈层并没有发展……”他们又补充说“激进分子应该离开大学的观点还没有得到以后将会得到的广泛的支持”。
由兰道和雅格布斯所作的这些陈述被时代歪曲了；对大量激进的毕业生和青年教师寄予厚望的1959年的《研究》的社论几乎说到了点子上。到1966年，激进分子可以并且应该留在大学的观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相似的大学毕业生和青年教师群体确实在许多学院出现了。在60年代中期，包括和《研究》有关系的一些教授创立了社会主义学者联合会，作为激进的学术论坛。他们乐观地设想在这个国家的50名学者可能贡献出他们的论文，而且，或许几百名学者可能出席第一次大会。1000人参加了1965年的会议开幕式；到1967年，将近三千名新左派学者和随从人员参加了一个在曼哈顿的米德尔顿举行的激动人心的自由讨论会。
尽管还有许多人被拒之门外，在大学教师中，新左派还是充满自信地出现了。有多少人呢？《华尔街日报》是有关这类事的不可靠的来源，它推测有1。2万名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在美国的学院任教。然而，这是不可能确定的。通过与5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中期进行比较，可能会微微察觉其规模及其变化。1955年，关于在大学里的公共激进分子的讨论可能占了12页纸或少一点；在对C·怀特·米尔斯和保罗·巴兰进行了一番调查之后，这种讨论开始泄气了。
今天，有关大学中激进分子的讨论可以写成七卷本的著作——事实上，已经有了。政治学教授奥尔曼·伯泰尔（1935）和教师兼编辑爱德华·维诺合编了三卷本的调查，《左派学术：美国校园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它逐门学科地温习了左翼教授的写作。他们的调查是这样开始的，“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正在美国的大学里发生……这是一场温和的、民主的革命，主要是用著作及演讲作战……”
每一篇论文里都提到了主要的人名和著作，并列举出附加的传记；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有持异议的刊物，像《辨证人类学》，《反叛的社会学》，《新政治学》，《激进历史评论》，以及《对跖点》。奥尔曼和维诺的调查也不是穷尽一切的。不容置疑，激进分子已经在高等院校树立了他们自己的形象；左翼教授、著作、刊物是常见的；“社会主义学者”的会议以及女权运动的历史学家吸引了数千人。
对于保守分子来说，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闻，他们常常指控大学已经屈从于左派分子了。保守分子的刊物，如《评论》、《美国学者》或《现代》，几乎每个月都要发表一些文章，哀叹左派大学教师已经俘虏了大学。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开头写道：“我们当中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美国大学人文学科学士学位的人都知道那个时代在学界发生的一个主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这个作者所说的那些采用“启发式教学法”的左派教授的“入侵和征服”。
保守分子在白日里对大学的审视中也做着这个噩梦。大批的学界左派分子出了什么问题？回答是令人吃惊的：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官僚化和雇佣，这一平常的现实已经形成。留在校园里的新左派努力地工作，表现得很好。通常他们一步不拉地上了大学，毕业后紧接着就成了低年资的教师而后又保有了职称。
日常现实包含着常见的压力和威胁；在一个自由的社会最终的危险是失业：免职或终止合同。在一个密集的市场中，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学术生命的终结。学术兴盛的年代之长久足以吸引大批的准教授们进人大学；他们足以明了地保证所有的人都看到“没有空位”的标志。专业化在失业的威胁下进一步发展。眼前和遥远的过去的教训，从麦卡锡主义到投向第一个局外人的第一块石头，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十分清楚的：融合进来；利用得到的时间建立学术上的资质；藏身于主流之中。
恐吓、威逼教授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消息总是传播得很快、很准的。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些被逼出校门的教师的事例，不是因为他们是不称职的专家，而是因为他们是公共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这些作为新闻来报道的事例不可避免地来自精英和常春藤联合会学派；仅靠宣传，它们就常常“愉快地”被解体了。
例如，哈佛大学的一个青年社会学教授保罗·斯塔尔（1949）几年前出版了《美国医学的社会变迁》，献给《纽约时报》所称的“特别值得赞扬的人”。1984年，斯塔尔成了获得普利策奖的第一名社会学家。他在哈佛大学的前途似乎是安稳的——直到1985年他被解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解除教职，是被免职，这是为什么？
斯塔尔似乎是为一个更大的公众群写作的，因此他对专业社会学的贡献是让人怀疑的。（前）系主任暗示说斯塔尔写了太多的报刊文章，在专业社会学以外误人了歧途。“假如我想成为一个自由写作的报刊撰稿人，”斯塔尔说，“那么我应该离开哈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