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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霍米亚科夫（1804—1860），诗人，政论家，斯拉夫主义最大的代表人物。他的神学著作于一八六七年在布拉格发表。
一春天他都茫然若失，经历了一段可怕的时刻。
“不知道我是什么、我为什么在这里，是无法活下去的。但是这个我又不能知道，因此我活不下去，”列文自言自语。
“在无限的时间里，在无限的物质里，在无限的空间里，分化出一个水泡般的有机体，这水泡持续了一会就破裂了，这个水泡就是——我。”
这是一种使人苦恼的曲解，但是这却是人们在这方面若干世纪来苦心思索所获得的唯一的最终的结果。
这是最终的信仰，差不多一切流派的人类思想体系都是以此为依据的。这是一种占主宰地位的信仰，而在一切其他的解释中，列文不由自主地，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和怎么地，偏巧挑选了这个，好像这无论如何也是最明晰的。
但是这不仅是曲解而已，这是对于一种邪恶势力——一种人不可能向它屈服的、凶恶的、而且使人厌弃的力量——
的残酷的嘲弄。
必须摆脱这种力量。而逃避的方法就掌握在每个人的手中。必须停上对这种邪恶力量的依赖。而这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死！
列文，虽然是一个幸福的、有了家庭的、身强力壮的人，却好几次濒于自杀的境地，以致于他把绳索藏起来，唯恐他会上吊，而且不敢携带枪支，唯恐他会自杀。
但是列文并没有用枪自杀，也没有上吊，他继续活着。
十
当列文想到他是什么和为什么活着的时候，他找不到答案，于是陷入悲观失望；但是当他不再问自己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反倒好像知道他是什么和为什么活着了，因为他坚决而明确地生活着和行动着；最近他甚至比以前更坚定明确得多了。
六月初他回到乡间的时候，他又回到他日常的工作。农务，同农民和邻居们交往，经管家务和他姐姐和哥哥托付给他的家产，同妻子和亲属的关系，照顾婴儿和从今年春天起他就迷恋上的新的养蜂爱好，占据了他的全部时间。
这些事情引起了他的兴趣，倒不是因为像他以前那样，根据什么公认的原理才认为它是正确的；恰恰相反，现在，他一方面由于他以前在公共福利事业方面的失败而觉得灰心丧气，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忙于思考和应付从四面八方压到他身上的大宗事务，因而他完全不再想到公共福利，他对这件事情发生兴趣，只是因为他觉得必须做他所做的事情，他非得这么做不可。
以前（这差不多从童年就开始了，到他完全成人）当他尽力做一些对所有的人、对人类、对俄国、对全村有益处的事情的时候，他觉察出这种想法倒是令人愉快的，而这种活动本身却总是令人不满意的，而且他总也不十分相信这种事情确实是需要的，而这种活动本身最初看上去似乎是那么重大，却越来越微不足道，直到化为乌有为止；可是现在，自从他结婚以后，当他越来越局限于为自己而生活的时候，虽然想起自己的活动再也体会不到什么快乐，但是他却坚信自己的事业是万不可少的，而且看出它比以往进展得顺遂多了，而且规模变得越来越大了。
现在，好像不由自主一样，他像一把犁头似的，在地里越掘越深，不耕出一条条犁沟是拔不出来的。
像祖祖辈辈那样过着家庭生活，那就是说达到一样的教育水平，而且使子女们受到同样的教育，无疑是非常必要的。这就像饿了需要吃饭一样；因此就像需要准备饭食一样，同样也需要把波克罗夫斯科耶的农事经管得能够产生收益才行。就像一定要偿还债务一样，同样一定也需要把祖传的田产保管到这种程度，使得他的儿子继承的时候，会为了他所兴建和培植的一切，感激他的父亲，像列文感激他的祖父一样。为了做到这种地步，他必须不出租土地，一定要亲自耕作，饲养家畜，往田里施肥，而且种植树木。
不照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他姐姐的和那些习惯于向他请教的农民的事务是不可能的，就像把抱在怀中的婴儿抛掉是不可能的一样。必须照顾请来作客的姨姐和她的孩子们以及他妻子和婴儿的安适，每天不花费一点时间来陪他们也是不可能的。
这一切，再加上他的打猎的爱好在养蜂的新爱好，就占满了列文的那种他一想起来就觉得没有一点意思的全部生活。
但是除了明确地知道他必须做·什·么以外，列文同样也知道这一切他必须·怎·么做，事情当中哪一样是更重要的。
他知道他一定要尽量廉价雇佣工人；但是用奴役办法来雇人，以预付的方式压低他们应得的工资，却是不应该的，虽然那样有利可图。在缺货的时候卖给农民稻草是可以的，虽然他替他们很难过；但是旅馆或者酒店，虽然很赚钱，也一定要取消。砍伐树木一定要尽量从严处分，但是农民们把牲口放到他的地里却不能处以罚款；虽然这使看地的人很发愁，而且使农民们无所畏惧，他却不能扣留人家走失的牲畜。
