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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3位美籍华人被公认是遗憾的“被疏漏者”。
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首先对物理学的经典理论——宇称守衡定律提出了质疑，并从理论上推导出了推翻这一定律的相反定律——宇称不守衡，认为至少在基本粒子弱相互作用的领域内是不守衡的。但理论总是灰色的，至多不过是一种假说，还得由事实来说话。用实验来证明这一理论的是旅美华人女物理学家吴健雄，这一成果轰动了全球。但是在1957年的诺贝尔获奖者中却只有李政道、杨振宁，没有吴健雄。
1987年，物理学奖授予“在发现陶瓷材料的超导性方面的重大突破”的两位合作者——德国的乔治·贝诺兹和瑞士的亚历山大·缪勒，而美籍华人朱经武却被评奖机构因科学以外的原因忽视了。贝诺兹和缪勒是超导现象的最初突破者，于1986年初发现了绝对温度30K的超导陶瓷材料，使传统的超导理论受到严重冲击；1986年底朱经武领导的研究小组却合成了绝对温度90K以上的超导陶瓷材料，则给了传统理论致命一击。许多人都认为朱经武至少应成为第三得主，但公布名单时朱经武却名落孙山。可能的原因是，在朱经武发表消息的前后，另有一中国小组和一日本小组公布了类似的结果，评奖机构为避免国家荣誉纠纷，只好忍痛割爱，朱经武遂成为不幸的被遗漏者。
1993年10月，美英两生物化学家罗伯兹（R。J。Roberts；1943…）和夏普（P。A。Sharp；1944…）由于发现分离基因的卓越贡献获诺贝尔医学奖。10月底，美籍生物化学家周芷夫妇致信瑞典皇家科学院，说明分离基因是自己首先发现的，引发一场“分离基因发现权”的争议。因为当年在纽约冷泉港实验室，周芷夫妇主持电子显微镜分析小组，罗伯兹主持核糖酸的剪接实验。罗伯兹的获奖论文刊登在《细胞》杂志上，论文作者中周芷的工作无人能取代，但结果却未能改变，周芷被诺贝尔评奖机构挡在了领奖台之外。
3、中国科学家痛失的几次获奖机会
中国科学家具有诺贝尔奖水平的研究甚至可追溯到建国前。
1923年美国科学家康普顿提出X射线量子散射理论，1924年与中国科学家吴有训合写论文。1926年吴有训发表《在康普效应中变线与不变线的强度比率》等论文，进一步证明了康普顿效应。康普顿因此获取192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而物理学史上的“康－吴效应”的吴有训却与诺贝尔奖无缘。
1930年，美国科学家狄拉克根据量子力学的研究结果预言了反物质的存在。同年，赵忠尧（后为新中国高能物理所奠基人之一）发表《硬γ射线在物质中的吸收系数》和《硬γ射线的散射》等论文，发现了γ射线通过量子物质时的“反常吸收”，即正负电子对湮灭现象。他当时的研究居于国际领先地位。由于种种原因，赵忠尧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断了，而继续研究的日本学者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
1946至1947年，钱三强与何泽慧夫妇合作发现铀核裂变的三分裂现象。在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指导下，钱三强写出长篇论文，在实验和理论两个方面，有理有据地对原子核三分裂现象作了全面详细的介绍。但他的发现直到60年代才被大量重复实验进一步证实。
1941年王淦昌设想出用观察原子K俘获过程中的核反冲方法来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并写成论文，投寄到美国的《物理学评论》杂志，于1942年1月发表。同年美国科学家艾伦根据王淦昌的设想，在实验室里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后来美国科学家莱因斯（F。Reins；1918…）在王淦昌设想的启发下，用核反应堆做实验比较精确地测定出中微子物质的存在，并因此与别人分享了1995年的诺贝尔物理奖，而实验的最初设计者王淦昌却被遗忘。1960年王淦昌在前苏联杜布拉国家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新的带负电超子 “反西格马负超子”。当时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实验室发现的带负电的超子，这一发现至今仍被列为杜布拉国家原子能研究所建所以来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可惜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恶化，王淦昌再次失去了一次冲击诺贝尔奖的机会。
