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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在17世纪成功的关键是知识和勤奋。荷兰人认为，若想成功就不能像英格兰那样，利用皇家特许权将利益局限于一个小集团中，他们相互勾结，用垄断方式保护自身的地位。相反，荷兰采取的方式是大规模集资，将风险分散到尽可能多的投资人身上。尽管各行省、城市和个体商人之间存在敌对和竞争，但没过多久，这种整合各方资源的手段就被证明是一种最有效、最强力的建立贸易的途径。
1602年，联合行省政府创立了一个单一的亚洲贸易公司，并认为这一定会比每个单独个体的总和更为强大、更具实力。这是一项壮举，不仅缓和了各派之间的冲突，还使许多参与投资者相信，将来的利益不但能得到均衡分配，而且还能把蛋糕越做越大。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nigde Oost…Indische pagnie），以及随后不久在美洲成立的姊妹公司西印度公司（West…Indische pagnie）的创建过程，均可作为建立世界级跨国企业的教科书。
荷兰人采用的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有些人，像是西印度公司的财阀兼创建者威廉？乌塞林克（Willem Usselincx），主张在还没被定居的部分美洲地区上殖民，并且制订了一个明晰的计划。但荷兰人的目标并不是同其他的欧洲对手竞争——比如在果阿那样，葡萄牙人、威尼斯人和德国人为了利益挤破了头——而是要取代他们。
人们首先将目光转向了香料群岛。在那里，孤立无援的葡萄牙人于1605年被荷兰人驱逐而出，而这只是荷兰人控制东印度群岛整体计划中的一部分。随后的几十年间，荷兰人不断巩固自己的地位，并在巴达维亚（Batavia）建立了基地。巴达维亚是罗马帝国时代对低地国家定居者的一种正式称呼，在今天，这里被称为雅加达（Jakarta）。
为了确保各贸易站点与本土之间的交通路线都能安全畅通，荷兰人动用了军事力量。尽管荷兰人在某些地区（比如澳门和果阿）仍显薄弱，但他们在17世纪的确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很快，遭到荷兰人包围的不仅是海外的欧洲人，就连欧洲本土各君王的那些战略要地和经济重镇都深受威胁。在控制了马六甲、科伦坡（Colombo）、锡兰和科钦之后，荷兰人又于1669年将马卡萨苏丹国（Macassar，今印度尼西亚）定为了下一个目标。马卡萨是建立亚洲香料贸易垄断的关键之地。攻克之后，荷兰人将它更名为新鹿特丹，接着（像其他被征服的城市一样）建造了一座大型堡垒，以此警告对手不要觊觎这些地方。收藏于海牙国家档案馆的一幅地图详细描绘了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确立地位后，建立了蜘蛛网般的贸易路线和据点。
这一商业模式还被用在了其他地区。随着荷兰的黄金贸易以及向美洲运送人口的奴隶贸易的增长，其他对手均被挤出了西非。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新建的贸易据点，比如位于今天加纳的拿骚堡（Fort Nassau）。葡萄牙人也失去了根基，比如加纳海岸的艾尔米纳（Elmina）就在17世纪中叶落入了荷兰人之手。荷兰人在加勒比海和美洲也取得了巨大收获，至17世纪40年代，荷兰人已经占据了跨大西洋船运中的主要份额，而且基本控制了整个的蔗糖贸易。
荷兰本土也迎来了转型。那些最初投资远航贸易的人都赚了大钱，新的财富开始让更多的人获益。莱顿（Leiden）和格罗宁根（Groningen）建立了新的大学，在赞助商的慷慨支持下，学者们可以潜心拓展学科研究领域。一些新生的资产阶级热衷于炫耀自己的财富，于是艺术家和建筑师也开始纷纷涌现。在最繁荣的时期，人们甚至可以在阿姆斯特丹看到许多从水中建起的豪华建筑，与几个世纪前在威尼斯出现的情形一模一样。阿姆斯特丹的约丹区（Jordaan）是围海造田的成果，凯泽斯赫拉赫特（Keizersgracht）运河上建有房屋，运河周边还有着众多的工程和建筑奇迹。
丝绸之路的影响开始体现在艺术品当中。陶瓷业在哈勒姆（Haarlem）、阿姆斯特丹、特别是代尔夫特（Delft）蓬勃兴起，其工艺、外形、设计和手感都深受东方进口商品的影响。中国瓷器最为抢眼，这种青花瓷在几个世纪前就由波斯湾的陶艺师开发出来，之后流行于中国和奥斯曼，它们颇受欢迎，连荷兰陶器业都以之作为特色。这些模仿不仅仅是向东方工艺致敬，更是为了让自己融入到环球物质文化的大潮流中，正是这股潮流将北海和印度洋与太平洋联系到了一起。
随着能够象征身份的装饰品的需求量激增，荷兰的整个艺术领域也取得了蓬勃发展。有人说，仅在17世纪，就有大约300万幅画作问世。弗兰斯？哈尔斯（Frans Hals）、伦勃朗（Rembrandt）和弗米尔（Vermeer）的作品美得令人窒息，激发了人们的想象，提升了人们的品位。荷兰人通常从团队合作中取得成功，因此诞生了一些描绘群体场景的著名画作。比如弗兰斯？哈尔斯的《圣阿德里安卫队宴会图》，或称《哈勒姆的公民卫队》；以及伦勃朗的名作《夜巡》，描绘的是阿姆斯特丹公民卫队宴会厅中的场景。
