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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如何解释？
要搞清楚这一点，不仅要从中国的改革进程分析，而且要从中国的特殊的经济运做体制即财政、政府、银行和企业的四位一体的分析入手。
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实际上是以分权让利为原则的政府主导型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上讲，随着改革的推进，政府实际支配资源的份额会逐渐减少，市场自由配置资源的份额会逐步增加。这在实践上应使政府与市场的功能性分工逐步规范化并健康运行。但‘分权让利’的现实起点，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却在企业经营控制权由国家计划部门向企业转移的过程中，导致国有经济的投资规模的超常膨胀，使国家计划控制无措。伴随着分权让利，非国有经济迅速崛起。同国有企业的关系由补充和协调逐步发展为竞争关系，在内生制度和外在环境的变迁下，国有企业作为整体出现亏损，曾几年逞逐年扩大趋势。在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市场机制的作用十分有限。企业的运做尚不能完全遵循市场规则，尤其是国有企业，其与政府、财政和国有银行构成‘四位一体’的内在运行机制，使其作为整体更类似于国民经济的一个公共部门。而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的区别在于：当公共部门资产价值由于亏损不能抵债时，除非政府被推翻（或者政府主动），否则他不会破产。因此，改革进程中，国有企业资不抵债，有其内在逻辑。而弥补亏损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财政头上。但分权让利式的改革，已使传统国民收入流程由‘集财于国’转为‘分财于民’，中央财政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减少，但财政支出并未按相同比例缩减，导致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政府无力承担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的补贴，于是，这一负担便自然地转嫁到受国家严格管制的国有银行部门。这样，‘四位一体’机制存活的制度基础未被打破，由国有企业亏损导致的财政赤字便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隐性化了。
2。亏损是如何弥补的只要是赤字，无论其是显性亦或是隐性的，都要设法进行弥补，否则改革难以为继。20年改革进程，无论是改革的必要成本还是“四位一体”机制造成的赤字都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之所以没有发生改革中断，恰在于其内在的维持机制。
社会转型期改革成本的补偿，一般都采用增发货币，但这往往以高通胀为代价使经济波动很大。按照麦金农的市场化次序理论，经济市场化的次序，金融增长必须建立在平衡的中央财政基础之上，否则将会被随之而来的通胀所遏制。但中国改革进程中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仍保持高金融增长与低通胀格局，因此被他称为“中国之谜”，这一点与前苏联、东欧等国家形成较鲜明的对比，之所以会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两者改革初始的货币化程度差异巨大。世界银行统计表明，俄罗斯在1990年的M2/GDP达100％，而中国1978年则为25％。较低的货币化程度原本是经济发展不成熟的反映，但正是这种不成熟，为中国在最初的一段时期内较为成功地推进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改革初期经济的低货币化状态使制度变迁进程得以与经济货币化过程同步推进，低货币化经济具有巨大的吸释货币供给的功能，不仅避免了“通货膨胀陷井”的困扰，而且导致巨大的货币化收益。一种估算认为，1978年—1986年，这笔收益平均占GNP的3％左右；另一估算表明：1986年—1993年，它平均占GNP的5。4％，此间实际货币发行收益累计达8447。2亿元；世界银行甚至认为，1993年其最高额几乎达到GDP的11％。这种巨大的收益，无论对处于下降过程中的中央财政，还是对陷入困境和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都是一种及时而有力的补贴，由此产生了减轻改革阻力，尤其是维持并增强了国家这个改革推动者的改革激励绩效。
仅靠货币发行收益，对国家这样系统的改革工程的成本补贴显然是不够的，尤其是对国有部门潜在赤字的显性化抑制，还要求助于中国特殊的国家信用垄断机制。中国迄今没有像东欧国家一样发生持续能货膨胀，政府主导下的“渐进式”改革进程中，高储蓄率和垄断信用于国有银行的金融制度，内生了对国有部门潜在赤字的维持机制。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1）中国金融制度迄今仍以垄断信用于国家银行为典型特征，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垄断了70％以上的国民储蓄。（2）国家银行通过低贷款利率而将80％的资金投向国有企业，以维持众多低效国有企业的继续运转，使国有企业部门发生的行业性潜在赤字不致显性化，但却使潜在赤字由企业向国有银行转移；（3）中国资本市场发育迟缓，尤其是证券市场发展迟缓且十分幼稚，限制了国民投资渠道和选择，从而导致国有银行储蓄存款的持续高速增长，使四大国有银行可以用新增储蓄存款暂时弥补已生的资产损失，不致使其显性化。