新中国至少有一次能获诺贝尔医学奖，也是中国科学家最有希望的一次，那是因为1965年中国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1965年9月17日，经过7年的刻苦拼搏和协作攻关，完成了结晶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其结构、生物活力、理化性质、结晶形状等都和天然的牛胰岛素完全一样，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蛋白质。首次人工合成有生命活力的结晶蛋白质，使人类在认识生命的奥秘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自然，世界不会忽略中国科学家的贡献，70年代起开始有人提名为牛胰岛素研制者得诺贝尔医学奖。因为胰岛素的合成涉及的单位和人较多，国内为上报名单争论得相当厉害。最后，达成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一致意见：“要上一块上，要不都别上”。结果报给诺贝尔主次机构的名单达14人之多。诺贝尔的评奖原则是只奖给作出主要贡献的两三个人，最多不超过3人。可是当时中国讲集体主义，不能突出个人，诺贝尔评奖机构又无法确定谁是真正的主持研制人，虽到80年代初还有人为中国提名，因为中国的科研制度问题，也因为诺贝尔奖评选规则，但我们最终痛失了机会。
机会失去了，就没有再来。
4、可惜不能给针灸发奖
中国人在美国能获奖在大陆本土的科学家却与诺贝尔奖无缘，颇有点“橘生淮南则为枳”的感觉，值得我们深思。
一些中国人有酸葡萄心理：开始认为诺贝尔奖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不稀罕；后来想得却又得不到，便抱怨人家有偏见。
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个奖项的评选都会有瑕疵，如在长长的获奖者名单中，没有化学元素周期律的发现者门捷列夫、化学热力学创立者之一的吉布斯、开尔文温标创立者威廉汤姆生、口服避孕药发明者杰拉西等伟大的科学家。
所以，这并表明诺贝尔评奖机构对中国有偏见，因为诺贝尔奖只对个人，不对国家和民族，否则就无法解释一直受欧洲人排斥的犹太人会有那么多获奖者，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巴基斯坦、委内瑞拉等国也有人获奖。
中国在现代科学技术方面未获奖，便有中国人写信给医学奖的评奖机构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提议给中国的针灸术发奖。诚然，针灸术逐渐被全世界广泛接受，对世界的贡献丝毫也不亚于那些现代医学新发现，可惜的是，诺贝尔奖只奖给那些近几年的新成果新发现，这是诺贝尔奖不可动摇的评奖规则。倘若真有一天，中国科学家们弄清楚了针灸的原理并能用科学术语完美地表达，相信诺贝尔评奖者一定会慧眼识珠的。
固然有不尽人意之处，但其权威性无可质疑，这就是诺贝尔科学奖。在它的面前，没有大国小国之分，没有肤色人种之分，只能用成就说话。
5、不能获奖的原因
关于中国科学家为什么不能获奖，根本一点是科学水平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因此，分析为什么没能获奖，实质上是分析为什么我国的基础研究水平比较低。赵红州＇2＇、胡乐真＇3＇等人最先做过分析。
赵红州认为出我国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的４点原因：其一、科学知识积累不够；其二、科学研究时间不足；其三、缺乏科学家群落；其四、缺乏科学人才识别和遴选机制。在科学知识积累上，我国近代科学技术，由于历史的原因，远远落后于西方。解放４０余年来，我国在大科学事业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国基础科学仍然与世界先进水平相距甚远，尤其是基础科学知识积累不够。对美国（1901～1972２年间）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调查表明，科学的接代连续性乃是诺贝尔人才成功的重要因素，这就是说，知识的积累不仅与前人的劳动有关，而且还与两代人之间的智力接力有密切的关系。孕育一个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至少要有三代人的知识积累方能见效。这其中包括教育、科研环境，尤其是家庭教育的奠基作用。“知识遗传”因素的影响，更主要地体现在他们对前辈的治学态度、研究方法以及思维习惯的潜移默化的继承上。而我国在这方面明显不足。对中、老年两代中科院院士的抽样估测结果显示，他们出身于专业世家的平均不足39％，而其下一代继续从事高层次科学研究的则不足10％。在科研时间上，美国科学家人数虽然不足100万，但却是全时科学家人数。而前苏联的科学家人数号称100多万人，但时间没全用在科研上，折合成全时科学家也只有几十万人。据调查，我国六七十年代科学家每周工作时间为16小时，如果按全时科学家标准折算，科学家人数要减半。那种一会儿开会、一会儿学习、一会儿其他活动的非全时的科学劳动，对科研的损害显而易见。关于缺乏科学家群落和科学人才识别和遴选机制问题，我国科学界上不具备诺贝尔人才的温床及其相应的科学家群落；中国也没有相应的遴选、培育和推荐诺贝尔人才的机制。
胡乐真认为我国科学家不能获奖，也有体制方面的原因。①我国的科学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封闭与半封闭的状态，缺乏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即使在国内，各部门各地区之间，也依然处于条块分割各自为战的封闭状态。②在相对长的一段时间里，科技人员的社会地位地下，收入微薄，处境艰难。本来为提高科技人员待遇的职称评定，也往往被各级官员捷足先登，结果不仅使在职的科研人员感到寒心，也造成大量科技精英外流。③中国存在比较严重的“论资排辈”倾向，青年科学家难于脱颖而出。例如，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