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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供给方面明显改善，尤其是农业从1996年开始连续4年大丰收，从源头上有效地抑制了物价上涨。而中国1993年及以前几次高通胀都是从农业产品短缺导致大幅度涨价开始的。
从需求角度说，消费者心理逐步走向稳定、消费的行为走向理性、消费的价值取向走向成熟，就使得过去由于盲目抢购带来的不正常的物价波动得到了遏制，从需求方面减少了对物价的冲击。出现内需不足和整个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九五”时期进入总量相对宽裕的新阶段，总量不足的矛盾逐步为结构性的矛盾所替代。总量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后，无论政府、企业还是消费者的行为，都有个调整、适应的过程，需要有一个货币积累、观念转变、政策配套和产业调整的过程。在适应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阶段性的国内需求的收敛，客观上就会出现需求不足的矛盾。再加上这几年农民收入增长比较慢，农村市场开拓受到影响，客观上会放大这种经济转型期需求不足的矛盾。
另外的原因是“九五”时期加快结构调整步伐，一方面，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进一步巩固，新经济增长点逐步增多；另一方面，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效。随着结构的优化、技术的进步，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的增长成分得到一定抑制，集约型的增长成分在加大，带来了劳动效率的提高、资源消耗的减少，也就必然带来了低物价，带动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的形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较好地抑制了盲目的无效的过度的需求。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能够较好地解决经济行为的自我约束问题，在市场经济下人们的消费、投资行为更加谨慎，更加符合交易的原则。金融体制、国有企业、社会保障体制诸项改革的深化，使得银行的贷款行为、企业的投资行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都更加谨慎，考虑风险、考虑效益的意识明显强化，从而使经济体制中间内生出一种抑制无效需求的力量，使整个资源的流向更加平稳、更加有序。这是一个重要的体制性因素。
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使调控供求的空间更大、主动性更强。“九五”期间，尽管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总体上看，对外经济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外贸进出口累计17739亿美元，比“八五”时期总量增加了74。9％，实际利用外资超过2800亿美元，国际收支形势明显改善，外汇储备超过1600亿美元，使得国家可以从全球角度来调控国民经济的发展。
２。通胀启动、投资拉动——我们的看法从理论上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现实的经济增长总是围绕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来波动的，当现实增长大大高于潜在的经济增长时，就容易出现高增长高通胀；当接近或处于潜在的增长区间时，就可以出现高增长、低通胀（或者说是正常的物价波动）；当低于时就容易出现滞胀。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可能达到的增长速度，它是由资源的承受能力和市场的容纳能力来决定的。社会资源由原材料、交通、通信、资金、电力、劳动力等方面构成，市场容纳能力包括消费能力、投资能力、出口的可能性等需求因素。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么大一个国家，情况又复杂，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可想而知。例如，“八五”时期就是由于现实的经济增长大大高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而出现了高通胀，1989年、1990年又是由于大大低于潜在增长而出现了滞胀。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日趋成熟。我们基本赞同有关人士关于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之谜的解释。但是对此我们也有些不同的看法，作为补充或者进一步的解释。这里我们先做一种排除，那就是在造假盛行的年代，统计数字的水份有多大恐怕谁也难说清，统计打假只是近一、两年的事，‘八五’与‘九五’的统计数据应该在同一个统计环境之中，所以我们还是按照统计资料的数据来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基本上是靠‘双轮’推动，即国内需求和出口的高速增长，当然了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经济学原理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公式：GDP投资＋消费＋出口。由此，我们也可以认为经济增长是靠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三个轮子推动。这样可以更方便的说明问题。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八五’期间，投资、需求和出口均呈高增长的态势，物价和GDP也呈两位数的比率；而在‘九五’期间，投资、需求和出口都大幅回落，物价增长1。8％，但GDP增长8。3％，还是比较高的。
