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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自问：我们愿意不愿意以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为代价去帮助其他国家发展，进而推动世界范围的平等与和平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涉及到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根本走向。
回答这些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是“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即一个国家出口产品价格与进口产品价格之比。这个比例越高，也就是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越高，贸易条件对这个国家就越有利，贸易对这个国家就越划算。
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开放贸易，它的出口产业，即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自然而然地发展最快。这是开放的第一个阶段（exportbiased phase）。在开放的过程中，这个国家从其他国家也学到了其他产业方面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方法，然后重新组织自己的资源，在原先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里突飞猛进。当这种势头发展到一定程度和一定规模时，量变就成了质变，不利的贸易条件变成了有利的贸易条件，这个国家就进入开放的第二个阶段（importbiased phase）。
在第二个阶段，这个国家能够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可以和那些昂贵的进口产品竞争，甚至取代进口产品，独占鳌头。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一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主要的工业产品出口国。20世纪70年代，日本赶超了美国，使美国的贸易条件恶化。
现在美国制造业萎缩，就业下滑，平均家庭收入停滞不前是否意味着美国的贸易条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已经再次恶化了呢？劳伦斯用数据和图表说明美国除石油外的贸易条件没有恶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仍然不好，说明他们仍然处在开放贸易的第一阶段。
中国现在的人均生产效率与美国的差距相当于20世纪50年代日本与美国的差距，日本用了大约20年的时间赶超美国，那么中国即使保持目前的良好势头，也需要15年到2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贸易条件，进入开放贸易的第二阶段。
六十 美国贸易政策的核心问题（下）
美国国内工资两极分化愈演愈烈，这是贸易引起的吗？面对制造业的萎缩，为何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与政治家截然不同？
4月中旬，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罗伯特？劳伦斯教授（Robert Lawrence）前来讲了两堂课，内容是“美国贸易政策”，作为“美国经济政策”课程的一部分。
劳伦斯讨论的话题是，美国国内工资两极分化愈演愈烈，这是贸易引起的吗？
直接说明贸易与工资关系的理论是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Theory of the Stolper Samuelson Effect）。这个理论简而言之就是，某一商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将导致该商品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提高，而另一种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则下降。
如果一个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升高了，那么对于高技能员工（skilled labor）或资本拥有者来说是好消息，对普通劳动者来说是坏消息。反之，如果一个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升高了，那么这对普通劳动者来说是好消息，对高技能员工或资本拥有者是坏消息。
现在，高科技产品相对于低技术含量产品的价格在降低，按照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高技能员工的相对工资应该降低而不是升高。但这与数据不符。经济学家们于是想出了另一个理论解释这个现象：“偏向高技能的技术革新”（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信息时代对技术需求很大，进而高技术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了。而且，全球化把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低技术民众带进了市场，使得高技术人才相对来说更加奇缺。这就解释了由于技能或教育的差异（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工资的差距）导致的收入差异（skill premium）越来越大的现象。
跨国的自由贸易在多大程度上对收入两极分化愈加严重的现象推波助澜了呢？1997年，彼得森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的经济学家William Cline，通过研究1980年到1995年的数据，认为贸易对收入两极分化的影响很小，只有20％。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在2007年公开声明，如果用同样的方法分析最新的数据，贸易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会大很多。
