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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把美国消减科研经费与中国加强科研技术的研发经费相对比。她回忆去年她去中国会见各大院校校长的情景。中国的校长不想谈如何搞好理工科教育，却想谈博雅教育。今年清华大学模仿桑德尔教授为哈佛本科生开设的“正义”这门课，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开设了“道德推理与批判性思维”（moral reasoning and critical thinking）的课程。其实，上周桑德尔教授刚从清华大学教课回来。这说明美国的高等教育是领先的，博雅教育的模式是令人羡慕的，“要保持我们的领先地位，我们要得到华盛顿及整个社会的支持”。
影响高等教育未来的第二个动力是全球化。思想知识的传播和经济的发展不再受边界的限制，然而世界不是均匀分布的、同质的。学生要深入了解不同的文化和历史，学习各种语言。 现在哈佛大学教授将近80种语言，学生学习外语的积极性非常高。在过去四年中，哈佛在走向世界，世界也向哈佛云集；整个大学有20％的学生是国际学生。同时更多的教学内容涵盖全球视野。例如，哈佛商学院教学用的案例有40％以上都有国际视角。
“我们愈加明白通过跨学科合作创造新知识的重要性。”哈佛一直以权力分散著称。为了矫正这个“先天不足”，福斯特倡导“一个大学”（one university）：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鼓励跨专业、跨院系的合作，充分利用各种师生资源，综合解决实际问题——无论是气候变化、新兴科技，还是社会工程、法律法规。这就引出影响高等教育未来的第三个力量：发明创造。在如何更好地治理哈佛大学的问题上，校方也在创新。今年哈佛大学第一次改革了300多年一成不变的治理机构，把哈佛公司（Harvard Incorporated）从七名成员扩展到十名成员。 福斯特接着列举了各个院校不同层面的创新。
最后，福斯特再次回到大学的责任这个话题：“哈佛必须对所有校友以及更广阔的世界负责。 大学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也是最伟大的发明者和创造者之一。通过大学，我们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以及更广泛的人类社会过上和平、繁荣和有意义的生活。”
毕业典礼主旨讲演：利比里亚第一位女总统
今年毕业典礼的主旨讲演人是利比里亚第一位女总统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她也是非洲第一位女总统。利比里亚位于西部非洲，人口约348万，其中85％的人生活在每天1。25美元以下，人均GDP即使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也只有392美元。利比里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内战不断，估计有20多万人丧生，直到2003年内战结束，成立过渡政府。瑟利夫从2005年末的总统选举中脱颖而出。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和第一夫人劳拉？布什（Laura Bush）共同出席了她在2006年1月16日的总统就职典礼。
在成为总统之前，瑟利夫历经坎坷。1938年，她出生于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Monrovia），父母出身贫寒，17岁结婚，1961年与丈夫一起赴美读书，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WisconsinMadison）、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Boulder）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就读，分别学习会计、经济和公共政策。1971年，从肯尼迪学院获公共管理硕士（MPA）后，她返回利比里亚，服务于William Tolbert政府，1972年到1973年任财政部助理部长，1979年任财政部部长，直到1980年利比里亚发生政变，Tolbert总统被谋杀。瑟利夫被迫逃亡美国，成为前政府高官中仅有的四名幸存者之一。她先后在世界银行、花旗银行、汇丰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等组织任职。这期间，她分别在1985年和1997年返回利比里亚，参加竞选，因各种原因失败，几次面临被捕入狱和死亡的威胁，不得不再次逃离利比里亚。
瑟利夫的个人经历动人心弦，但她在毕业典礼讲演中却着重讲解利比里亚在她任期内的良好发展，对个人经历一笔带过。瑟利夫历数自己执政以来的各项成绩：减少国际债务、吸引国际投资、在首都重建水电系统、在全国加强医院、学校、公路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实现GDP年增长率6％。她希望利比里亚在10年内达到不需要国际援助的水平，在20年内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通篇讲演充满了政治家竞选的意味，显得有些苍白，远远不如《哈里？波特》作者罗琳在2008年哈佛毕业典礼中的主旨讲演那样激励人心（详见即将出版的《哈佛笔记之二》。也有人说，不能把一个在职的政治家与小说家相提并论；瑟利夫的学业背景是经济和公共政策，曾任财政部部长，当然不能像小说家那样揭示人的内心世界。
