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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美索不达米亚就没那么顺利了，当地缺乏可供扶植的傀儡。于是英国人决定自己动手，他们从巴士拉派出了军队，并于1917年春天占领了巴格达。正如哈丁勋爵（即之前的查尔斯爵士）从伦敦写给杰出的学者和旅行家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她对这一地区知之甚详——的信中说的那样，没人关心会发生什么。他表示：“我们可以从巴格达选出三个最胖的人，或者三个胡子最长的人，推举他们作为阿拉伯的统治者，这都无关紧要。”英国需要的只是一个能够牢记与占领军合作的好处的领导人。当然，这免不了大量的行贿。
然而，英国还面临着另外一些比梳理该地区未来政治架构更重要、更严峻的问题。不少英国人甚至在《赛克斯—皮科协定》墨迹未干时就已经提出对该协定进行修订。这并非出于对帝国主义秘密交易的良心不安，而是因为前海军情报机构负责人、海军上将斯雷德的一份报告，他曾经于1913年负责波斯的石油勘探项目，并且在不久之后被任命为英波石油公司的理事。斯雷德强调，“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对波斯油田的使用权都不能被干扰”，而且在该地区的其他地方也应如此。他补充道，有证据表明，“美索不达米亚、科威特、巴林和阿拉伯半岛”都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他强烈建议重新划定《赛克斯…皮科协定》中的分界线，尽最大可能将这些地方纳入英国的控制下：“必须确保对这些地区石油的所有权利，这样其他国家就无法通过开采石油而为自己谋利。”英国外务部紧张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并从欧洲各个报纸上搜集关于德国要求“波斯湾海域自由化”的文章，这意味着英国不得不巩固它在这一地区的地位，而且越早越好。
战争刚刚结束几周后的1918年底，英国人设法得到了他们想要的：首相戴维？劳合？乔治说服了法国总统克列孟梭（Clemenceau）同意修改协定，并放弃摩苏尔及周边地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部分原因是利用了法国人害怕英国有可能阻碍他们在叙利亚建立保护国的心理；同时，英国人还暗示他们对马上就要召开的有关阿尔萨斯…洛林地区（Alsace…Lorraine）归属问题的谈判尚不确定支持法国。克列孟梭在伦敦直截了当地问劳合？乔治：“您想要什么？”英国首相回答：“我想要摩苏尔。”“您会得到它的。还有别的吗？”“是的，我还想要耶路撒冷。”回答是同样的：“您会得到它的。”劳合？乔治手下的一位高级文员回忆道：克列孟梭“诚实可靠，而且绝不反悔”。
苏伊士运河是大英帝国最重要的命脉之一，英国人自1888年起就一直控制着它。鉴于巴勒斯坦的地理位置使它能够充当抵御任何对苏伊士运河攻击的缓冲地带，英国同样将巴勒斯坦视为一个目标。因此，当英国军队进入巴格达后，他们从东部继续向巴勒斯坦进发；同时，在1917年夏不可思议地攻克了亚喀巴港的、来自沙漠的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 E。 Lawrence）也从南面赶来。尽管在德军总参谋长埃里希？冯？法金汉（Erich von Falkenhayn）将军的领导下，土耳其第七军和第八军发动了猛烈的反攻，但是几个月后，耶路撒冷还是陷落了。英军上将埃德蒙？艾伦比（Edmund Allenby）步行进入该城，以示敬意。英国首相将占领耶路撒冷称作“赐予英国人的圣诞礼物”。
英国人看重巴勒斯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越来越多不断涌入英国的犹太移民加深着英国人的担心：1880年至1920年间，仅从俄罗斯移民到英国的犹太人数量就增长了五倍。在20世纪初，曾经有过关于在东非找一块地方安置犹太移民的讨论，但是随着战争的爆发，人们将目光转向了巴勒斯坦。1917年，外务大臣亚瑟？贝尔福写给罗斯柴尔德勋爵的一封信被泄露给了《泰晤士报》，信中提到：“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国家，作为犹太人的祖国。”这一为犹太人指定一块定居地的设想被称为《贝尔福宣言》，后来贝尔福在上议院中将其形容为“解决由来已久且棘手的犹太人问题的一个部分方案”。
除了出于为欧洲的犹太人建立一个祖国的考虑，巴勒斯坦那临近油田且位于通向地中海输油管终点站的地理位置，也同样吸引了英国人的目光。规划人员指出，它将省去一千英里的运输路程，并且将使英国能够“有效地控制有可能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油田”。因而，英国人不可避免地会在巴勒斯坦争取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且还要控制海法，这里的优质深水港是将石油装上英国油轮的理想地点——输油管也必然会通到这里，而不是北部法国控制下的叙利亚。