个体肖像画也很有市场。例如商人安德里？比克（Andries Bicker）就雇用巴萨罗姆？凡？赫斯特（Bartholomeus van der Heist）为他作画以纪念他的成功及社会地位的提升；还有造船师简？里肯森（Jan Rijcksen），他曾请求伦勃朗将自己和妻子在海上工作的场景画成一幅画。这不仅是荷兰的黄金时代，更是荷兰艺术的黄金时代。
荷兰人热衷于炫耀自己的家庭生活，如同在维米尔（Vermeer）的画作《窗前读信的少女》中所描绘的那样，前景处还有一只青花碗。1640年，一个造访阿姆斯特丹的英国人忍不住要说说他的所见所闻——他叫彼得？芒迪（Peter Mundy）——他写道，就连“很不起眼的房子里”都摆满了“昂贵、新式，带给人回家的快乐和温馨的”各种家具和装饰，“有壁橱，有衣柜，有画像，有瓷器，还有豢养着小鸟的精美鸟笼”，就连屠夫、面包师、铁匠、鞋匠的家里都拥有名画和奢侈饰品。“我被震惊了”，英国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这样描写当时鹿特丹的一场年度集市，那里全部都是画作，特别是那些“风景画和被他们称作为‘小丑鱼’的有趣的小品画”；就连普通农户都成了热心的艺术品收藏者。这些在当时不断前往低地国家的英国人当中是普遍印象。
荷兰的黄金时代要归功于完美地执行了自己的计划。当然，他们也赶上了好时机：当时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混乱之中，在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中，无休止的开销和无意义的战争吞没了这片大陆。这给荷兰人带来了机会，由于对手的精力和资源都被用在了本土战场，荷兰人不费吹灰之力地就将其他大陆上的据点一个个地拿下。17世纪的血腥战争让荷兰人能够在东方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地位——当然，这是以他的欧洲对手为代价的。
欧洲的战事还有另一个重要作用：它加快了西方的崛起。关于这一时期的欧洲，人们总是强调这是一个启蒙运动和理性时代，一个自由、人权、开放取代专制主义的时代。但要注意的是，在15世纪90年代的伟大探险之后，正是各种暴力和军事行动才使得欧洲成为世界的中心。
早在哥伦布和达？伽马的新发现之前，欧洲各国之间的竞争就已经非常激烈。几个世纪以来，相互对抗一直都是欧洲大陆的主旋律，并且会时不时地突然升级为公开敌对和战争。不过，这也促进了军事技术的发展：经过研发、测试和改进的新型武器被运用到战场；指挥官们的实战经验推动了战术理论的发展。暴力的概念也得到了正面的解释：欧洲的文学和艺术一直在颂扬骑士的生活风度和战斗精神，称这是一种爱和信仰，一种正义的象征。展现十字军高贵、英勇的故事被大肆宣扬，而变节、背叛和食言的行为则被刻意隐去，这种做法起到了极佳的效果。
只要被认为是正义的，争战、暴力、流血就无一不是光荣行动。这可能也是宗教为什么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保卫全能上帝是让战争变得更为正义的最佳理由。从一开始，宗教就和扩张联系在一起，就连哥伦布的帆船上都挂着大号的十字架。正如当时的人们在谈到欧洲在美洲、非洲、印度和其他亚洲地区以及澳大利亚的扩张时会强调说，是上帝安排了西方人来统治全球。
事实上，欧洲与世界其他各地相比更具攻击性、动荡性和好战性的特点，如今得到了回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舰船发现了连接各大陆的海上通道。几个世纪以来，航行在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上的传统船只在设计上始终没有太多改进，以至于被西方人的舰船轻松超越。造船技术的不断进步使他们变得更快、更强，从而能够探索更广阔的海域。
军事技术的发展也是一样。比如说西班牙征服者在美洲使用的武器，其可靠性和精准性帮助少数的征服者战胜人数众多的土著人，征服了这个除武器之外都十分先进、复杂的社会。佩德罗？德希耶萨？德莱昂（Pedro de Cieza de Léon）在描写印加帝国时，称那里法律严明、秩序井然，人们极为重视“正义，因此没有人敢犯罪或偷窃”。印加帝国每年都会进行全国普查，搜集出生和死亡的数据，保障税收的准确和公平。富人被规定每年必须抽出固定几天亲自到田间耕作，“以树立榜样，并让所有人都知道，没有任何富人可以轻视和侮辱穷人”。
他们根本就不是欧洲胜利者口中所谓的野蛮人。事实上，他们似乎比欧洲大陆上已经出现的高级社会更为开化，因为欧洲人很重视对贵族遗产的保护，导致社会阶层僵化，贫富差距非常大。尽管欧洲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