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萨缪尔等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作了诙谐而有趣的比较和对比＇2＇。例如，科学与宗教都试图解释自然现象，《圣经》创世纪第一章描述了世界的起源，现代宇宙论也提出了“大爆炸”的创世图像。科学与宗教都试图描述宇宙的终极命运。科学与宗教都有一组信条，宗教信条是诸如十戒之类的道德准则，科学信条则是物理规则。科学与宗教都寻求真理，宗教寻求的是道德真理，科学寻求的是自然真理。科学与宗教都试图更好地理解已知的一切并发现未知，去见前人所未见，去理解似乎不可理解的事物，去给似乎无意义的赋予意义。宗教经常涉及寻求得救的种种努力，在尘世追求美好生活最终升入天堂；科学则是有更好地理解自然的需求所驱动，这样的理解通常会带来巨大的技术成果和实际利益。与发现神和神谕相对应的是科学发明，宗教中的启示通过精神经理、历史事件、宗教学习和神秘体验而发生，科学发现则通过实验或者基于美学或者数学原理来实现，很多情况下发现的过程显得十分神秘。宗教和科学都做出预言，《圣经》包含灾祸降临和许多其他事件的预言，科学则企图预言物质在未来的运动。与宗教一样，科学也有自己的“牧师”，即科学家和教师，而科学的圣徒则是那些做出巨大科学贡献的伟大人物。科学因为有用而存在，宗教的存在是因为它提供作为人类的精神支柱的道德准则。由于科学和宗教的这些相似性，也许可以把科学视为一种宗教。在科学中，自然扮演了上帝的角色。自然是万物存在的一种抽象，自然无处不在，自然通过时间和偶然创造了生命。如果把“上帝”一次替换成“自然”，《圣经》的创世纪第一章便具备了一些科学意义。
欧洲历史上，科学与宗教经历了两次较大的冲突。第一次是中世纪末期。这时的欧洲，教会统治一切，具有绝对的权威。教会就是第二政府，控制着大量财产，掌管法庭、监狱和意识形态，科学只是为教会服务的恭顺的婢女。教会对所有违背《圣经》说教进行的科学研究的人，一律加以打击迫害。由于教会的强大和专横，大量的科学家惨遭残酷的迫害。近代科学的诞生，可以说是科学家冒着生命危险甚至牺牲鲜血换来的。第二次是19世纪的下半叶。这时科学已经得到蓬勃发展，教会的力量已经削弱，尽管达尔文的进化论与圣经的创世纪的说法大相径庭，但教会也只能采取舌战和笔伐的方式进行攻击、讽刺，再也没有中世纪宗教裁判所那样的酷刑。
欧洲历史也经历了宗教对科学的促进的两个时期。一个是10到11世纪的欧洲第一次学术复兴阶段之后的一段时期。文化教育在教会的倡导下发展起来，教堂、修道院大量兴办学校，大学也开始教堂学校的基础上建立，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海德堡等。教堂、修道院、大学既是传播宗教神学的重要阵地，也是孕育近代科学和文明的场所。另一个是17世纪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阶段。宗教改革后，新教伦理促进了英国和北欧等国的科学体制化。新教派具有功利主义倾向，强调世俗职业的功利特征。他们宣称研究自然是基督徒的责任，增加知识也是为了健康和获得财富，因此他们关心知识的实际应用，这对自然科学与技术的繁荣起来积极的推进作用。宗教改革提供了一种较为自由的环境和宽容的精神，摒弃了经院哲学，迫使神学逐渐适应科学，使人们能够接受一些新的观念。宗教改革也抑制了圣事和神职人员等旧的权威，提高了理性的地位。
2、科学家对待宗教的态度
古今中外的科学家对待宗教的态度有多种情况，表明了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复杂。
1）一种是为了避免与宗教的冲突，在内心上完全坚持科学真理，但是迫于宗教的压力又不得不在科学与宗教之间做出妥协。如哥白尼和伽利略。哥白尼是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他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在他不到10岁父亲就去世了，由当教堂主教的舅父抚养成人，后来自己也一直在教堂里担任职务。哥白尼对天文学的兴趣和潜心研究，使他对当时教会宣扬的地心说发起了挑战，提出了日心说。为了避免任何教会的反对，他在《天体运行论》序言里强调日心说不能认为是宇宙的忠实描写，而只是一个有用的想法，并加上了献给教皇之类的字眼。
而伽利略在与教庭的对抗中更具戏剧性。伽利略是意大利着名的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他发明制造了折射式望远镜并进行天文观测；他研究了物体运动的规律，完成了比萨斜塔的自由落体实验。这些科学活动彻底改变了伽利略对宇宙的看法。他是哥白尼学说的公开支持者，在着作、言谈或者演讲中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当罗马教皇将哥白尼的着作列入禁书后，伽利略被召到罗马，在受到警告后答应不再公开支持哥白尼学说。伽利略认为写一篇托勒密—亚里士多德的信徒和哥白尼的信徒之间的对话而自己不偏袒任何一方就可以避免引起麻烦，于是他撰写了《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但在这本书里，亚里士多德明显不是哥白尼的对手，而且还被指控书中亚里士多德的信徒是影射教皇本人。他再次被召至罗马并遭到刑讯的恐吓，被迫宣布放弃哥白尼学说并使用了低三下四的语言求情。
