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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形成良好的环境气氛,科研小组应该坚持以下原则。
首先,一个集体要坚持目标相容原则,即需要把集体目标和个体动机有机地结合与协调起来。不强调科学家的个体动机,科学家就会变得被动,失去创造的热情;过分强调个人动机和目标,又有可能影响形成有效的集体创造力。两者的兼容和一致,需要科研小组的领导掌握创造性管理的艺术,尽可能地使集体的共同大目标转化为集体成员的个人小目标,并且能促进个人的创造动机的形成。因此,小组负责人在形成科研队伍时,首先就要考虑科学家的需要,把那些对组织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感兴趣的人集合在一起。
其次,一个集体要坚持成员互补原则,即组成的科研小组的成员之间要在年龄上、知识结构、能力和个性等各方面能够互相补充,而不能过度集中某一类型的人员,造成彼此冲突。
第三,一个集体要坚持和谐交流原则,即在共同的目标下集体成员之间需要一个和谐的交流的空间。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消除成员之间的距离感,不同职称的研究人员之间经常交流,互通信息,可以在学术前沿问题上互相促进,迅速解决新发现中存在的疑难问题。
第四,一个集体要坚持无歧视原则,即不同年龄、性别和民族、不同家庭和受教育程度的科学家之间需要彼此承认和接受。相互尊重,科学家不把个人的意见或看法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权威科学家能够与其他研究人员友好相处,地位低的科学家也有胆量对权威科学家提出质疑。
第五,一个集体要坚持群体规范原则,即每一个科学家要认可这个组织的行为规范和学术作风,这些行为规范包括激励原则、奖惩制度等具体内容。
第六,一个集体要坚持角色尊重原则。除了职业角色和科学角色之外,科学家个人还承担了一些其他角色,如一些科学家喜欢参与社会活动,另外的科学家则要承担管理事务。只要这些角色不和组织需要的角色发生严重的冲突,科学家成员之间就要尊重这些角色。
第七,一个集体要坚持合理流动原则,即集体成员需要和其他集体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流。合理流动包括正式人员的流动与非正式人员的流动,一个集体需要派遣正式人员到其他的科研机构交流学习,也需要邀请一些非正式人员到本组织进行交流研讨。
像一个着名的企业必然有自己的企业文化一样,一个着名的研究机构也应该形成自己的独特的研究风格。这些原则在研究机构中应用和存在的差异也导致了研究风格的差异。
4、一个案例:1921~1930年的玻尔研究所'5'
玻尔研究所的真正名字是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创立于1921年3月3日。玻尔研究所不但是一个培养着名物理学家的基地,也是一个培育世界各国物理实验室和研究所未来指挥员的一个苗圃,例如其中的5位物理学家30年代在不同的地方建立起了自己的学派,伽莫夫在圣路易斯,海森堡在莱比锡,克莱因在斯德哥尔摩,莫特在(N。F。Mott;1905…)布里斯托尔,罗瑟兰在奥斯陆。
它首先是因为玻尔的存在而建立和繁荣的。1913年,玻尔就提出了阐明原子结构的着名的“玻尔理论”,1916年被任命为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教授。玻尔的学术风格独特,他总是凭借神奇的直觉理解物理现象,而不是从数学上去推导出同样的结果,而实验示范和模型建立能够帮助从抽象的、数学上比较复杂的物理理论中形成清晰的图像。玻尔的工作方法是提倡合作精神,他不是一个人孤独的工作,而是注重集体的天才与智慧。玻尔希望建立能够一个把科学国际主义信念付诸实践并促进物理学发展的研究机构。
其次,玻尔研究所的建立和繁荣还因为私人的慷慨资助。在官方同意建立研究所之前,玻尔的朋友组织了一个募捐委员会,首先募集了8万克朗,这样政府只需要补足预算为20万克朗的其余部分。可以说,玻尔研究所是政府和非营利组织联合资助的产物。在成立以后,玻尔研究所还得到了国际慈善事业基金的大量赞助用以扩建和从事研究,如1924年国际教育署提供了24万克朗,20年代玻尔研究所共有15名物理学家得到了国际教育署的资助。
最后,玻尔研究所的繁荣还具有天时地利。在地理上,丹麦是一个自然的焦点,一个接待从各方位来的物理学家的中枢。还有一个原因是,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物理学家和德国物理学家的影响都比较大,物理学家已经卷入了战争,资金和材料的短缺,使得实验物理无法开展新的项目。与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相比,丹麦受的损失比较少。相对悠久的政治上的中立的传统,使丹麦成为各国物理学家聚会的一个合适的场所,虽然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友好。除了地理上和政治上这些有利条件外,丹麦人民总是以他们享有殷勤好客和善于吸收外国文化的声誉而感到自豪。
