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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俄罗斯境内一根拔不掉的刺。劳林森的帮助导致车臣地区形成了长期反俄恐怖主义的传统。
所以，一旦出现可以削弱俄国的机会，英国自然不会放过。如何对待基督徒的问题让奥斯曼帝国陷入了混乱局势，并在煽风点火之下迅速升级。1854年，英国人向黑海派出了一支大部队，与那里的法国人会合——法国人急于保护其在君士坦丁堡、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的广泛商业利益。他们的目的很简单：要给俄国一个教训。
正如帕默斯顿勋爵在战乱期间所指出的：“真正的目标在于遏制俄罗斯的勃勃野心。”在克里米亚、亚速海和其他地方（如高加索和多瑙河沿岸）爆发的这场莫名其妙的战火，其表面下隐藏的是更深层次的利益斗争。这位魅力超凡、受人尊敬的英国外务大臣还向他的政府同僚们提出了一个分裂俄国的计划：要想控制俄国同时捍卫英国在印度利益，就必须让土耳其人获得对克里米亚和整个高加索地区的控制权。尽管这一庞大的计划没能实施，但它却有力地证明了俄罗斯的扩张对英国官员来说不啻是个噩梦。
一些人对英法两国的侵略行为感到震惊。随着战事的推进，卡尔？马克思写下了大量义愤填膺的文章。他从中找到了丰富的素材，用来完善几年前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帝国主义具有破坏性影响的观点。马克思详细罗列了陆军和海军开支的增长，并在《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发表数篇评论，强烈抨击那些将西方拖入战争的人的虚伪本质。当阿伯丁勋爵（Lord Aberdeen）因俄国战场上持续严重的伤亡而被迫辞去首相职务时，马克思难以抑制他的欣喜之情。伦敦物价的上涨引发了英国本土的抗议活动，对于马克思而言，这显然说明了受一小撮精英摆布的英国帝国主义政策是以牺牲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共产主义并非出自于克里米亚战争，但是无疑因此而完善。
意大利的统一运动也是如此。在俄罗斯被打得满脸开花后——其代价是大量英法士兵的牺牲，其中包括了那些参与了丢人现眼的冲锋行动的轻骑兵——终于在巴黎举行了停战谈判。撒丁王国首相加富尔伯爵（Count Cavour）也是谈判桌上的一员，他之所以能够参加谈判，是多亏了他的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Vittorio Emanuele）曾派出过一队士兵去黑海支援法国。加富尔巧妙地利用了这次亮相的机会，呼吁意大利统一和独立。这一号召得到了盟友们的响应，并激起了支持者的归国热情。五年后，撒丁国王成为了意大利国王，这是一个由众多迥然不同的城市和地区组成的国家。坐落于罗马市中心、历时三十年建成的、壮观的维托里亚诺纪念堂（Altaredella Patria）——用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的话说，是为了让罗马感受意大利人，以及让意大利感受罗马人——标志着意大利的建国运动达到了顶峰，而推动这场运动的无疑是东方数千英里外的那场争夺土地和影响力的战事。
对俄罗斯而言，1856年巴黎和谈上所提出的条件几乎是一场灾难。英国和法国勾结在一起，试图往他们对手的脖子上套绞绳。俄罗斯被剥夺了在高加索地区得来不易的果实，并承受了无法使用黑海军事通道的耻辱。黑海被宣布为中立区，任何军舰不得驶入。同样，黑海沿岸也要非军事化，不得修建防御工事和军火库。
和谈的目的是羞辱俄国并扼杀它的野心，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凡尔赛的和约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并造成了危险的后果。克里米亚战争暴露出沙皇军队与英法盟军的差距，后者经验丰富且训练有素。和约促使俄罗斯进入了一个转型改革期。战争的惩罚如此严厉，以至于俄国人试图尽快摆脱这一枷锁。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在收到了一系列措辞尖锐、将俄国军队批得体无完肤的报告之后，开展了彻底的军事整顿。
显而易见的措施包括：征兵年龄下限从25岁调整至15岁，一下子降低了军队的平均年龄；同时大量购入先进装备，以替换那些老旧失灵的装备。不过，最惊人的改变来自于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革。尽管爆发于19世纪50年代末的严重银行危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克里米亚的失利和之后的羞辱才是促使沙皇废除农奴制（该制度使得大量的人口被卖身给富裕地主并束缚在土地上）的主要因素。短短五年，这个在俄罗斯延续了数个世纪的奴隶制度就宣告终结了——虽然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俄罗斯还是晚了一步。这预示着社会现代化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浪潮，它们帮助俄罗斯在19世纪下半叶取得了惊人的发展速度：1870年至1890年间，钢铁产量增加了五倍；而铁路网的极大扩展，正如一位现代学者所指出的，“将俄罗斯从它的地理局限性当中解放了出来”——换句话说，即将广袤的国土连成了一个整体。英国不仅没有将俄罗斯关起来，反而把这个妖精从魔瓶里放了出来。