随着英国战略的实施，海法将成为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输油管的完美终点。它确实不负众望，到1940年时，有超过400万吨的石油是通过这条一战后修建的输油管输送的，这些石油足以支撑地中海舰队的需求。《时代》杂志将其称为“大英帝国的颈动脉”。这一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正从世界心脏中抽取黑色的血液，输入到自己身上。
于是，到了1918年初，人们的注意力早已经转向如何塑造战后世界以及如何瓜分胜利的战利品了。但问题是，善于交际的政客、性急的外交官以及那些拿着地图和铅笔的设计者，在欧洲各国首都所达成的交易与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对领土的瓜分都已经规划好了，英法两国的利益将得到扩充和保障，但是当涉及到实质问题时，事情却变得复杂起来。
例如在1918年夏天，英国上将莱昂内尔？邓斯特维尔（Lionel Dunsterville）接到命令，从波斯西北部向里海进军。同时其他高级军官被派往监视高加索地区，以确保土耳其人不会占据控制阿塞拜疆的油田、里海以南地区或通向阿富汗边境的中亚铁路。这是典型的伸手过长，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土耳其的先头部队包围了巴库，在放邓斯特维尔一条生路之前将他围困了六个星期。当地人在该城投降之后实施了报复性的血腥屠杀。
恐慌之情包围着伦敦的印度事务部的官员们，他们极力请求向中亚派出情报人员，以监视土耳其复兴及俄罗斯动荡的后续发展。撒马尔罕地区、费尔干纳谷地和塔什干的暴动和游行示威，为奥斯曼帝国能够在全境爆发革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18年初，国务大臣在给印度总督切尔姆斯福德勋爵（Lord Chelmsford）的信中写道：“因为俄罗斯中央政府的倒台，以及俄国军队的瓦解，所有对土耳其斯坦当地居民的有效统治都消失了。”
出于对这一地区高涨的穆斯林反英情绪的担忧，英国政府派出使节监督局势的进展并且着手开展亲英宣传工作。英国向喀什和麦什德派出官员以了解当地居民的心态，但对是否向阿富汗和塔什干派遣武装部队，或者是否推进更加不切实际的计划——例如怂恿阿富汗的埃米尔向西扩张，并占据从穆尔加布（Murghab）河谷到梅尔夫一带的地区——的讨论都举棋不定。俄国革命之后，随着自我表达甚至是民族自决的呼声越来越大，整个乌克兰、高加索和中亚地区都萌发了新思想、新认同和新渴望。
当那些夺取了俄罗斯政权的人发现他们的国际革命梦想在欧洲受到了挫折时，他们将注意力投向了亚洲。托洛茨基（Trotsky）以其一如既往的热情投入到东方的革命事业中来。“当前局势下，在印度成立苏维埃政权，要比在匈牙利容易快捷得多。”他在1919年给同事的备忘录中写道，“我们要先从阿富汗、旁遮普和孟加拉入手，最终进入巴黎和伦敦。”
来自“波斯、亚美尼亚和土耳其受奴役人民”的代表，连同那些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阿拉伯半岛等地的劳苦大众，被召集参加了1920年在巴库举行的一次会议。作为布尔什维克党最主要的煽动者之一，托洛茨基的发言毫不隐讳。他告诉听众：“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点燃反对西方的圣战之火”，时机一到，“我们要教育东方的民众憎恨富人、反抗富人”。这意味着反抗富有的“俄罗斯人、犹太人、德国人、法国人……从打倒英帝国主义开始，发动一场真正的人民圣战”。换句话说，东西方最后对决的时刻到了。
这种说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除了现场的欢呼声，一些人还开始采取行动，如《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伊斯兰民族》的作者、知识分子穆罕默德？马拉卡图拉（Mu？ammad Barakatullāh），就在亚洲的穆斯林地区极力宣扬社会主义的优势。报纸、大学和军校纷纷在中亚成立，使得当地民众更为激进。
苏维埃政权展示出惊人的灵活性，他们愿意同任何有助于其事业发展的人妥协。例如，在阿富汗国王阿曼努拉（Amanullah）试图疏远英国并对开伯尔（Khyber）西部的驻印英军发起攻击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几乎毫无顾虑地向他传达了善意。尽管这次军事行动以惨败告终，但布尔什维克政权很高兴他们能在东方找到一个盟友，并向后者提出了援助建议，宣称将东方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是革命事业的根本任务之一。当然，这种说法不太可能令阿富汗国王彻底放心。
俄罗斯人大胆的投机行为引起了英国人的高度警惕，《泰晤士报》刊登文章《布尔什维克威胁印度：阿富汗是跳板》。于是英军开始向北移动进入阿富汗。其中有一位叫作查尔斯？卡瓦纳赫（Charles Kavanagh）的年轻下士，最近人们发现了他的日记，里面生动地描绘了他所见到场景，不禁让人联想到近几年来西方军队在同一地区的经历。他写道，叛军的伏击和进攻是家常便饭；阿富汗男人经常装扮成妇女，这样他们的脸和来复枪就可以藏在长袍里了。卡瓦纳赫还写道：“不要和你不认识的当地人握手，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