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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人担心，医疗保险产业会从此走向衰败，因为选择不买医疗保险的大部分人是身体健康的人；医疗保险中的病人比例会增加，保险价格会升高，比较健康的人会逐渐退出保险，保险中病人比例会更高，由此恶性循环，最终瓦解医疗保险产业（详见今后《哈佛笔记》专栏中《医疗保险中的“逆向选择”问题》）。共和党人不那么担心“逆向选择”问题。他们相信医疗保险的卖方和买方都有应变能力：这些公司会自由组合，由小变大、变强；同时，购买医疗保险的企业和个人也会用不同的方式联合起来，扩大入保规模，增加讨价还价的能力，所以取缔“人人必须有医疗保险”的硬性规定对保险业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卡特勒说，经济学家中，认为医疗保险产业中“逆向选择”问题至关重要的人大约有四分之三；认为不那么重要的经济学家是少数，大约占四分之一。如果这个问题真的像大多数专家认为的那样重要，那么在没有“人人必须有保险”的硬性规定的情况下，为了让私营医疗保险业能够正常运营，政府就要根据加入某个医疗保险计划的人群的平均健康程度对其提供更加宽厚的税收补贴。因为只有这样，保险公司才不会把“已知病情的病人”（patients with preexisting conditions）拒之门外，也不会有意把体弱多病的人群像“甩包袱”一样地留给社会。当然，即使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联邦政府没有规定“人人必须有医疗保险”的权利，我们还可以寄希望于各个州的政府确立这样的硬性规定。
11月初的国会议员大选中，民主党败给共和党。众议院中，共和党成为多数党。参议院中，民主党由绝对多数（100个席位中的58个席位，加上2个独立议员 － 他们既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当他们与民主党的立场一致时，民主党就有60票的绝对多数）变成微弱多数（52个席位），基本不可能阻止共和党对民主党提案的阻挠（除非共和党议员支持民主党的主张，这种可能性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中几乎没有）。 共和党的声音有变成强势的趋势。他们反对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有意让今年3月刚刚通过的法律（PPACA）走回头路。
卡特勒预计，共和党会通过审批明年政府预算的机会，阻挠PPACA的执行，至少会“偷工减料”，苛扣执行PPACA的预算。民主党不会轻易认输，即使他们没有足够的票数在国会阻止共和党的议案，当共和党主导的议案到民主党总统奥巴马的桌子上，奥巴马也不会签署，不会使其成为法律。
从11月初的议员大选到1月初新议员正式到华盛顿组成新国会的两个月被称为国会的跛脚鸭（“lame duck”）时期；即将被替换的议员叫“lame duck”议员，他们的下台日期近在咫尺，他们也没有动力主宰任何事情。但是，重要的财政、外交政策不管这些人事变动，仍然接踵而至，而且层层叠加、迫在眉睫。如果没有国会新的投票，小布什总统在2001年和2003年的两次减税政策就会在12月31日过期，税率会恢复到减税之前的政策，包括10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税会从今年的零税率恢复到以前的55％；国会还要对另外12项政府预算投票表决，否则联邦政府无法正常运转；参议院还要对俄罗斯战略武器裁减条约进行表决。此外，国会还要决定移民法改革和税收改革等一系列方案。
国会的日程安排早已排得满满当当，而且每一项议案都争议非凡，进退两难。所以卡特勒预计，国会在明年春季会吵得不可开交，没有任何一方会轻易妥协；僵持不下的结果是延迟政府整体预算的通过，甚至导致联邦政府像1995和1996年那样暂时关闭运营。 科特勒对佛罗里达州对PPACA中“人人必须有医疗保险”的法律挑战也显得忧心忡忡。他透露，他已经应邀组织专家组在佛罗里达的法庭上提供证词，说明这个硬性规定为什么必不可少。
联邦政府被告上法庭的最新进展
11月23日卡特勒在上课一开始就告诉学生，他已经在上周五（11月19日）通过法律程序向佛罗里达法院递交了由众多经济学家签字的证词。证词非常正式，长达16页。卡特勒分别概述佛罗里达州政府的理由和经济学家的理由。原告方说，虽然宪法规定，联邦政府有权利规范跨州贸易，但这个权利只能用于规定贸易的某一方不许干什么，不能用于规定贸易的某一方必须干什么；如果联邦政府跨越了这个权限，就是违宪。如果这次法庭判决联邦政府的做法是符合宪法的，那么这个案例的逻辑也可以被联邦政府作为先例，用在其他地方：美国人必须购买某个美国厂家生产的汽车以保护国家的经济利益；美国人必须购买绿色食品以保护环境等等，这不是可笑吗？
卡特勒组织的经济学家支持被告方。他们在证词中主要说明医疗产业的特殊性，而且每个人都不可能逃脱这个医疗市场。 即使你自己选择生活在这个体系之外，我们这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也已做了不允许你自生自灭的选择。当你因为天灾人祸不得不进入医院的急救室的时候，无论你有没有保险，有没有能力付账，我们这个社会都会为你承担治疗成本，因为我们已经做了悲天悯人的道德选择。也就是说，没有保险的人在急救室的治疗成本被社会化了，平均摊在所有纳税人的头上。
