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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济学的观点看生活:应该读点经济学-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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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数目最低的旅客给予现金补偿,并优先给予下一班飞机的机票。实际上,这个方案的确有助于帕累托改进,那些对于时间要求不高的乘客得到了补偿,而航空公司也乐于接受这样的安排,他们能够实现飞机满员飞行。尽管费尽周折,但社会效率总算得到了改善。 
可有的时候,帕累托改进根本无法进行,比如下面的水桶问题: 
  水桶、登机和医疗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配置资源最常用的一种方式就是人们排队等候,也就是先到先得,这种排队方式在我们周围随处可见。让我们想象这样一种情形,几个人拎着水桶在一个水龙头前面排队打水,水桶有大有小,他们怎样排队,才能使得总的排队时间最短? 
几乎不用思考,常识告诉我们,大桶接水的时间较长,小桶接水的时间较短,因此排队打水的最优方案是:人们按照水桶的大小,从小到大排队。这样安排,花在排队上面的总的时间将最短。 
因为目标是节省总的排队时间,因此我们认为这样的方案能够达到最优。可你觉得这样的方案能实现吗?让大桶者换到后面去,虽然许多人能从中获益,但是大桶者本人排队的时间变长了,尽管这样的改进能够使全体总的排队时间缩短,并且即使大桶者也明白这个道理,可是以个人的损失带来集体的有效率,这样的做法不满足帕累托最优,况且也是无法实现的。 
这样的做法在提高效率的时候却忽略了公平,因为它与我们熟悉的“先到先得”的原则相冲突了。况且在理性人的前提下,尽管总体效率会改善,但是有人会受到损,因此这样的帕累托改善是无法实现的。 
和所有的排队一样,“先到先得”的原则暗合了人们对公平的追求,但是,如果有人说,他愿意花钱购买排在前面的权利,这样做可以吗?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拷问着我们每个人。 
这一次,我们又陷入了公平和效率的深渊,更难过的是,这似乎正在触碰我们那根脆弱的道德底线。 
人们真的提出了用钱排队的方案。2008年5月,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推出了一项名为“业务办理加急”的服务项目,花50元加急费就可在VIP快速通道享受快捷服务,从而缩短排队等候时间。一时间,质疑声如潮水般涌来,中国银行不得不出面澄清。 
然而,人们对公平和效率的评判标准也是不一致的,如果我们把排队的话题扩展到社会其他领域,事实上花钱排队的现象随处可见。但人们似乎很少质疑:凭什么最高水平的医生都去给明星们做美容、抽脂手术,而穷人们只能在医院里等待?凭什么交了钱的司机就能从快速通道通过,而不必在普通道路上饱受煎熬? 
事实上,如果我们实施了严格的公平,可能带来的问题会更多。健康是每个人的权利,因此人们在医疗问题上总是坚持公平的原则,人们往往倾向于排队提供的公平医疗。在英国,所有的医院都需要排队,但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问题,低收入者往往更愿意等候,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因此很多医院都出现了不成比例的医疗服务份额,最终带来整个医疗体系的低效率和资源浪费。 
在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中,更加严重的问题是,提大水桶的人不愿意到后面去,但却有提小水桶的人总是违反规则到前面去。比如下面的骗子司机。 
  骗子司机 
一个人在不被别人看到的时候会做出怎样的行为呢?善良,丑恶,还是两者兼有?柏拉图的《理想国》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戒指的故事:一个叫盖吉氏的牧羊人在一个洞穴里发现了一个戴戒指的尸体,当他把这个戒指戴在自己手上的时候,发现能让自己隐形,没有人能够看到他做的任何事情,于是他开始引诱女王,谋杀国王。当人们不被察觉的时候,他们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呢?骗子司机的行为或许是最好的答案。 
在北京开车上下班的读者大多会有这样的回忆,在通过三环主路到辅路的出口时,一条车道是通往出口的,旁边的车道是三环直行的车道,在上下班的高峰时间,要想顺利通过出口要排十分钟的队。但这时,会有将近20%的司机刚开始假装要继续在三环主路直行,然后在最后关头突然粗鲁地(并且是非法的)直接插到通向出口的车道,结果呢?老老实实排队的那些司机至少要多等30秒钟,而罪魁祸首就是那些骗子司机。每个人都知道骗子司机的做法能够缩短自己通过出口的时间,但其他司机并不是旁观者,渐渐地更多的司机加入了骗子的行列,这时候所有司机通过出口的时间将大大延长。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不需要为你的行为后果担负长时间的责任,想象一下,如果在上面的路口有警察在维持秩序的时候,会怎么样呢?每个司机心里都清楚,骗子司机被抓住的概率非常小,可对那些老实的司机来说,这是对心灵最好的安慰。在道德标准和经济学的交叉点上,讨论这些问题是不是很有意思? 