彼得每个月要付给债主百分之十利息，他必须借给他一笔钱，好把他解救出来；但是拖欠了地租的农民们却不能不交地租或者延期交租。不割草场上的草，使草都糟蹋了，是不能饶恕管家的；但是种着小树的八十亩地上的青草却不能割。一个雇工在农忙季节，因为父亲死去回了家，无论他是多么可怜，也是不能饶恕的，而且为了那些宝贵的月份他旷了工，一定要扣除他的工钱；但是却不能不按月发口粮给对他毫无用处的老仆人们。
列文也知道，一回到家首先就得去看他那身体不舒服的妻子，而等待了三个钟头要见他的农民们却是可以再稍候一会的；而且他知道，尽管往蜂房里收蜂群是一种乐趣，但是他却得放弃这种乐趣，让管蜂的老头一个人去收蜂群，而去和到养蜂场来找他的农民们谈话。
他做得对不对，这他可不知道，现在他不但不打算加以证实，而且避免谈论和想这件事。
推究把他引入了疑惑之中，妨碍他看清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是当他不动脑筋，只是这么活着的时候，他就不住地感觉到他的心灵里有一个绝对正确的审判官，在评判那可能发生的两种行动，哪样好，哪样歹；而他刚一做了不该做的事，他立刻就感觉到了。
他就这样活着，他不知道，而且也看不出他有可能知道他是什么和他为什么活在世界上，而且他因为这种愚昧无知痛苦到那种地步，以致他简直害怕他会自杀，同时他却在坚定地开辟着他自己特殊的确定的人生道路。
十一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来到波克罗夫斯科耶的那一天，是列文最苦恼的一天。
这是一年中最紧张的农忙季节，那时候，所有的农民在劳动中都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自我牺牲的紧张精神，那是在任何其他的生活条件下都没有表现过的，要是露出这种品质的人们自己很看重它，要是它不是年年如此，要是这种紧张劳动的成果不是那么平常的话，那它就会得到很高的评价的。
收割或者收获黑麦和燕麦，装运，割草，翻耕休耕地，打谷子和播种冬小麦——这一切看起来好像都很简单平凡；但是要干完这一切，就需要全村的人，老老少少，毫不间歇地劳动三四个星期，而且比往常要艰苦三倍，靠着克瓦斯、葱头和黑面包过日子，夜里打谷和搬运谷捆，而且一天二十四小时内睡不到两三个钟头。全俄国每年都是这样干的。
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度过，而且同农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种大忙的时刻，列文总感觉得农民们这种普遍的兴奋心情感染了他。
一大早，他就骑马到第一批播种黑麦的地方，然后又到运去燕麦堆成垛的地方去，当他妻子和姨姐起床的时候就回家去和她们一道喝咖啡，接着又步行到农场，那里安装好的一架新打谷机就要打谷了。
一整天，当他同管家和农民们谈话的时候，当他在家中跟他妻子、多莉、她的孩子们和他的岳父谈话的时候，除了农务以外，列文翻来覆去老想着他当时很关心的那个问题，在一切里寻找着同这个问题有关系的东西：“我到底是什么？我在哪里呢？我为什么在这里？”
列文站在一所新盖好房顶的谷仓——尚未落尽树叶、还散发着香气的榛树枝作板条，茅屋顶用新剥去皮的白杨木做房梁——透过敞开的大门凝视着打谷时回旋飞扬的干燥而刺鼻的灰尘，时而凝视着被炎热的阳光照耀着的打谷场上的青草和刚刚从谷仓里搬运出来的新鲜麦秆；时而凝视着长着花斑头顶和白胸脯的燕子，它们啁啾着，鼓动着翅膀飞进房檐下，歇落在门口的亮处；时而凝视着在阴暗的、尘土飞扬的谷仓里奔忙着的人们，于是他心上产生了无数的怪念头：“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他想。“我为什么站在这里，强迫他们劳动呢？他们为什么全都这样卖力，而且极力在我面前表现得非常勤奋呢？我认识的这位马特列娜老婆婆这么拚命干什么（失火的时候一根大梁打中了她，我曾为她医治过）？”他想，望着一个瘦削的农妇，她正用耙子把谷子耙拢来，她的晒得黑黝黝的赤脚在高低不平的坚硬打谷场上吃力地走着。“当时她身体复原了，但是今天或者明天，或者十年之内，人们就会埋葬她，于是她什么都不会遗留下来，而那个以那样灵活而细气的动作扬掉麦穗上的谷壳、穿红衣服的漂亮姑娘也什么都不会留下来。人们也会埋掉她，还有那匹斑马，那是不久的事了呢，”他深思着，望着一匹肚皮一起一伏、鼻孔胀大、呼吸急促的马，它正踩着在它身下转动着的斜轮子。“他们会埋葬了它，而那个正在把谷子放进机器里、鬈曲的胡须上落满糠皮、白肩膀上的衬衫破了一大块的费奥多尔，也会被人们埋葬掉。而他却还在解谷捆，吩咐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