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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如两极。从中，我们可以具体地看到黄公画作的面目，何等地变化多端、丰富多彩啊！”
“八秩书画展”之后，黄宾虹在给吴仲炯的信中提到，此次画展，“惟傅君与秋斋、柱常伉俪之力，兼荷尊处与秦曼老、陈叔老德爱有加以成之。尤可纪念……”他对傅雷是十分感激的，也增进了对他的器重。黄宾虹对画展收入的用途有所安排，并请傅雷帮助实施。他曾致函傅雷，请其将收入的三分之二存入金城银行，以一份作为在上海筹办一个文艺联欢所的资金。那三分之二的收入，黄宾虹拟用于出版几种著作，此事也委托给了傅雷。为此，傅雷与大东、开明书店订立了合资印刷黄著的合同。黄宾虹虽深知上海各书局及推销法的难以成事，但由于“不欲拂傅君盛意”，仍拟将书稿《明季三高僧（石帮、石涛、渐江）佚事》请人抄清后寄到上海。后来，黄宾虹有意出版另一著作《画学分期法》，该著原稿用的是旧式句读法，为便于后学阅读，他又请傅雷采用新法句读，加以圈点润色。再后，黄宾虹又拟将所藏古铜印文考释，在上海分类印行。他准备在北平收购印书所需的连四纸（一种国产手工纸）。这就需要解决纸张的堆栈问题。为此，他又和傅雷进行了商量。不只在黄宾虹书画展之前，在此之后，傅雷始终追踪着黄宾虹的创作轨迹，并逐步深入地进行着研究。他也从黄宾虹那里，学习和领受了不少。
1954年9月间，华东美协为黄宾虹举办个人画展，并召开了座谈会。会前，黄老先生专门到家拜访，看望傅雷夫妇。画展展出的一百多件新作，傅雷觉得，虽然色调浓厚，但却浑厚深沉得很，而且很多作品远看很细致，近看则笔头仍很粗扩。这种技术才是上品！座谈时，发言的人大半是在颂扬作者。傅雷“觉得这不是座谈的意义！”，“颂扬话太多了，听来真讨厌”。他本不想说话了，华东美协主席赖少其却一再催逼，他也只好说了些意见。结合黄宾虹的艺术成就，傅雷谈到了中国画发展途径中的一些问题。他认为：（一）及至近代，中画与西画，已发展到了同一条路上；（二）中国画家在技术根基上，应该向西画家学习；（三）中西画家应该互相观摩、学习；（四）任何部门的艺术家，都不能坐井观天，固守一隅，应该对旁的艺术感到兴趣，以收触类旁通之效。
11月间，秋高气爽，花木诱人，正是游览西湖的最好季节。月初，傅雷与朱梅馥“忍不住到杭州去溜了三天”。这三天中，在黄宾虹家看了两整天他收藏的元、明、清三代珍品。边看边与黄老探究着画艺。傅雷夫妇临走，黄宾虹在湖畔酒楼设宴送行。待他们返回上海后，黄宾虹在11月17日复信中，将他们夫妇俩能去杭州品赏他的珍藏，视为一大快事。他告诉傅雷：“吴门四家，前三百年论者已谓文沈易得，唐仇难求，敝筐所有俱未敢信为真，虽无中郎而见虎贲，以为尚有典型，存之备考。……近叠经兵燹，散佚几尽，片缣寸楮聊供研究，当大雅所不弃也。容遇合观精品，即图补报。抵领顿觉逾量，非可言谢。”黄宾虹还称赞傅雷：“评驾旧画，卓识高超”。一个月后（12月20日），黄宾虹在给傅雷的信中，又一次对他的“勤文艺研究，于古今变迁尤加邃密”，表示“诚感诚佩”。
想不到的是，那次杭州欢会，竟成永诀。仅仅过了四个多月，黄宾虹因患胃癌于1955年3月25日去世。傅雷得此消息，非常难过，“哀恸之余，竟夕不能成寐”。他觉得，“非但在个人失一敬爱之师友，在吾国艺术界尤为重大损失”。（1955年3月26日傅雷致黄宾虹夫人宋若婴信）
从30年代初结识起，二十多年间，傅雷与黄宾虹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探讨画史，交流读画心得，俩人书信不断。（可惜笔者写此传记时，傅雷致黄宾虹的大量书简尚未公布，因而未能更多地看到他在中国画史研究和作品鉴赏方面的精湛见解。）黄宾虹常在国画界的朋友们面前，提及和夸奖着傅雷，认为傅是他平生一大知己。每有得意之作，他即题赠这位忘年交。傅雷收藏的黄宾虹后期精品，多达五六十件。不料这些作品，在“文革”中傅家被抄时，大都散失了！
黄宾虹去世后，傅雷仍一如既往地关心和珍惜着有关大师的一切。60年代初期，有人在编撰《宾虹年谱》、汇辑《宾虹书简》时，陈叔通先生坚持，这类著作，务必要由傅雷过目、润色和最后审定。从总体构想到细目编辑，从初稿到定稿，以至校对付印，傅雷一次又一次地与编者一起谋划设计，工作是很烦琐的。为了在1963年举办京津沪皖浙五处所藏黄老作品的展览，傅雷参预了预选工作，还将个人所藏全部送去参展。《宾虹书简》编定后，他为之写序，对黄老的人品与画品备加颂扬。他说，黄宾虹先生，“不仅为吾国近世山水画大家，为学亦无所不窥，而于绘画理论、金石文字之研究，造诣尤深。或进一步发挥前人学说，或对传统观点提出不同看法，态度谨严——以探求真理为依归，从无入主出奴之见掺杂其间。平生效忠艺术，热爱祖国文化，无时无刻不以发扬光大自勉勉人。生活淡泊，不骛名利，鬻画从不斤斤于润例；待人谦和，不问年齿，弟子请益则循循善诱无倦色。”
