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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统计局9月16日发布的这些数字为国会中期选举的公开辩论火上浇油，尤其是关于政府应该如何帮助失业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等方面的政策。奥巴马对这些数据的解释是，正是因为形势严峻，2009年通过的财政刺激政策使上百万的美国人幸免沦落在贫困线以下。 共和党议员借用这些数据说明，奥巴马的刺激政策完全没有实现预想的效果，无论用任何客观标准衡量，都是失败的。
9月17日的《华尔街日报》还报导，2009年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增加到了5；070万，占总人口的16。7％。 有医疗保险的人数降低了150万到2亿5千360万。 其中有私营保险的比例降低到了63。9％，有国家公立保险的比例增加到了30。6％。 由于失业而失去私营医疗保险的人数多于国家公立保险增加的人数，所以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员总数还是增加了。民主党议员用这些最新数据说明，2010年3月通过国会的医疗改革法案势在必行 （新的医改方案在2014年才会全面推行，最新数据是医改以前的数据）。 共和党议员仍然主张，每个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包括对自己的医疗费用负责。
9月20日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宣布，2009年6月是2007年12月开始的这一轮经济衰退的谷底；从2009年夏天，经济开始逐渐恢复增长。 但是经济恢复的速度如此缓慢，以至于人们担心经济会第二次衰退（double dip）。 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9月26日的《纽约时报》专栏中重申，目前美国失业率在9％以上居高不下的原因不是结构性失业（structural unemployment的意思是，一方面用人单位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另一方面失业大军没有合适的技能，至少没有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地点），而是总需求普遍不足。他主张，政府应该继续刺激需求。 哈佛大学政府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认为，如果要制定第二次财政刺激政策，一定要把钱用在扩大效应最大的地方（maximize bangforthebuck； or the multiplier effect）；在增加短期政府赤字的同时，进行美国社会退休金体制的改革（Social Security reform）以减少长期赤字压力（详见《哈佛笔记》专栏《美国社会保障体制的挑战与出路》）。
这是否意味着2009年萨默斯极力促成的财政刺激政策实施效果不佳，还是规模不够大，还是检验的时间不够长，还是如共和党指责的那样完全没有从草根的层面刺激美国企业的活力？为了增强企业活力，鼓励投资，奥巴马政府允许企业把2011年底之前的新投资作为一次性花销从总收入中减去，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逐年折旧，以便减少企业上缴企业所得税（corporate ine tax）的基数。反对者认为，眼下低利率的大环境减弱了提前折旧的政策效果，对促进企业再投资不会有什么帮助（详细理由，请参见《哈佛笔记》专栏中《开放经济中的税收政策：猫鼠游戏》或《哈佛经济学笔记》中第118页）。
在税收政策方面，奥巴马政府倾向增加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more progressive），即收入越高，纳税的边际税率越高。2001年小布什总统降低了收入最高四个等级的税率，使一部分收入的边际税率从15％降低到了10％，增加每个孩子允许减税的数额（child tax credit），减少结婚家庭的税务负担等减税政策。 2003年小布什总统进一步减税，并降低了资本利得税（capital gains tax）和股息税（dividend tax）。 如果奥巴马政府不采取任何措施，这些减税政策根据法律会在2010年底恢复原状。目前奥巴马政府主张，让对高收入人群――年收入25万美元的家庭和20万美元的个人――的减税政策过期，延长对中等收入人群的减税政策。 这些政策毫无疑问都有萨默斯的影子（他进政府以前的主张，详见《哈佛笔记》专栏中萨默斯系列和《哈佛经济学笔记》一书中《专访萨默斯》）。
主张增强经济效率，反对收入再分配的声音络绎不绝。他们认为，高收入人群也是经济中纳税最多，最富有企业家精神，最有创新能力，也最有能力逃税的人群，让他们的税率恢复到小布什总统减税之前的税率会打击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减缓经济增长，不但不会减少政府赤字，反而会增加赤字；而且税率政策的变化不利于企业做长期计划，再投资。 无论政府如何决策，反对者都大有人在。
美国财政赤字屡攀新高，债台高筑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而经济增长是缓解债务的最优选择。人们的分歧在于如何才能最好的实现经济增长：效率第一，还是公平第一？在多大程度上，人们愿意牺牲公平而追求效益？在多大程度上人们愿意牺牲效益而追求公平？这些都是永恒的话题。
