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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汉开过的功勋之臣中，无论是武将首席陈昇，还是文官首席王兆靖，以及下面负责方方面面的元老重臣们，也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在大汉帝国稳固下来之后，都通过各种场合表达了自己离开权力中心，退隐安享富贵的心愿。
无论古今，无论东方或是西方，这种主动求退也是权力游戏的常见玩法，身为上位者的赵进理应顺水推舟，对内对外都营造出一种和和气气，皆大欢喜的局面，但凡是提出这种心愿的重臣们都遭到了严厉的申斥。
当赵进做出这个表态的时候，所有人都以为是华夏官面上常见的礼节，当申斥一次比一次严厉，并且有具体措施实行的情况下，大家才意识到赵进这么做是真心的。
这样的做法又引起了另一种担心，纵观世界，不仅华夏本身，过份宠信功臣近臣会导致权力失衡，会导致被信任的人和家族无节制的滥用权力，会动摇国家的根基，甚至会让国家灭亡，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有种种先例可循。
不过现实让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赵进依旧保持着对伙伴和亲信们的信任，但并不是毫无节制的宠溺和放纵，当任何人犯了错误，都会按照规则给予惩罚，这个惩罚既不会他们和太祖皇帝的关系而过重株连，也不会因为和太祖皇帝的关系而高举轻放。
按照规则办事，严格按照规则办事，是大汉帝国和从前任何一个华夏王朝的不同，但即便如此，从这种按照“规则。”本身，依旧能看出赵进对他伙伴们的情谊和关心，即便这种兄弟情义仅仅保持在这一代，越是下一代就越趋向于传统的君臣关系。
“情义。”“关心。”这种充满温情的词汇本不该出现在一位帝王身上，尤其是赵进这种白手起家的初代帝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状况，我们只能把原因归结为“升龙谷伏击战。”其心理的影响。
回到赵进做事的方法和节奏上，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赵进走出的前几步并不是太过稀奇，在明帝国的广大国土上，不止一个人做到了这一点，但这些人或者成为盘剥地方的恶霸，或者成为具有半官方身份的士绅，为自己和家族赚取钱财和土地，追求权势和享乐或者声名，他们的目标大都集中在家乡，一府已经是最大的极限。
赵进完全不同，他从始至终都在谋求实力的增长，谋求让他那个团体从各方面变得更强，无论是军事上，组织上或是经济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甚至在思想和文明上也作出了同样的要求。
在这种谋求增长不断变强的过程中，赵进击败歼灭了一个个被认为和他类似的敌人。
这些敌人来源组成各不相同，有徐州地下社会的暴徒，有形同政权的宗教组织，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还有把持经济利益的商会以及行会，在这样那样的民间武装中，明帝国政府和军方的影子在其中若隐若现。
随着一次次胜利，赵进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从古至今，无数人在一次次胜利中，在不断增加的财富和声望中迷失，或者沉迷享受，或者骄狂自大，或者失去目标，赵进消灭的一个个对手正是这样。
一个少年，一个出身并不那么富贵的少年，取得了不管怎么评价都可以说是辉煌的胜利，取得了在任何时空都值得艳羡的巨额财富，但他却没有迷失，克制了年轻人最蓬勃的欲望，去不断的积累，去不断的发展，让自己更加的强大，这就是赵进的冷静，不，这不能用冷静来解释，这是他的计划。
在赵进的成长过程中，还有一件事令人惊讶，那就是他的前瞻性，无论现在大汉帝国及其附庸的民众们如何自豪，华夏世界如何的兴盛，都没办法否认，在赵进成长的那个时代，明帝国作为一个帝国千疮百孔，可从一个帝国的标准来说还过得去，他依旧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稳定统治了近二百年，而且还在几次对内对外的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用当时的标准可以说是“中兴”，但这个帝国在方方面面都已经衰颓了，已经全面落后于当时的西方世界，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西方文明全面压倒东方文明就是个必然的结果。
作为后世的研究者，我们有详尽的资料，以近乎全知全能者的角度俯瞰历史长河，我们能得出明帝国那时候已经千疮百孔，我们能够得出欧洲实力在迅速的增长，但当时的人并不知道，赵进则敏锐的意识到了这一点。
