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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图用以代替法典的淮南子的主术训说：
“耕之为事也劳，织之为事也扰，扰劳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
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
上面所引的说明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话，都是带有半官或半法典的总结
语气，到了汉代，就成为“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的口头
禅了。例如班固批判秦政说：“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
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赡其欲也。”（汉书食货志）
这样看来，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虽然它的渊源颇古，而手工业的官有
形式在汉代也依然存在，但是这种传统到了秦汉时代才典型化，才成为“生
产方式的广阔的基础”。我们再把汉人编制的秦代字书急就篇引来作证，更
可以看出在这一方面秦法比东土六国的礼法表现了不同的精神。急就篇以类
似法典的形式，在第七、第八章，详细罗列着农业生产部类。这样并列的男
耕女织的劳动生产物，原来就是急就篇说的统治阶级剥削的对象，“司农少
府国之渊，授众钱谷主办均”，“籍（户口）受验证记问年”，“种树收敛赋
税租”。这些农户被束缚于公社，“闾里乡县趣辟论”，如果男女农户要脱
逃或暴动，那就有法律制裁全族：
“变门杀伤捕‘伍邻’。‘游徼’‘亭长’共杂诊。”
“犯祸事危置对曹。谩訑首匿愁勿聊。缚购脱漏亡命流。”
“攻击劫夺槛车膠。‘啬夫’假佐扶致牢。”
封建制的法典化也有转化的过程，并且它是由简陋的立法逐渐进到完备
的立法的。马克思说：“社会的统治阶级的利害关系，总是要使现状当作法
律，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要把它的由习惯和传统而固定化的各种限制，
当作法律固定下来。？？在时间的进行中，采取了有规则有秩序的形态。这
个结果就会发生出来。”（参看资本论，第三卷，页一○三五）所谓“趋其耕
耨，稽其女工”的王法，正是在历史的进程中成为国民月令的支配形式。至
于法典的完成，在我们的研究的结果，就是“食货”二字的定义，“食”、
指农业生产，“货”指手工业生产，“食货”即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
汉书食货志说：
“‘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
这个自然经济的法典式的定义一直延续于后代，在唐人法典中还可以找
到同样的规定，唐六典记载着：
“肆力耕桑者为‘农’。”（卷三）
“钱帛之属谓之‘货’。绢曰匹，布曰端，绵曰屯，丝曰絢，麻曰綟；？？
钱曰贯。”（卷二十）
因此，历代的食货志就显然刻上封建制的烙印，而不是一般的经济史料
了。从耕织的传统习惯以至法典化，“食货”既然形成统治阶级课赋的对象，
那就要服从于统治阶级的利害关系了。
前面所引马克思的公式，特别指出，封建制的地租形态，是因为有农业
和手工业的结合，才成为例如亚洲的社会形态的适合的基础。接着他说：“这
种实物地租的量可以大到这样，从致劳动条件的再生产、生产资料的再生产，
都严厉地受到威胁，从致生产的扩大或多或少成为不可能的，并压迫直接生
产者，使他们只能得到维持肉体生存的最小限量的生活资料。”（参看资本论，
第三卷，页一○三九）我们就在汉代盛世，已经从贾谊的文中看出了这样现
象，如上面举的例，一方面男耕女织的结果，是衣食不保，另一方面耕织的
资财是几乎完全奉养统治阶级，还嫌不能满足其欲望。秦汉以后的所谓劝农
桑、重桑梓的内容以及各代有关郡县典章的说明，就更使我们易于理解了。
既然中国封建制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是由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
统一形成的”，那么地租的剥削，自然就和这一基础有所关联。在中国历代
文献中，这种剥削形态叫做“租调”。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通过土地所有
制形式，在封建的超经济剥削关系上面也刻上烙印，所谓“租”课粟米，“调”
输布帛，文献上也称“课调”。
租调的制度在古代已经有了萌芽形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夫买庸（原作“卖庸”，今按经文“取庸”义改）而播耕者，主人（地主）
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钱易者，非爱庸客（农奴）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
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耕耘，尽巧而正畦陌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
且美，钱布且易云也。”
这段话虽然提出了“调布”，但其涵义历来学者解释不同，尚有待于研
究。秦代文献多佚失，但始皇本纪也讲到“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汉初