假想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如果别人抢行,你不抢行,那么你将永远无法通过路口,但是如果人人都抢行,那么将造成交通阻塞,结果还是谁也无法通过路口。 
如果大家都追求效率,那么社会将没有效率。这里似乎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已经变成个人与集体的矛盾,通常个人从理性出发追求效率,而集体必须更加关注公平,个人与集体的矛盾也使经济学家们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当交通出现拥堵时,你总会觉得自己的车道特别慢,可是当你驶进另一个车道时,你会发现并没有快多少。事实上所有的人都会和你有同样的想法,这就如同大家在超市去排最短的队一样,最后短队变成了长队,一旦平衡,所有的车道同样地慢,在不断改变车道的过程中,时间都浪费在选择上了。选择职业的过程与排队购物有异曲同工之妙,某个职业的报酬高,往往人们会一拥而上,结果很快这个职业的报酬就会变低。另外在股票市场,如果买入明显有利的话,谁又会卖出呢? 
在高速路上还有一些有趣的现象,你是否发现,基本上每次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旁边车道的车速都会下降,虽然那些司机知道,自己的车不会发生意外,但好奇心的驱使都会使他多看一眼,但这一眼却让后面的车要多等10分钟甚至1个小时。假设一下,如果在这一刻,让所有通过的司机同时投票决定,是否减速行驶,那么投票的结果肯定是加速通过,但实际的结果是让每个司机单独投票时,因为他已经付出等待的时间和油费,为什么不慢慢通过呢,也许只能把好奇心的满足当作对等待的补偿。 
有时,个体和集体的冲突令我们难以想象。 
在剧院看戏,如果你第一个从座位上站起来,那么你将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但如果每个人都站起来,那么他们将和坐下时看到的清晰程度一样,但却要花费更大的体力。这里我们似乎得到了一个矛盾的结论,如果单个主体采取某种行为会得到回报,但是其他主体都采取这种行为时,好事可能会变成坏事。 
经济学家们称这样的情况为“合成谬误”,萨缪尔森在他风靡一时的《经济学》教材中指出:“对于部分来说是对的事情,误认为对于整体来说也是对的,这一错误的概念就是合成谬误”,也就是说,个人的理性决策往往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决策。 
这样的合成谬误更是随处可见:在聚会的时候,每个人都想让自己的声音盖过别人的,可最终发现自己的嗓子冒了烟;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每个人都想多存点钱,结果社会总的储蓄就会减少;即使其他国家拒绝降低他们的关税,减少进口物品的关税也可以使美国得益;如果所有的农民都获得了丰收,那么,农民的总收入可能将会下降。 
同样,个体微小的努力就会给集体带来效率的改进。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讲述了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一个炽热的星期天下午,刚从郊外度假返城回来的人们将公路堵得水泄不通,原因是有个床垫从一辆车上掉了下来,堵了一条小路,从而所有路上的车都慢了下来,此时有个好心人正好路过,他把床垫搬走了,所有人都会受益。” 
偷盗、诈骗、抢劫、绑票这样的行为没有一个是道德的,但对个别人有效率,他们能获得超额的利益,但对于社会却是道德的倒退,因此为了全社会的利益,社会上必须有人制止这样的“效率”,维持社会的公平。 
正当人类都陷入合成谬误的苦苦思索时,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站了出来,他一生都在致力于这样一个问题的研究:为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他的研究给人们带来了解决合成谬误的一丝希望。 
  集体行动的逻辑 
曼瑟尔·奥尔森,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者。奥尔森的学术贡献远远超越经济学的范围,对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然而天妒英才,1998年2月19日,奥尔森在办公室门外心脏病突发去世轻早逝。《经济学家》杂志这样评价这位经济学家:“奥尔森是不可替代的,但有这样一部杰作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这部杰作就是《权力与繁荣》,在书中,奥尔森将政治学中的权力和经济学中的繁荣结合起来,重建了政治经济学。 
奥尔森经过研究得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结论: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 
他发现,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然而,随着集体人数的增大,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是十分不容易的。而且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搭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搭便车的行为也越难被发现。这似乎与人们的经验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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