2）一种是坚持科学与宗教的和谐。他们既探索科学真理，又保持者虔诚的宗教信仰，在情感河道的方面赞扬上帝，甚至用自然科学家的成就赞美上的全知全能。如牛顿。
牛顿的着作是试图通过普遍规律来证明上帝存在的学说，他对宗教很有兴趣，写下了大量的圣经评注和其他神学论文。
晚年的牛顿开始致力于对神学的研究，他否定哲学的指导作用，虔诚地相信上帝，埋头于写以神学为题材的着作。当他遇到难以解释的天体运动时，竟提出了“神的第一推动力”的谬论。他说“上帝统治万物，我们是他的仆人而敬畏他、崇拜他”。
科学家中有一些是相信宗教的现代主义者，他们致力于宗教与科学的和解，而反对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密立根主张科学与宗教共同促进进化，认为宗教是人类进步的三大要素之一。他所说的三大要素是释伽牟尼、孔子、苏格拉底、耶稣索教导德人类的良心、理想和期望，宗教的仁爱和利他主义精神；科学的自然规律的思想；进化的思想。
3）一种是在科学研究之后逐渐改变了宗教信仰，如达尔文。达尔文是在正统信仰中长大的（不过，他的父亲是一位不可知论者或者说是一个怀疑论者）。达尔文的心爱读物是密尔顿的《失乐园》，他在贝格尔号上航行时一直带在身边。在他前往剑桥学习神学之前，他阅读了很多神学着作。他在那个时候丝毫也不怀疑圣经上的每一个字，因而使自己相信我们（英格兰教会）的信条必须无条件地完全接受。那时他所酷爱的读物中还有自然神学家培勒（Paley）的着作。由于毫不怀疑培勒的前提，所以他对书中的长篇立论十分喜爱和相信。在贝格尔号船上时，达尔文写道：“我是十分正统的，我还记得船上的一些高级船员对我在某些道德问题上引用圣经作为无法反驳的权威而坦率地嘲笑过我。”
他的正统观念还含蓄地包括有由恒定不变的物种所占据着的被创造的世界。达尔文在剑桥和伦敦最常接触的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抱有相似的观点。在1859年以前，他们之中没有人比莱伊尔更经常、更正面地一再重申物种的固定不变性（虽然莱伊尔反对地球是新近形成的观点）。
达尔文背弃基督教信仰是他回到英国后头两年的事。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对圣经（尤其是对旧约）采取了更为批判性的态度，另一部分原因是他发现（世界是由上帝）设计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当达尔文发现一种机制——自然选择——能够说明适应和多样性的逐渐进化之后，就不再需要去信仰某个超自然的（制造钟表的）“钟表匠”。由于他的妻子和许多好友都是虔诚的有神论者，所以达尔文在自传中只能十分审慎地表露这种看法。但是最后他终于说：“一切事物开端的秘密是我们无法解释的，但就我个人来说我宁愿满足于当一个不可知论者”。
1868年出版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他十分率直地表示我们只能在相信自然选择或信奉“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创世主安排一切、预见一切两者之中作出抉择。这样一来就使我们面对在自由意志和由神注定之间同样无法解决的难题”。总之，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即当达尔文着手深入研究他收集的标本时，他对基督教的信仰已经削弱到足以使他能够放弃物种不变这一观点的程度。
4）一种是泛神论者，他们不相信那种主宰人类情感和命运的上帝，而是相信主宰着自然的和谐与秩序的斯宾诺莎的上帝。如爱因斯坦和普朗克。
爱因斯坦认为，科学家的宗教感情与普通人的宗教感情是不一样的，普通人信仰宗教，希望得到上帝的保佑，而科学家确实相信一种宇宙宗教精神，即自然界中存在的普遍的因果关系。科学与宗教不是也不可能是互相抵触的，相反它们却互相需要。在一篇的论文中，爱因斯坦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这些观念＇3＇。
“在我看来，一个受到宗教启发的人已经在最大限度内把他自己从自私的欲望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全神贯注于那些具有超个人的价值而为他所坚持的思想、感情和抱负之中。……科学只能断定是什么，而不能断定应该是什么，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在其领域之外仍然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宗教只涉及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评价：它不能正当地揭示事实和事实间的联系。根据这一诠释，过去在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