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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份是给教区负责人的，送到了哥廷根日报去公开发表。报纸刊登了部分内容：“我已经请求我的上级主管辞去我的职务，我将会在德国继续我的科研工作。在自己的国家我们犹太后裔被认为是外来者或者敌人，这就要求我们的孩子生活在他们不允许证明自己是德国人的意识之中。任何一个入伍参战的人被允许不被驱逐，但我拒绝这种特权。……”
很多朋友劝说弗兰克最好不要辞职，毕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他们认为事情可能不会像他想象的那样坏。
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打算离开德国。柏林物理学领导人普朗克、冯劳厄鼓励他留下来。因为能斯特即将退休，他可以接任能斯特的柏林物理教授职位；哈伯也告诉他可以接任凯撒·威廉物理研究所所长的职位。1932年末，他是柏林教授职位的主要候选人，并和教育部有过一次初步的面谈，只不过因为政治剧变暂时中断了。这一切都表明弗兰克至少可以继续留在德国从事他的科学事业。
可是随着他的抗议信公开，谣言便紧接着在哥廷根流传：弗兰克和他的同党密谋阻止国家的革命，他的抗议实际上是煽动反对德国的宣传。大学里42个教员签名谴责弗兰克。他们控告弗兰克的辞职声明的目的是吸引外国和国内政治势力以形成新的政权，并呼吁政府促进认识清洗措施的必要性。
与弗兰克不同的是，玻恩基本上没有犹豫就决定离开德国。其原因可以追溯到他的个性、健康和魏玛时期的一些事件。尽管玻恩力图远离一些时代节拍，但他仍是敏感的。玻恩表明在他的政治观点和人类关系的态度上，他与爱因斯坦是一致的。在个性上，玻恩是高尚的、矜持的和负责的，相信“知识是冷静的殿堂”。在早些时候，玻恩也一直站在爱因斯坦一边，公开支持爱因斯坦反对那些反对相对论的反犹分子。另外，玻恩的健康状况也极其糟糕，头疼和哮喘一直在折磨他。1928年到1929年，他因为神经衰弱被迫中断了科学活动。他曾住进一家疗养院，刚开始他还能强迫自己呆在床上，可是别的病人除了希特勒和反犹活动之外几乎不谈别的话题，使得他只好离开医院回家。
尽管玻恩也曾有过留在他的职位上简单考虑，但一旦决定辞职，就没有动摇过。他从未打算回到纳粹德国，也没有为留在哥廷根而战斗。玻恩开始设法在国外寻找一个他能继续从事科学工作的职位。对一个如此知名的科学家来说，即使是在不景气的学校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1933年7月，玻恩到了剑桥。而对那些没什么知名度的科学家来言，移居国外的前途是暗淡的。爱因斯坦曾在给玻恩的信中写到：“一想起那些年轻人，我就心疼。”
3、普朗克与冯·劳厄：德国科学的坚守者
当纳粹对犹太科学家和德国科学进行摧残时，作为德高望重的德国科学家普朗克和冯·劳厄没有选择离开，而是借助于合作斗争尽力作工作，通过官方渠道去阻止、延迟或者取消对重要的科学家的解雇命令，以便让他们尽可能多地居留在的国际性正常的科学活动。
普朗克是政治与科学之间的斡旋者。在纳粹最初掌权的日子，普朗克也曾想离开自己的职位，毕竟自己年事已高，但强烈的责任感使他留下来。1933年希特勒成为国家元首时，普朗克在德国的科学机构里担任两个重要职务：科学院秘书和威廉物理学会主席。这两个组织都是需要政府赞助的，所以他对新的政权有所妥协。他曾和希特勒有过一个会面，力图使希特勒相信强迫犹太人移民会扼杀德国的科学，而希特勒给了他一个糟糕的回答：“我们一点也不反对犹太人，相反我们保护他们。”感到无力直接对抗政府，他要求自己并尽量说服别的科学家特别是年轻科学家尽量不要和政府发生冲突。
作为普鲁士科学院的秘书，普朗克要考虑的是科学院的命运，科学院作为一个研究机构能否存在要比某一个人的命运重要的多。作为威廉皇家学会的主席，普朗克通过与政权表面结盟的方式保护了学会。学会接纳纳粹分自己呢理事会，悬挂纳粹党徽，在正式场合向希特勒敬礼。他学会了在演讲台说“嗨，希特勒”，尽管非常不情愿。
通过一系列幕后的努力，普朗克不仅帮助了和保护了一些犹太科学家继续留在德国工作（如迈特纳），使一些德国年轻的优秀科学家留在德国和他一起与纳粹政府周旋（如海森堡）；也阻止了更多的纳粹分子进入科学院和学会（与一些大学和其他组织不一样，威廉皇家学会一直没有被政府控制），使学会的大多数研究机构在纳粹掌权的早期没有受到大的干扰；而且还在1938年建立起了威廉皇家物理研究所。
与普朗克不同，冯·劳厄（M。T。F。Von Laue；1979…1960）是一个典型的不合作者。1933年9月的德国物理年会上，他把德国纳粹政府对待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行为比喻为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对伽利略的审判，发言结尾时他用意大利语说除了伽利略临终时的话：“地球仍在转动。”1934年哈伯（191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1933年离开德国去了瑞士）因心脏病去世，劳厄公开发表了悼词，颂扬了哈伯的品质和对国家的忠诚，哀悼哈伯的去世是德国物理的损失。劳厄的这些言辞实际上是对普鲁士教育部的公开谴责。