有人说，“有侧重的中庸就是辨证。”萨默斯肯定有他自己的侧重。据白宫布告，萨默斯打算回到哈佛后，继续研究、教授与创造就业、稳定金融体系有关的经济层面的根本因素（economic fundamentals）和如何把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体系等课题。果真如此，他又会在明年春天活跃在哈佛讲堂，吸引众多学生洗耳恭听。■
【哈佛笔记112】亚当？斯密对人性的看法
2010年11月01日 15：38
他认为，人生来就是社会动物，有社会属性。人既有私心杂念也崇尚美德，人只要能够抑恶扬善――尽量抑制私心，尽量发挥善良――就能造就完美人格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本期继续讲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由哈佛大学宏观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M。 Friedman）主讲。
17世纪英语世界对人性的辩论就像中国古代孟子和荀子的辩论一样，基本分为两大类。以英国哲学家Thomas Hobbes（1588－1679）为首的人认为，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太混乱、太残酷了，需要社会合约（合同）来建立和维持秩序。以英国贵族Anthony Ashley Cooper （1671－1713，Third Earl of Shaftesbury）为首的人对人性的看法相对柔和乐观。他认为，人生来就能区分善与恶，有追善逐恶的倾向，而且美德和私心同在，不是非此即彼。亚当？斯密的老师，富兰西斯？哈迟森（Francis Hutcheson，1694－1746），就属于这一派。斯密本人也深受影响。
1759年斯密出版第一本书《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 这本书与斯密1776年出版的第二本书《国富论》到底有什么关系？这本书对经济思想体系的形成起了什么作用？弗里德曼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者们没有共识，“你自己的见解可能和任何一个教授的见解一样成立。”
《道德情操论》展示了斯密对人性的理解。他认为，人生来就是社会动物，有社会属性。人既有私心杂念也崇尚美德，人只要能够抑恶扬善 － 尽量抑制私心，尽量发挥善良 － 就能造就完美人格。他还认为，天赋享受；人生来就会追求幸福（haPPIness），生来就想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准。政府的作用就是要为人们创造幸福感（当时还没有“福利”（utility）这么一说）。斯密对政府作用的理解与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截然不同。洛克认为，政府的作用在于保护人们各自的私有财产。
斯密对人们的消费观有客观认识。人们羡慕追求金钱权力和虚荣，相互攀比，喜怒无常，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喜欢那个，永不满足，无休无止，但正是这种对生活的误解和无止境的欲望使人们在东奔西走，忙忙碌碌，片刻不宁。这和中国的俗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斯密对此富于正面解释――忙碌就是在工作，就是在生产；人们在不停地工作，不停地生产来满足人们的欲望。这比没有私心、没有利益、没有需求，人们完全不工作、不生产要好得多。所以自私自利的思想和行为不应该被看作是令人鄙视的小人思想和行为。
斯密为什么说追求奢华和虚荣是对生活的误解呢？因为人们对事物的偏好由习惯养成，习惯潜移默化地决定了人的幸福程度。即使有突发事件使人极度幸福或悲伤，这样的时间也相对短暂，用不了多久，人的幸福程度就会回到原来习惯的水平。比如，一个人买彩票后中了大奖，他会兴高采烈，忘乎所以，但这种超出寻常的“幸福”感会好景不长，很快他就会和以前的感觉差不多了。同样，如果一个人遇到非常糟糕的事，悲痛欲绝，但这种不幸的感觉也不会太长，很快他就会生活得一如既往。 斯密猜测，富人的幸福程度，和中等收入的人的幸福程度和穷人的幸福程度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穷人会想，“如果我有钱，一切就好了。”其实当你真的有了钱，并没有一切都好了，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富人并不像穷人想象的那样幸福。
贯串《道德情操论》中一个主要的思想是：人都有想象的能力。通过想象，我们能够换位思维，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从而有同情、悲悯之心。这与《哈利？波特》的作者J。 K。 罗琳在2008年哈佛毕业典礼中的主旨讲演中其中一个思想一样（详见《哈佛笔记》中《失败的好处》）。这也近似于中国孟子的性善论。这种同情心是自发的、天生的，不是出于任何自私自利的动机。我们在同情别人的同时，也渴望被同情，这是相互的。 我们也可以想象自己是局外人，而且可以从一个公正的局外人（impartial spectator）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虽然斯密认为享乐主义是正当的，但他所指的的幸福感是在一个和谐的、风平浪静的世界里，人们荣辱不惊，安静地享受生活。正是在这样祥和的社会里，斯密总结道，追求财富的道路和追求美德的道路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致的。其实，斯密生活的时代远非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