怎么会有这样的胆量去挑战看起来不可战胜的庞然巨物，怎么会有决断去借鉴当时大部分人认为的歪理邪说，这是很难想象的，关于借鉴欧洲技术和某些理念细节上，某些史学研究者倒是提出了猜想，如今的教会系统尤其坚持认为这个猜测是真相，那就是赵进曾经秘密扣留过传教士或者来自欧洲的商船，从这些来自西方的人士上得到了很多知识，某些胆大妄为的教会一直在暗地宣传赵进和身边的人曾在少年时候因为某位圣徒受洗成了教徒，这种说辞一直被官方严厉禁止，而且从官方对教会的全面打压来看，这不可能是真的。
他一方面吸收西方文明中优秀的部分，一方面将东方的优秀文化发扬光大，对东西方的优秀之处取长补短，加以改进和创新，在这里，就只能说是能者无所不能，赵进的前瞻性不光体现在对具体技术的采用上，还体现在具体细节的革新上，甚至可以直接说是发明，在他的整合下，大汉帝国的技术领先于世界，随着大汉帝国文化、经济和军事的全面爆发，科技也开始凌驾于整个世界，从原来的细节处改善，变成了领先时代。
和赵进同时代的人，或许也有人看出了乱世将至，或许也有人看出了明帝国的外强中干，或许有人也在加强武备，或许有人在加强武备的同时也在赚钱，但在这里面，只有赵进用方方面面的法子让自己的实力更强大，远远领先于其他人的强大。
在没有获得官方身份前，在没有立起得到法理承认的旗号前，赵进的组织和武装充其量是幕僚和民团以及佃户，但考察其组织其动员力，却远比其他地下势力正规，甚至远比明帝国各级政府要正规和有效率，先进的击败落后的，又是这样的理所当然。
很多研究者把注意力放在一场场辉煌的胜利上，或者一个个商业奇迹，比如说，赵进亲自创造了几个巨大的商业都市，将祸乱明帝国的海盗变为合法的海运，建立了规模巨大的官办工场和农庄，这些胜利和奇迹固然值得赞叹，也是赵进走向顶点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其实很多胜利和奇迹并没有那么重要的意义，当赵进完全控制徐州之后，取得天下就已经成了必然。
明帝国的领土千倍于徐州，人口也近乎千倍，更不要说徐州没有肥沃的田地，没有珍贵的矿产，作为明帝国交通主干的大运河又已经改道别处，容易泛滥的黄河是巨大的危险，没有可凭依的地利，因为几次黄河决口，运河改道，当地的人口也比同等规模的州要稀少，这些都称不上是什么基业。
徐州这边也不是一无基础，他有着当时明帝国规模最大的铁矿之一，众所周知的是，那个铁矿的女主人就是大汉帝国太祖皇帝赵进的第一皇后，她当时因为家业被人威胁主动和赵进建立了联系，在当时堪称巨大的铁矿和矿业为赵进军团提供了装备，而大量的矿工则比农民更适合成为职业士兵。
第1704章大汉太祖赵进研究（4）
多发的灾难让徐州人民和明帝国的边疆民族一样强悍好斗，不畏生死，不蓄恒产，崇尚武力，这样的民间传统也是赵进组织强军的因素之一。
没有地利凭依从防守上是劣势，但如果保持进攻的话，就成了优点，随时可以开拔出相当规模的力量，当赵进有了一支拿得出手的力量之后，就可以向东威胁明帝国的财赋来源——两淮盐场，并且夺取了那边的广袤荒地，这荒地是为了给盐场提供煮盐的荒草存在的，这片两倍于徐州面积的荒地成了赵进最初的领地，赵进在那里设置了屯垦庄园，收拢明帝国的灾民，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奴隶，让他们为自己生产粮食，并把这些奴隶变成了自己的士兵、工匠、甚至官员。
明帝国对士绅极为重视，但这种重视变成了对帝国本身的残害，想要依靠士绅们作为政权的延伸，所以给他们种种优待，不过这种优待在出身于士绅阶层的文官运作下，变成了只有权利没有责任的状况。
士绅们拿走了好处，所有的义务和责任都由平民承担，这就导致了极为恶性的循环，在赵进夺得天下之前，这种恶性循环已经快要摧毁明帝国的基础，并且导致全盘的崩溃，将士绅阶层看成统治的同伴和同盟军，却导致了这等恶果，这个教训谁都会看得很明白。
明帝国的军事阶层也是个笑话，过二百年的历史中，闪亮的将星寥寥无几，各处的驻屯军和世袭军官们变成了寄生在体制上的蛀虫，他们对于军事一窍不通，却成了侵吞军田的地主，这样的阶层和士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只吸取利益，不创造价值，不负担责任的废物。
无论文武都依靠不上，皇室依仗为伙伴的阶层本质上却是统治的摧毁者，明帝国的结局可想而知，在这个恶性循环下被不断压榨摧残的平民百姓，活得无比凄惨，被迫从自己的家乡离开流浪，破产破家，无处可去的民众在明帝国有个官方的称呼“流民”，官方对“流民”的态度很冷酷，往往是驱赶和置之不理，甚至会武装剿杀。
流民的组成中有很多是贫苦阶层，他们对税赋的变动和自然灾害没有任何的抵抗力，但也有很多自耕农，他们的抵抗力不比前者强太多，他们的土地和家产也是当地豪强的侵吞对象，讽刺的是，如果税赋变动和自然灾害加剧，中小地主也会破产破家，在这一阶层中，就有士绅，卫所的军户，也就是明帝国的军方农奴同样是流民的组成部分。
有了知识阶层和军事人员的加入，对体制充满了怨气的流民团队往往会成为威力巨大的破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