迫于政治上的压力，普朗克等人曾谨慎地提议施塔克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这个提议遭到了劳厄的强烈反对，认为斯塔克的加入将使科学院在国内变成没有价值的机构，在国外成为被耻笑的对象。劳厄的反对使得施塔克没有如愿以偿。作为报复，施塔克解除了劳厄担任了10多年的帝国研究所的顾问职务。
表明公开的态度后，他私下采取的是与普朗克不同的行动。他常写信向国外同行求援，希望给自己的同事寻找职位，或者通过别的渠道获得者方面的信息。1937年他把儿子送到美国求学以免受纳粹的影响。
劳厄认为自己留在德国有几个原因。一是他不希望占据那些比他境遇差的人急需的国外职位；更重要的是“留下来等到第三帝国垮台后可以很快地重建德国文化”；还有一个原因是“憎恨纳粹所以必须靠近他们”。
作为独立精神象征的劳厄战后参加了审判纳粹的作证，帮助了德国科研组织的新生，负责了帝国物理技术研究院的重建。
4、勒纳德与斯塔克：希特勒的跟随者
菲利普·勒纳德（P。E。A。Lenard；1862…1947）出生在捷克的普雷斯布格，曾先后在布达佩斯大学和维也纳大学学习，获得了哲学博士和工程学博士学位。勒纳德发现了阴极射线透射到极前的管外空间中，使放在那里的荧光屏产生了光效应。勒纳德也因此而获得了1905年的诺贝尔物理奖，阴极射线也被称为“勒纳德光”。
约翰内斯·斯塔克（J。Stark；1847…1957）出生在德国的西克肯豪夫。斯塔克在物理学的多方面都有贡献。首先他在放电管的研究中取得了重大成果。1908年，他提出了原子的电子模型，认为化学键是由于电子共享引起的。1913年，斯塔克把极隧现象置入一个强电场中，从而在电场中找到了人们长期以来试图寻找的复杂效应：氢原子光谱线的分裂。后来该效应被命名为斯塔克效应。斯塔克由于发现了极隧射线中的多普勒效应和谱线在电场中的分裂，获得了191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勒纳德和斯塔克的政治生涯是从反对爱因斯坦开始的。最初他们对爱因斯坦还是抱有好感。1909年，勒纳德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称爱因斯坦是一个有深刻头脑的思想家。斯塔克在1907年曾邀请爱因斯坦在他主持的《电子与辐射年鉴》中写了介绍狭义相对论的文章。斯塔克还曾邀请比他小5岁的爱因斯坦去作他的助教。
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的进行，政治立场在科学家之间迅速建立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在大战期间勒纳德变成了一个狂热的沙文主义者，他在93名知识分子的《文明世界的宣言》中签了名，并且对宣言中的愚蠢准则身体力行。有一次，俄国着名物理学家约飞路过海德堡想要拜访他，竟被他傲慢无理地拒之门外。此外勒纳德还认为，不少英国、法国的科学成果都是剽窃他们德国人的，因此他要把电流强度的单位由安培（法国人）改成韦伯（德国人）。另外，勒纳德还利用自己的实验室研制军事设备。战争失败又使他迁怒于和平主义者和犹太人，这种情绪燃起了他对爱因斯坦的怒火。他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英国人吹捧起来的。这种沙文主义的狂热在勒纳德心中不断扩展开来，恶性膨胀，竟致把爱因斯坦的成就视为是自己科学事业的障碍。勒纳德从1919年开始权力鼓吹建立一种德国物理学，一种没有犹太理论污染的德国物理学，并试图通过新的政治力量达到改写德国物理学的目的。
1929年，勒纳德出版了《伟大的自然探索者》一书，书中以奥地利物理学家哈森内尔（Hasenohri）发现的关于光能的公式代替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式E＝mc2，全然不顾科学界最起码的准则，挖空心思地极力贬损爱因斯坦的科学成就。1936年到1937年，勒纳德发表了四卷本着作《德意志物理学》，把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注入到物理学中，和“犹太人物理学”对抗。
斯塔克在由他主办的《电子与辐射年鉴》中，拒绝刊登谈论科学国际性的文章。1922年6月，斯塔克出版《德国物理学的危机》一书，书中攻击相对论和“玻尔一索未菲量子理论”有害于德国的实验工作。
施塔克与勒纳德有所不同，勒纳德仅满足于按照雅利安模式重写物理史，而施塔克则力图实际控制整个德国物理界。施塔克曾一度放弃科学研究，在德国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