果不出所料，瑟利夫计划在今年年底再次参加总统竞选，争取连任。她说，“我相信因为我过去的经历，我（比其他候选人）能更好地审时度势，是更好的领袖。”像所有政治家在公众面前慷慨陈词一样，瑟利夫对她的国家及非洲的前景表示乐观，“我坚信，我的祖国和人民比我们近年来的历史所显示的要好得多。在几十年的集权统治和内战之后，利比里亚已经过渡到民主和平的社会，七岁的儿童不会为听到枪声而担惊受怕，他们可以尽情微笑、拥有快乐童年。”
被称为“铁女人”的瑟利夫敦促毕业生敢想敢干，不要惧怕未来；尽管未来会有艰险与失败，也要大胆憧憬未来，拒绝玩世不恭、世故庸俗。她说，“如果你的梦想不让你觉得紧张害怕，只能说明你的梦想不够远大；你的梦想一定要超越你现有的能力。如果你的梦想非常渺小，当它实现了以后，你就不剩下什么了。”她提到，自己曾经有过好几次逃亡、入狱出狱的经历；她感到死亡迫在眉睫，甚至觉得为信仰而站立地活着只能导致失败，但是她都挺过来了。这一切经历只能说明：失败和成功一样重要，没有失败过的人就不会懂得成功的滋味。■
【哈佛笔记136】丘成桐谈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未来发展
2011年06月13日 12：43
中国最近建立了“千人计划”“长江学者”等项目，试图吸引世界一流人才。但是真正请到的人未必世界一流，而真正一流的学者看到已经请到的这些人的名单，也没什么兴趣了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5月29日下午哈佛大学数学系系主任、美籍华人丘成桐教授应北京大学新英格兰地区校友会的邀请，在哈佛燕京学社以“中国基础科学的未来发展”为题作公开讲演。丘成桐1949年生于广东，同年随家人辗转到香港，1969年由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然后赴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读研究生，两年后即获数学博士学位，年仅22岁。他先后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纽约州立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做研究和教学，1987年到哈佛执教至今。丘成桐因为在数学方面有突破性贡献，对广义相对论、统一场论等理论物理方面有深远影响而多次获奖，包括在1982年获数学领域中相当于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Fields Medal）。
丘成桐对北大校友说，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还没有领先于西方，北大及其他大学有责任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现在中国提倡自主创新。怎样才能在科学技术方面真正掌握主动权呢？
丘成桐的答案是：大力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因为在基础科学方面的突破往往是革命性的，例如电磁学、激光等领域。在做基础科学研究时，我们既需要运用观察试验的归纳法，也要运用以简洁和美主导的推导演绎法。我们需要既有思想深度，又有宽远视野的学者；这些学者既有能力做基础研究，又有能力跨越学科、做交叉学科的研究。中国还很缺乏这样的学者，需要大量培养这样的人才。
应用科学研究与基础科学研究之辩
丘成桐批评中国一部分人对待基础科学研究的消极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应该让发达国家做基础研究的领头羊，等他们有成果以后，中国人再应用这些成果；或者干脆等待别人的专利年限结束后，复制别人的成果。他们认为这是借别人的鸡下蛋的一种捷径办法。
丘成桐说，这是完全错误的看法，这种态度会使中国永远落后于其他国家。有一次他在山东大学讲学后，有记者采访他：“中国应该先发展应用科学还是基础科学？”丘成桐回答，只要中国大学里不请客吃饭，省下的宴会费用就可以聘请很多基础科学教授了；基础科学所需研究经费比应用科学所需的研究经费少得多。
丘成桐说，凡是对基础科学有重要贡献的科学家都对大自然有强烈的好奇心，他们要寻找自然界的真和美。中国多数领导人很少鼓励年轻人探索大自然的好奇心，不注重培养这种高尚的情操，而只专注于各种富国强兵的实际策略和拿诺贝尔奖的名声。其实，如果有崇高的追求目标，效果会更好。
丘成桐描述中国学术界现状：在实用主义的影响下，大学以训练工程师为主，对思想活跃的学生采取矫正的态度；学生以考试升学为主，只学习考试范围内的内容，对考试外的内容不感兴趣，也没时间学习；年轻学者以评选“杰出青年”的标准为主，他们知道谁是评委，投其所好，发表评委喜欢的论文，不敢尝试新的内容、探索新的问题，导致中国的论文大多陈陈相因、少有新意。 评为“杰出青年”的人再争取成为院士，从此青云直上，对学术问题的研究只不过是做表面文章罢了。
大学的评审制度
丘成桐说，大学里的评审制度至关重要。如果评审委员会以学校领导和院士为主，决定年轻学者的命运，那么年轻学者很难超过老一辈。丘成桐的解决办法是：吸引大批留学生和有国外工作经验的人回国；评审委员会成员一定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而且要有一半以上是外国专家。
虽然外国专家也不是完全不讲情面，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