但是劳伦斯整理的最新数据和图表显示，美国的白领阶层的工资和蓝领阶层的工资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没有什么变化，有大学毕业文凭的人与只有高中毕业文凭的人的工资比例也没有上升的趋势。那又如何解释克鲁格曼的立场呢？
一种可能是，克鲁格曼的主张是对的，但由于数据采集和计算过程的一些特殊性，收入比例变化的程度显得微乎其微。另一种可能是，美国的进口产品其实有很大的技术含量，并不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对美国本土的高科技产品形成竞争，限制了这些产品的价格增长；按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抑制了高技术人员或高学历人员的工资上涨。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进口的一些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在美国本土已经不生产了。例如新英格兰地区原来有很多纺织品厂家，现在几乎已经绝迹了，被无数资产管理企业、生物化学等高技术企业取而代之。所以美国消费者在享受廉价进口产品的同时，美国的生产者不受影响。
从2000年到2007年，制造业减少320万份工作的原因有很多。除了制造品的进口猛增和出口减少，还有内需减少，制造业生产效率提高等因素。其中贸易的影响很难精确地度量。
开放贸易使美国购买的物品更加便宜，对美国总体来说是有利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开放贸易对每一个美国人都是有利的。因为进口产品取代美国产品，工厂关门，失业的工人大有人在。经济学家不反对贸易导致的“就业移动”（dislocation）和收入不均衡的程度上升，他们只是对这种影响的程度还不能达成共识。无论如何，他们普遍主张通过财政手段进行再分配，补偿那些因贸易受损失的个人，包括对他们进行工作再培训，让他们能够找到新的工作，适应新的工作。
经济学家与政治家的不同处方
有数据表明，从2007年底开始的经济衰退，使世界贸易下滑的速度比20世纪30年代还要快。经济学家强调，在贸易的好处（benefits from trade）减少、世界经济衰退的时候，不但不应该重建贸易壁垒，而是应该更加开放，寻找新的活力，增加新的刺激。这就好比一个人身体不好，消瘦，没有力气和食欲，他自然的反应是躺在床上，不想动。经济学家的建议是，你必须起来锻炼身体，这样才可以增加食欲，增加力气，打破恶性循环。
从逻辑上说，经济学家没有任何疏漏，但这是不是强人所难，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相比之下，政治家考虑的不是一件事情应不应该做，而是能不能做，能在什么时候做，能怎么做。现在美国经济衰退，要求奥巴马政府把就业留在国内的呼声比比皆是。2008年12月的美国《商务周刊》（Business Week）的封面标题是，“奥巴马能够把工作留在美国吗？”（Can Obama Keep the Jobs at Home？）。封面上画的是一个手提的浇水壶，里面的水从四面八方的漏洞流到不同的杯子里。这幅画形象地表达了开放经济学中各个国家经济政策相互关联和影响。
当奥巴马政府以增加财政赤字为代价刺激经济反弹，它当然希望将780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都用于刺激国内的经济。但这不可能，因为美国有开放的资本市场和浮动的汇率，财政刺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使美元升值，打击出口，增加进口，减少经济反弹的速度和规模。这对出口美国的国家有利，就像那个浇水壶的水从不同位置漏到了不同杯子里一样，减少了财政政策对美国本土经济的影响。这就是在浮动汇率下的蒙代尔佛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 under floating exchange rate，这是ISLM模型在开放经济学中的丰富和发展）所描述的情形。这也是为什么奥巴马政府一再游说其他主要国家，联手实施财政刺激政策，只有这样才是“有难同当”，互利互惠。
大难临头，每个人都自身难保，谁还能想到别人呢？更不用说为别人着想了。5月初在克莱斯勒宣布破产之后，奥巴马说，“如果你现在正考虑买一辆汽车，我希望你能买一辆美国汽车（American car）。”这是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言词，随即就成了经济学家攻击的靶子。
什么叫“美国汽车”？由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现在的汽车很难说到底是哪个国家的汽车了。他们认为克莱斯勒倒闭的一个原因就是全球化程度不够，它没有像其他汽车公司那样，大举进入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相比而言，IBM的总收入的三分之二都是海外收入。他们称赞那些驻扎在美国的外国公司给美国创造了大量就业。
奥巴马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的优等生，聪颖过人，不可能不知道最基本的经济原理，而且他的智囊团里人才济济。但是面对已经和即将被汽车公司解雇的成千上万的员工，他不可能无动于衷。他毕竟是一个政治家，他不可能让一个瘦弱的病人从床上起来去锻炼身体，增加食欲和体力。
贸易协议的功能及范畴
贸易是相互的，消减贸易壁垒的协议也必须是相互的。如果你不减少壁垒，我也不减少壁垒，最后我们双方都不能达到更理想的福利水平——这是所谓的囚徒困境。大国间的贸易协议尤其重要，因为大国的买卖会直接影响市场价格。
除了经济原因，还有许多政治原因使贸易协议必不可少。进口物美价廉的产品对消费者有利，但对同样产品的生产者造成威胁。消费者的好处很分散，他们不会为某一个产品的进口而联合起来游说国会。而受威胁的生产者非常集中，他们有足够的经济利益和动力去联合起来，游说国会。劳伦斯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