实际上，虽然1993年以后开始紧缩，1996年实现‘软着陆’，但由于高增长的惯性，‘九五’前期仍有较高的增速，东南亚金融危机、长江流域的大水以后，内需和出口都受到了很大影响，大批国企的倒下，使得就业形势极为严峻，‘过剩经济’的出现，使得竞争更加激烈，价格大战风烟滚滚。由于陷入了不良循环之中，所以价格的低谜和内需不旺是可想而知的。
经济的增长最终都取决于需求，但在不同的情况下投资、消费和出口却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先说出口，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体是40％，自从东南亚危机以来，外贸竞争亦是非常激烈，尽管政府出台了许多有关鼓励出口的政策，但出口的形势时时好时差，依然不容乐观。再说消费，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存在巨大的潜在需求，需求的层次还比较低，在‘衣食用住行’中，且不说住行，单就用的方面，翻开中国统计年鉴，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是相当低的。
前面我们曾经分析过，中国的消费经历了元和十元级、百元级和千元级，正在向万元和十万元级发展，这是一个很高的台阶，需要有相应的收入水平，而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即使到了2001年底，全国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686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366元，这对于万元和十万元级的台阶需要的周期就会长些。要增加居民的收入，就要使企业有钱赚、人人有钱赚，收入预期不高，就不敢消费，政策的立足点要有利于提高收入。
在出口、消费都受阻的情况下，唯一剩下的就是投资，只有靠投资来启动经济，统计显示：在2001上半年GDP7。9％的增长中，按不变价格计算，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77％、34％和11％。2001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595亿元，仅占GDP的38。4％，而在日本居民消费占GDP的60％以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靠消费拉动。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6898亿元，比上年增长12。1％。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26401亿元，增长12。8％；城乡集体经济投资5189亿元，增长8。1％；城乡居民个人投资5308亿元，增长12。7％。基本建设投资14567亿元，增长8。5％；更新改造投资5889亿元，增长15。3％；房地产开发投资6245亿元，增长25。3％；其他投资10197亿元，增长8。5％。事实上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投资是主要的推进器。投资必须有钱，钱在那里？靠银行贷款，银行有那么多不良贷款，贷款压力大；靠国家财政投资启动也不可能，财政有那么多的隐性债务；变通的方式就是发行国债，用国债的方式启动。1998到2000年三年中发行了3600亿国债，2001年发行1500亿。这种投资可能是长期效益，对当前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问题是谁来还钱？假定没有收益的话，大量发行国债就成了问题。这个问题在企业中的反映就是大量的无效投资，将会使企业的负担加重，现金流减少。另外，财政扩张的效果并不在于财政资金投下去造成的投资规模的扩大，而在于财政资金投资乘数效应带来的连锁启动效果。否则，说明政府投资没有起到诱发企业投资的乘数作用。
另外，在经济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是把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区别开来。投资所带动的需求仅是中间需求，它不是最终需求，因为投资所购买的是生产资料，最后还要转化为最终需求。中间需求不能带动经济的增长，所以必须想办法把投资需求转化为最终需求。此外，投资解决不了就业问题，必须用迂回的办法解决。怎么迂回，就是要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公路、城市基础设施、小城镇建设等与消费层级升级有关的投资。这个问题与下面的两个问题有关，我们将会再谈。
‘债转股’为什么‘一转不灵’？
现代资本结构理论表明，权益资本与债务资本在企业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合适的资本结构对于提高权益回报率和改善公司治理都是有益的。但如果资本结构偏离了合理的范围，负债率过高，则会增加企业的财务风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者转轨国家，都遇到过银企之间债权与债务问题。
在中国，债务问题几乎涉及到所有国有企业，在更大程度上是制度性、宏观性问题。
因为目前中国的国有经济，实质上是一种‘借贷型国有经济’。负债经营是任何经济主体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有关部门统计表明，改革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一直呈上升之势：1980年为18。7％，1993年为67。5％，1994年为70％以上，其中流动资产的负债比率为95。6％，这意味着企业的生产周转资金几乎全部靠贷款。而在通常情况下，企业负债率以50％左右为宜，美国和英国的企业负债率一般仅在35—45％之间。
高负债确实存在巨大风险，最终结果是将企业的经营亏损风险转嫁给了银行。不良资产对银行发展具有严重影响：一是不良资产比例越高，回本收息就越少，资产流动性就越差，收支就会失衡，严重的会导致支付危机；二是不良资产比例越高，占用资金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