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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默斯有意收住话题，继续向鲁宾提问，“在这门课里，我们基本持支持国际化的观点。尽管国际化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和挑战，我们希望使现有的国际机制更加合理有序，从而推进国际化向前发展。但是现在的两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都在说，你我曾经努力推动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有种种不是，因为现在人们普遍对自由贸易不满，他们的说法也有了土壤。对此，你怎么看？”
鲁宾说，“这的确是个问题。希拉里和奥巴马为了争选票，竞相说NAFTA的不好，似乎谁最憎恨NAFTA谁就可以赢得更多选票。这种气氛不是不明白自由贸易的好处，而是因为美国十几年来薪资中值（median wage）一直没有提高。自由贸易的好处事实上被所有消费者分享，但是这种好处太过分散，没有消费者会组织起来说自由贸易的好处，而自由贸易所伤害的对象却相对集中。那些失去工作，或有可能因为自由贸易失去工作的人会组织起来，通过民主政治体系强烈地反对自由贸易。所以民主体制下产生的政府就有可能利用反倾销等手段走回头路。”
他接着反问萨默斯，“现在中国和印度有越来越多的受过教育的、和美国人一样高效的劳动力。有人说，以前80％的自由贸易的好处在发达国家，20％在发展中国家。现在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工效率提高，60％的自由贸易的好处在发展中国家，40％的好处在发达国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汇率，例如中国，并不是均衡条件下的汇率。你怎么看？”
萨默斯说，“这涉及为侵占市场份额而设置的掠夺性定价问题。出口国可以有意贬低本国货币，增加出口，等进口国的同等行业被击垮后，再提高价格。但我认为中国没有那么大的市场能量。再说，也要看在美国被击垮的行业是什么行业。新英格兰地区很多年前，一直是制造鞋帽和纺织品的中心，现在这些行业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生物化学高科技和金融行业。这不是坏的变化。”
他再向鲁宾提问，“在1994年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国会不批准紧急救援贷款，你决定动用财政部的外汇平准基金（Exchange Rate Stablization Fund）来稳定墨西哥汇率。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应该由国会来做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应该由技术精英来做决定？在我们的社会中，民主到底应该起什么作用？”
鲁宾回答，“我最近和一些人讨论过，我们都认为，现在的民主体制已经不能作出今天所需要的艰难的选择，已经失灵了。”
萨默斯追问，“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具体的细节，从民主决策的过程中剔除？国会可以决定大政方针，而具体细节由技术精英来决定。”萨默斯同时举例说明民主决策的无效，“例如，大多数的国会参议员都认为，美国境内的一些军事基地劳民伤财，应该被关闭。但如果某一个议员的州内有一个军事基地要被关闭，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的，他会想方设法阻止这个议案在国内通过，因为任何一个议员也不可能回到他的家乡对选民说，一个雇用多少人的基地，在他任期内被联邦政府关闭了。”
萨默斯继续提问，“每一次金融危机中，政府都会用纳税人的钱为几个陷入危机的大金融机构买单。我们的金融体系是否应该有不同的设置？
鲁宾说，“我认为，开放市场下的金融体系，总会有阶段性的危机和动荡，这是与生俱来的，不可避免的。风雨俱来时，各种问题都会同时暴露。但我也思考过那些非开放市场下的金融体系，我发现那些金融体系的问题，比我们目前体系的问题更多。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坚持开放市场的金融体系。政策制定者的目的，不是要完全避免风险，而是要加强金融体系预防整体风险的能力，同时享有开放市场的优势和好处。问题是，我们的民主体制经常不是从整体的角度做最优选择，而是走极端——按当前的形势，要不就完全放开，要不就完全管制。我希望在处理这次（次贷）危机时，我们的民主体制会作出更好的选择。”
萨默斯再问，“我们的金融体系已经发展得相当复杂，在其中没有利益的人基本都不了解，尤其是这一体系运作中的技术性问题。比如像债务抵押债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或CDO）和流动性这种技术性名词，有些人也可能不明白。而那些明白其中奥妙的人，基本上都是华尔街的人，都有利益在里面。那么，我们如何使那些私营企业，更多地为公共利益着想，或者说，如何设立一个真正地保护大多数中小投资人利益的体制？”