刚柔相济 伉俪互助…金梅
一个和睦、美满的小家庭，除了夫妇俩志同道合之外，性格上的阴阳互补、刚柔相济也是和谐的重要因素。刚烈的傅雷与温柔的朱梅馥结为伉俪，可以说是傅雷的终身幸福。她是傅雷的贤内助。虽然在傅雷的五百万言译著上，找不到她的名字，可是如果没有她，傅雷不可能在文学上建树那样的煌煌丰碑。
傅雷在赴法求学那年，便与她定亲。当时傅雷十九岁，朱梅馥十四岁。
那年月，农村盛行包办婚姻。傅雷与朱梅馥，既是自由恋爱，又是母亲作主——傅雷和母亲都中意！
朱梅馥比傅雷小五岁。1913年2月20日，她出生在上海南汇县城。当时正值阴历元月十五，腊梅盛开，取名梅福。与傅雷结婚时她嫌“福”字太俗，改为“馥”。梅馥，暗含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之意：“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朱梅馥的父亲朱鸿，乃清朝秀才，后来教书为业。母亲杨秀全操持家务。朱梅馥有三兄一姐，
她最小。说起来，朱梅馥的祖姑母姓朱，与傅家有点远亲。傅雷母亲的娘家与朱家是邻居，傅雷跟朱梅馥从小就认识。特别是傅雷到上海市区念中学、大学时，在暑、寒假常住母亲娘家，与朱梅馥常见面。
朱梅馥端庄秀丽，性情随和。她先在上海教会学校稗文女校念初中，后在另一所教会学校晏摩氏女校念高中。在当时，女子能够具有高中文化水平，已算很不错的了。她懂英文，也学过钢琴。
“朱家姑娘文静。”傅雷的母亲早就看中了朱梅馥。
傅雷呢？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彼此间情投意合，早已心照不宣。
正因为这样，当朱梅馥的叔叔从中作伐，当然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亲事当即定了下来。
傅雷到了巴黎之后，鸿雁传书，跟朱梅馥写起“两地书”来了。
如此良姻美缘，也并非一帆风顺，曾遇到小小的波折。
傅雷的老朋友刘抗先生，曾颇为风趣地谈及一段往事：
“在巴黎时，傅雷曾和一位法国小姐名叫玛德琳的闹过恋爱，大概一边热情似火，披肝沥胆，另一边却意马心猿，别有怀抱，始终唱不出一曲合欢调来，弄得他在极度失望之余，几乎举枪自尽。实际上，他在家乡早已和一位贤慧娴淑的闺秀名叫梅馥的订了婚。梅馥是个东方型而受过新教育的女性；体贴、文静、好客，几乎一切中国标准的美德，都集结在她身上，且文笔非常优美流利。傅雷经过那次和玛德琳绝裂后，痛定思痛，更觉梅馥的可爱，从此便认真相偕了。”
失而复得，往往倍觉珍贵。经过波折，相爱弥坚。此后傅雷从一而终，再无异心。
1932年，傅雷借上海一家饭店举行隆重的婚礼。饭后酒余，朋友们跳起了交谊舞。在当时，这算是新式结婚了。
翌年，朱梅馥生一男孩，刚出生便夭折了，给这对青年夫妇带来了不快。9月，傅雷的母亲因风湿病逝世，终年四十五岁。傅雷夫妇不胜悲痛，扶枢回乡安葬。
就在傅雷母亲去世后半年——1934年3月10日，傅聪降生于上海的花园新村。
1937年4月15日，生次子博敏。“‘聪’的意思是‘听觉灵敏’、‘高度智慧’、敏的意思是‘分辨力强’、‘灵活’，两个字放在一起‘聪敏’，就是常见的辞，用以说智慧、灵敏，即‘clever’的意思。”
从此，四口一家，温暖幸福。
傅雷之家如同舞台一般，常常演出种种热闹而有趣的活剧来。
傅雷秉承严母，对儿子的教育一向非常严格。傅雷的严，傅聪的“皮”，常常闹“磨擦”。朱梅馥居中，往往扮演“调解委员”的角色。
傅雷对于家庭成员，有着不成文的种种“规定”：
“食不语”——吃饭时不许讲话；
咀嚼时不许发出很大的声响；
用匙舀汤时不许滴在桌面上；
吃完饭要把凳子放入桌下，以免影响家中“交通”……
傅聪的秉性是“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傅雷刚刚离家，傅聪便在家里“大闹天宫”。有一年春节，傅雷外出拜年，傅聪溜出家门，在玩具店里给假面具、炮仗、刀枪之类迷住了。正在此时，忽听见有人喊“阿聪”。回头一看，父亲站在后面。他吃了一惊，拔腿就跑，朝家里奔去——因为父亲吩咐过，孩子不许随便外出……
如果说傅雷是铁锤，朱梅馥则是棉花胎，敲上去不会发出火花。她从不发脾气。傅雷藏书甚多，什么书放在哪里，都有一定之规。傅雷看完什么书，一定放回原处。朱梅馥常常忘了傅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