人们甚至在巴黎和约笔墨未干之时，就能够感受到俄罗斯的远大抱负。代表沙皇参加和平谈判的代表之一、军事专员尼古拉？伊格纳提耶夫（Nikolai Ignat’ev）对俄罗斯的遭遇，尤其是对俄罗斯在本国黑海沿岸所受的制约深感愤怒。他与亚历山大？普希金的同学兼密友戈尔恰科夫（Gorchakov）公爵商量，要在中亚执行一项任务，目标很明确：“发掘、促进（这一地区的）友好关系，在提升俄罗斯影响力的同时，削弱不列颠的势力。”
伊格纳提耶夫积极游说政府对波斯和阿富汗进行考察，并派外交代表出访希瓦汗国（Khiva）和布哈拉汗国。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目标是找到一条沿着源自咸海的锡尔河和阿姆河中的任何一条通往印度的道路。他强调，如果俄罗斯能够与印度边境地区的当地人结成联盟，并激起他们对英国人的敌意，那将会是十分理想的：这能让俄罗斯取得捷足先登的优势，而且不仅仅是在亚洲。
由伊格纳提耶夫等人主导的这一计划收获了成效。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的15年内，俄罗斯未费一兵一卒就将数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一位老练的观察员在一份1861年提交给伦敦外务部的报告中指出，组织有序的探险活动加上巧妙施加于中国的外交压力，使得俄国“于短短的十年间”就在远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没过多久，大草原南部的更多疆域以及那些遍布亚洲心脏地带的绿洲，统统落入了俄罗斯人囊中。到了19世纪60年代末，塔什干、撒马尔罕、布哈拉以及富饶的费尔干纳谷地中的绝大部分，都成了圣彼得堡的附庸国，并且最终都会被帝国吞并。俄罗斯正在打造属于自己的庞大贸易交通网络，该网络将俄国的西部边界与东方的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北部的白海（White Sea）与南部的高加索山脉和中亚全都连接在一起。
当然，事情并不可能一帆风顺。尽管在克里米亚溃败之后立马启动了现代化改革，但俄罗斯人在大踏步前进的过程中还是拉伤了肌肉。帝国的转型需要筹集大量的资金，出于地缘政治和财政考虑，俄罗斯只能将阿拉斯加贱卖给美国。尽管如此，英国人还是越来越担心俄罗斯崛起所带来的威胁。伦敦的意见是尽可能想办法挽回颓势；或者，如果不行的话，就将俄罗斯的注意力转移至别的地方。
第十六章
战争之路
19世纪末，俄罗斯人的野心急速膨胀。没过多久，他们就废除了《巴黎和约》中所有关于黑海的条款。俄罗斯一个接一个地说服了欧洲各国政府，默许从整体上修改和约，或删去相关条款。绝大部分国家都没有提出反对，只有一个例外：英国。1870年冬，英国内阁收到的关于废除条款的提议副本被泄露给了圣彼得堡的媒体，同时泄露的还有伦敦断然拒绝的消息。戈尔恰科夫公爵推波助澜的努力在俄罗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英国媒体对此义愤填膺。
《旁观者》（Spectator）杂志宣称，俄罗斯想要重新谈判的企图是十分恶劣的，“是对欧洲法律、国际道义和英国政策的公然挑衅和藐视”。不少人相信战争迫在眉睫，因为除了使用武力遏制俄罗斯外，英国别无他法。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给《泰晤士报》（The Times）的信中写道：国人对此事的反应非常激烈；这些行动也许是在挑衅，但是不应该触发军事冲突。在给外务大臣格兰维尔勋爵（Lord Granville）的电报中，维多利亚女王也同意：“能否给这些主要报刊一点暗示，不要在这里鼓动战争情绪？”
引起英国人担忧的，与其说是黑海的局势，不如说是俄罗斯不断秀肌肉的行为。采取军事行动不切实际，手里又是一副政治烂牌，英国人除了让步别无选择。这也让首相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遭受到众议院富有魅力的政客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冷嘲热讽。俄罗斯得到了它想要的，即能够在黑海沿岸自由活动，以及在克里米亚和黑海北部沿岸的港口部署战舰的权力。一位英国目击者称，这一“胜利”结果使圣彼得堡感到非常满意。据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私下里为此欣喜若狂，他下令在冬宫的小教堂演唱《感恩曲》（Te Deum），之后在圣彼得保罗大教堂“虔诚地祈祷了一段时间”。
英国人无法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外交和政治上的成功。但他们很快便想出了一些新的手段。关于英国统治者称号的议题被提交讨论：考虑到英国治下的领土、地域和人口的规模和分布，有人提议应该将君主的头衔从国王升级为皇帝。这一修饰性的改变在国会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想要更改沿用了数个世纪的级别、头衔和名称的主意吓坏了传统主义者。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