鲁宾回答，这的确是个问题。“绝大多数制定政策的人（指国会的政客）都不理解其中的技术性问题。在我印象中，几乎找不到六七个真正理解复杂的技术性问题，同时又在金融体系里没有很大利益的行业专家。你我在财政部工作期间，在听取各行各业的专家意见时，我们也只能从他们所说的意见中尽量剔除他们的私利，总结归纳，找出就整体来说最好的方案。”
这时，Pritchitt教授请鲁宾谈谈他对国际机构改革前景的看法。鲁宾说，“在美国，还没有多少人对这个问题思考太多。近年来，像环境、反恐等新的问题，对国际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例如中国和印度，都要被包括进来。但是，要让他们发挥作用，就要给他们更多的话语权。而增加他们的话语权，就意味着减少其他国家的话语权。如何协调仍然存在很多问题。G7或G8也许要扩大为G15或G16，才能在世界经济体中，占有足够的分量，带动足够多的国家达到共同的目的。建立有效的国际机制，又需要这些国家共同放弃一定的主权，如何达成协议也是问题。我们惟一清楚的是，现有的国际机构已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求。”
课堂最后，萨默斯留出几分钟让学生提问。一个坐在教室后排的女生提问，“现在（美国）金融动荡，经济放缓，很多人付不起房子贷款，普通人勉强维持生活开支。我最近几天读的《华尔街日报》报道中，一些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的投资经理仍然赚几亿、几十亿美元。这合理吗？”
鲁宾回答，“美国的收入分配与一个人的社会贡献的确不对称。例如，一个小学或中学老师的收入与他（她）的社会贡献就不吻合。在金融行业工作的人的收入过高是事实。我听说，有一半以上的哈佛本科毕业生进入金融行业。（从总体经济来说）这不可能是利用人才的最优选择。但同时我认为，联邦政府不应介入管理，或规定私营企业报酬等事宜。”
萨默斯最后总结说，“我在鲁宾手下工作时，我们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思考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而不是炫耀我们的方案如何完美。比如，有人在次贷危机中买空与次贷有关的投资，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赚了一大笔钱。从我们整体的利益出发，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房地产的泡沫还会持续，泡沫会越来越大，破灭时会比现在还惨，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会更大。我想说的是，我们在设计任何政策方案时，都要谨慎小心，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利害关系。”■
二十三 Pritchett画龙，萨默斯点睛
两名教授之间的呼应或交锋，是这门课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这门课中大约一半的课由Pritchett教授主讲，但萨默斯几乎每次都来听课，坐在观众席第一排，时常提问，或答疑，或谈心得体会，或阐述观点，或表示强调。而萨默斯讲课时，Pritchett教授也是忠实听众。两名教授之间的呼应或交锋，是这门课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4月24日，Pritchett教授讲解与全球性公共产品——卫生保健有关的成功经验及存在的挑战。他认为，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很多疾病已得到有效的治疗和预防，例如中国的肺结核、非洲的麻疹、拉丁美洲的小儿麻痹症以及全球性的天花等等。
当讲到“敌敌畏”（DDT）被广泛用于消灭蚊虫，以减少传播致命的疾病疟疾，他提起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在1964年出版的畅销书《寂静的春天》。这是一本极力提倡保护环境的书，作者描写了她儿时的鸟语花香在几十年后由于环境的恶化都不见了，春天变得死气沉沉，而敌敌畏就是破坏花草树木的罪魁祸首之一。此书出版后，很多地方禁止使用敌敌畏以保护环境。与此同时，两千万儿童死于疟疾，因此，有人指责“蕾切尔·卡逊杀害的人数比斯大林还多。”
这时，坐在第一排的萨默斯举手插言，“我们最终关心的是人们生活的健康与幸福，不是植物的。虽然卡逊提倡保护环境是对的，但是不是应该以牺牲许多儿童的生命为代价，值得推敲。我想指出的是，好心未必有好的效果，也许会适得其反。”
接着，萨默斯回到几周前Pritchett讲过的（非技术）移民问题。他说，美国人的特点是理想主义，处理各种问题时喜欢讲公正、公平、人道。发展中国家与美国劳动力报酬的巨大差异吸引很多外国人到美国，从事打扫卫生、看孩子、照顾老人等工作，然后他们寄钱回家，帮助亲戚家人。在这些人及其家人收入提高的同时，美国人可以享受廉价劳动力的服务。这是经济上的“双赢”。但问题在于，这些外国人是否可以享受美国的各种福利待遇，包括养老金、医疗和子女的公共教育等等。美国人的理想主义，至少国会决策反映出的理想主义，是厌恶同工不同酬，不愿意制造“二等公民。”而美国的公共财政承担不了这么多外籍人的福利待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