健康不同于其他产品，还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太高，一旦有病，花费太大；如果没有保险，很少有人能承受得起这么大的费用。 这与汽车、食品等物品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卡特勒说，他对宪法的很多细节不是很清楚，不能预计这场官司的结果，但他可以肯定自己在经济方面的逻辑推理和数据运用是无可厚非的。■
【哈佛笔记118】从商业视角看中美关系
2010年12月13日 11：49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奥林斯认为，中美之间的真正问题在于深层次上的互不信任，导致中美之间互不信任的关键是台湾问题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11月19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奥林斯（Steve Orlins）在哈佛大学作公开讲座。他的题目是 USChina Relations： A Vision for the Future。这个题目不能翻译成“中美关系的未来前景”，因为奥林斯不是政治学家在预测国际关系前景。把这个题目翻译成“中美关系的未来愿景”也不十分确切，因为它只表达了讲演者对两国未来关系的主观愿望，没有足够的鼓励带动作用。而统观全篇讲演，奥林斯真正要表达的是他对未来的一个憧憬，对政治家和公众百姓的一个倡议，以便使中美关系朝着促进商业、和平共处的方向发展，超越政治因素的障碍。
他开篇就引用英国著名剧作家萧伯纳（Gee Bernard Shaw，18561950）名言： 如果事情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我们要问为什么。言下之意是，我们要梦想美好世界，努力铲除达到理想境界的障碍。萧伯纳的话和其他领袖的话都具有激发人心的力量，但他们没有回答，当我们理解世界为什么不那么美好之后，我们如何才能不陷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种世俗观念。领袖的魅力在于他的逆向思维，他会指出“合理的就应该存在”，并号召带领大家去创造一个合理的、美好的世界。这需要想象、需要勇气，还需要决心和毅力。只有这样，想象才不是空想或幻想。
奥林斯在讲话中强调的也是政治决心（political will）的作用。他说，民意和公共倾向（public sentiment）只能是政治决策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如果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完全根据民意行事，他就会采取观望态度，不可能有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历史就不会在1972年揭开新的一章。如果邓小平墨守成规，不能想象中国社会应该有另外一种组织运作方式，中国也不可能在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奥林斯鼓励人们发挥想象，想象这个世界会更美好，中美关系会更紧密和坚固，并号召人们为这个美好前景而努力。
奥林斯1976年从哈佛法学院毕业，进入美国外交部，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法律咨询，1979年参与美中建交；之后进入私营律师业务，在纽约、香港、北京的事务所工作。1985年以后的20年间，他活跃于投资银行、私募基金等金融领域，先后任雷曼兄弟亚洲（Lehman Brothers Asia）主席，AEA Investors； Inc。的高级顾问和凯雷亚洲的董事总经理（Managing Director）。1999年，他担任台湾广播通讯董事会主席的职务（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Taiwan Broadband munications）。2005年，他接手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从1966年创立以来，一直通过增进民间交流的方式（Track Two Dialogue，指官方以外的交流渠道），致力于促进中美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相信中美友好不但对两国而且对世界都是有利的。虽然这个委员会在美国税务局注册的类别是501（c）（3） 非盈利性的民间组织，它的董事会多数由前美国政府高官组成，包括中美建交的关键人物基辛格、前美国贸易代表（USTR） Carla Hills，前外交部部长奥尔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前美国驻华大使Stapleton Roy 和James Sasser；也包括一些美国著名学者Nicholas Lardy （经济学家、中国问题专家）、费尔德斯坦（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其观点详见《哈佛笔记》中费尔德斯坦系列）、Thomas Christensen（政治学家、中国问题专家）、Jerome Cohen（法学家、中国法律问题专家）和Kenneth Lieberthal（政治学家，其部分观点见《哈佛笔记》专栏中《中美如何合作以缓解全球气候变暖》或《哈佛经济学笔记》书中第256259页）。这个委员会的运作经费中除了私人基金和会员捐款，也包括美国外交部和教育部的拨款。
中美关系中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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