文景有名的三诏都着重地提到“农桑”和“耕织”，晁错更提到“粟米布帛”。
我们认为西汉制度的田租是以粟帛兼输的。西汉尚书郎四人，内一人主“户
口垦田”，一人“主财帛兼输”。西汉既然“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
从女贡织帛来讲，其中用布帛均输，自然要如史书记载的，竟达到百万匹以
至五百万匹，因而在地租之中没有布调是不可能的。左雄就指出“特选横调，
纷纷不绝”，贡禹就主张“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意农业”。
到了王莽的王田制，便固定下来，“以周官税民，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
之税，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
（汉书食货志）
东汉的租调继承西汉制度，后汉书百官志指明掌布帛钱谷的都有享职。
统归大司农指挥，称布调为“调度”。明帝曾赦陇西勿收某年的租调，章帝
诏以布帛为租，桓帝也曾下诏免除某年的“调度”，但其初年租调的调，居
然“河内一郡，尝调缣素绮縠，才八万馀匹，今乃十五万匹，？？民多流亡，
皆虚张户口。”（后汉纪卷二十孝质皇帝纪）到了灵帝时，“中御府积天下之
绘，西园引司农之臧”（后汉书吕强传）。再据后汉书朱晖传说的“取布帛为
租，以通天下之用”看来，租调制的法律化起源于秦汉，并在汉代取得了更
固定的形式，反过来更把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巩固起来。这一制度即成为后
代租和调、租庸调的法律的张本（两税制虽然有些改变，但其内容仍然是农产
物和手织物分期输纳的）。它们都利用着农村公社的组织，使耕男织女或人户
匹庶尽其所能地输纳剩馀生产物，因而就成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基础。直到唐
代，“仓库”二字的定义，在唐律疏议中，还沿用汉代百官制的法令，并且
这样规定：“仓，谓贮粟麦之属；库，谓贮器仗绵绢之类”。“食货”的经
济意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亚洲，国王和僧侣保管之下的这种贮藏
货币（郭译本作“宝库”），宁可说是他们的权力的表征。”（参看政治经济学
批判，人民出版社版，页九二）
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桔合形式，既然是东方封建制的生产方式的条件，
又是巩固东方专制政制的基础，那么从秦汉以来的皇朝“劝农桑”以增加所
谓食货的诏令，就容易明白了。这种结合形式既然表现出“前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分解作用是一种障碍”，那么中国的
封建制度的顽固性，也要溯源于秦汉制度的渊源。
第二节 秦汉的封建贵族与豪族地主
上面说明的是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广阔的基础，这里再进一步研究和这
种基础相随伴的生产方式。这两个问题是相关联的。马克思指出：“生产方
式本身愈是适皮于陈旧的传统（在农业上，傅统的方式长久保持着，而在东方
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中，保持还要长久），也就是说，占有的实际过程所遭
受到的变化愈少，那末，陈旧的所有制形态就愈巩固，而集团一般地说也因
之更为巩固。”（参看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版，页三一）这
里所说的“所有制形态”即指经济基础，“集团”即指不同的阶级。
生产方式，依据资本论的定义，是特殊的生产资料和特殊的劳动力的结
合关系，它决定着某一社会经济构成的倾向。资本论的第一句话所从比政治
经济学批判的第一句同样的话更为完善，就在于它点明了生产方式的支配的
性质。因此，封建制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关系，就支配着封建主义社
会的圣性质。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也是从生产资料的所有地位和劳动的领
有关系来分析的。下面首先研究秦汉封建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即怎样
形成了豪族地主的占有制和皇族地主的国有制。
我们以为秦人开始在法律上易器（器指国家形态），也正如西洋古代通过
了隶农制的小生产，从挽救劳动力在奴隶制度下的危机。在中国秦代一开始
并没有如后来所谓的“兼并”，起始仅是小生产制度的建立，例如史言秦人
尽废井田，任民所耕，不计多少，而随其所占之田，以制赋。蔡泽说：“商
君决裂井田，废坏阡陌，从静百姓之业，而一其志。”文献通考节引以上前
数语，并说：“夫曰静曰一，则可见周授田之制，至秦时必是扰乱无章，轻
重不均矣。朱晦庵语录亦谓因蔡泽此语，可见周制至秦，不能无弊。”按县
乡亭的秦制正具有以农村为出发点的封建性质。
史载秦孝公十四年初为赋。它为什么要被大书特书呢？过去史学者常笼
统说这是舍地而税人的开始，但对于这一问题没有什么说明。我们以为这就
是裂地名官在法律上的必然典式，换言之，这标志着向封建财产所有制的合
法形式的转变，古代社会的母胎内已经孕育下封建制社会的胚种了。
秦孝公十二年开始建立县乡亭制。汉书百官表说：“县令长皆秦官，？？万
户以上为合，秩千石（所谓禄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
有丞尉。”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