在中国改革推进进程中，非国有经济在改革过程中得到迅速成长，可它在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的进程中，并没有从国有银行那里索取多少金融支持。曾有人对1985年—1991年间非国有部门（包括乡镇企业和农业）所用贷款占全部银行贷款的比例作过测算，结果表明，最高的1988年也不过20。53％。但非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发展的贡献却是巨大的。据估算，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经济比重1978年22。4％，1995年达69。1％；非国有经济对瞀内财政收入的贡献率1980年为18％，1993年达39。4％。这充分表明，经济改革进程中的成本补贴，可以从非国有经济部门那里借入大量的金融剩余，从而使政府在不征收较高的通货膨胀税和不进行税制改革的情况下，能够提供一大笔满足国有企业和中央财政、金融需要的补贴资金。
20多年来的经济改革，就是在货币化收益机制、国家垄断信用机制和非国有经济金融剩余创造机制的有机配合下维持前行的，但显而易见，这种维持机制的缺陷是内在的。随着改革进入制度性创新和结构性整合时期，其弊端已日益显现。
首先，货币化程度低，仅是市场化进程一定阶段的特征，货币化程度会随着市场化进程不断提高的，这就必然会对货币发行本身提出逐步严格的货币化水平限制。随着货币化指标向100％靠近，货币发行收益将会递减，直到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长期依赖于货币化发行收益去弥补改革成本和财政赤字，终究会引起高通胀，换言之，中国的货币化过程和高金融增长最终也会陷入“通货膨胀陷阱”。据有关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在1979年—1984年间新货币化的经济吸收了大量超额货币供给，因而通胀率很低，国家获取了巨额货币发行收益。但1985年后，货币化进程显著放慢，超额货币供给的主要结果是造成通货膨胀，相应的货币化收益随之下降。另有研究表明，1992年以后，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各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冲突下于突出时期，体制改革补贴需求巨大，但经济货币化程度已达到顶点，可用于体制改革补贴的货币发行收益却远远不够了。面对各种矛盾的压力，政府不得不用继续扩大银行贷款和货币发行进行补偿，由此导致通胀加剧。世界银行的分析也表明了同样的事实。而麦金农的分析更为紧迫，他认为中国经济货币化在1991年已达到97％，政府已不能无限制地依赖于国有银行体系的借款，否则，过去20多年的伟大改革成就就会面临风险，东欧型通胀就不能排除。这就表明，货币化收益只是一种数量型支持经济增长的力量，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无法实现结构性的升级转换进而成为一种全新的组合力量，而只能是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较好的缓冲地带。时至今日，我国的货币化水平已达临界点，而国有经济经营状况日趋恶化，急需更多的资金注入，而以货币超量投放支持经济增长，弥补国有经济亏损已难以为继，通胀压力在增加，潜在的信用危机加剧。目前整个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已相当高。有鉴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我国经济在此方面的危机形势不容低估。
其次，用垄断信用于国有银行，以新增储蓄掩饰已发生的银行资产损失，固然可以使国有部门潜在赤字短期内不致于显性化，从而保证经济相对稳定。但由此使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循环陷阱”的路径依赖状态。一方面，通过国家垄断信用实现国有企业资产损失向国有银行转移，并利用储蓄存款的高速增长予以维系的内在机制，无法消除和减少国有部门潜在资产赤字，相反却在不断积累矛盾，加剧了潜在金融危机的压力，沿着这种路径下去，中国经济改革很难达到目的；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的深化，资本市场的发育和国有专业银行商业化已成为必然趋势，这就必然要求打破原有的国家垄断信用的金融制度，推进融资多元化和市场化，必然要求国有资产按市场化原则进行优化重组，同时，资本市场的发展，又必然引致社会资金由国有银行向证券市场大量转移，从而使国有银行储蓄减少，这会进一步加剧改革过程中资产负债失衡问题，使规模巨大的国有资产潜力在赤字短期内急剧显性化，除非能及时找到补贴资金，否则恶性通胀和社会动荡的潜力在压力依然巨大。前苏联、东欧国家已有前车之鉴。更要引起注意的是，在把国有经济赤字以银行负债表隐性化的同时，也使我国财政职能随改革进程逐步弱化，以致到了无法完全适应政府履行其应有职能的地步。尤其是把银行作为暗补的主要来源，财政被自觉不自觉地当作计划经济的代表来“改革”。在改革推进中强调企业自主权时，政府职能部门也提出了要有自主权，以致也竟相自立门户，自立规章收费自给，从而在国有预算之外产生了庞大的预算外资金，不仅使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