玻尔研究所特别重视科学交流,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交流。在第一个10年,共有17个国家的63位物理学家(包括我国的周培源)来研究所做过长期(超过1个月)逗留。尽管这些物理学家国籍、语言、文化和性格有差异,但有几方面是共同的。(1)年龄上的相似性。几乎2/3的人都小于30岁。(2)他们都有相似的社会背景。这些物理学家大都来自书香门第或者职业家庭,很多人的父亲是大学教授。(3)对物理学的共同兴趣,促进了这一群人的团结意识,也促使他们相对容易地建立起一种超越一般职业交往的友谊,并能在一起过社交生活。
对科学问题的随时随地的讨论则是内部交流的特征。在游泳的间隙,在树林中散步,或者砍伐时,更多的是在大教室举行的讨论会,这种讨论会大约每周一次,大多数物理学家和研究生都参加,讨论的内容是一篇最近的文章或者一个人的最新研究进展。讨论会没有时间限制,不拘形式,人人可以自由提问和发表评论。
玻尔研究所独特的研究精神被称为哥本哈根精神。关于根本哈格精神,有多种描述,如“完全自由的判断与讨论的美德”;“高度的智力追求,大胆的涉险精神,深奥的研究内容与快乐的乐天主义的混合物”;“玻尔给人的鼓舞和指导,与他周围年轻物理学家的天才和个人才干的协同一致,一种领导与群众之间的互补性”;“由于他的洞察力和鼓舞力量,玻尔点燃了想象的火炬,并让他周围人们的聪明才智充分地发挥出来”。
5、科学家发展的社会环境
相对于集体小环境,社会则是科学家能够发展的大环境。社会大环境不只是对某一个科学家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对一个国家的科学家群体、对一个时代的科学家群体的成长和发展产生促进或者制约的作用。
对科学技术产生的影响有①社会经济环境,特征要素包括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机构、社会消费特征、经济类型(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等;②社会政治环境,特征要素包括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社会政治制度、不同阶层和集团的政治利益斗争等;③社会教育环境,特征要素包括大众的普遍接受教育程度、社会基本教育制度、接受高等教育与专业训练的人才的比例等;④社会文化环境,特征要素包括社会历史背景、意识形式、道德观与价值观等。下面从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来看社会环境的影响。
日本的学者汤浅光朝发现了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的现象,即进入近代以来的400多年的时间里,曾先后有5个国家充当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这5个国家依次是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这些国家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和当时的社会制度、经济环境、政治发展、教育和文化的繁荣等密切相关。
意大利在1540年~1610年70年间充当了近代世界第一个科学活动中心,因为意大利是当时的商业中心和工业中心,更为重要的是,文艺复兴首先在意大利兴起。文艺复兴运动为科学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合适的人文环境。也通过对人本身和自然的关注直接对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产生了一大批像达芬奇、布鲁诺、伽利略等科学家,他们使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开创了实验科学,在物理学、天文学等方面奠定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但是,后来由于教会对科学的迫害,意大利的科学技术的辉煌不复存在。
英国在17世纪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及其新教运动的兴起,为科学的发展铺展了道路。新教的一个重要伦理观是,善行是使人释罪和就世的手段。这种伦理价值观与当时的英国科学发展中的经验论传统相契合,同当时的科学家的精神气质相契合,因而构成了特别适合科学技术的成长和传播的肥沃的土壤。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于1662年,聚集了一大批着名的科学家,如牛顿、哈雷(E。Halley;1656…1742)、波义耳、胡克等着名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但是后来皇家学会成为贵族们的挂名之地,科学活动逐渐减少,科学发展水平和速度每况愈下。
18世纪法国兴起的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运动,崇尚理性,反对封建王权、神权和特权,提倡经济自由、政治平等,为后来的法国大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也为科学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