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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王孙认为：既然形骸保留不住，迟早与土壤归一，又何必老是用厚葬的方法努力延迟，不让它速朽呢？又何必让形骸长久做客于外呢？因此他要“吾是以赢葬，将以矫世也”⑨。
这种思想，充分道出了形骸和精神在人死后是两分的，灵魂脱离了形骸以后，属于天了，本身成为独立的抽象。形骸则归于尘土。这种看法，儒家显然是不赞成的。但儒家也无法把“立尸”永远立下去，因为技术上，一个家庭，总无法老是由活人长年扮死人，所以丧事办完了，把死人厚葬后，也就不再深究下去了。所以，儒家的不死观念，也就不如道家的生动活泼。
后来儒家发明出盖庙立祠的方法，用塑像——崇拜偶像——的方法，以“见亲之形象”以供心有“所系”，于是，从孔庙的塑像到二十四孝故事中的塑像，都成了这种不死形象的代用品。后来，堕落的道家也糊里糊涂地同儒家混同，也搞起塑像来了，这就好像基督教也搞起玛利亚的塑像似的，从宗教抽象信仰的水平上看，这种崇拜偶像，也就未兔太低段了。
一九八三年稿
①徐中舒：《金文嘏辞释例》。
②《诗经》。
③《书经》。
④黄耇就是黄头发。《仪礼》有“黄发台背”、“黄发儿齿”等话。《诗经》有“遐不黄耇”、“以祈黄耇”、“黄耇台背”、“黄耇无疆”等话。
⑤《左传》。
⑥《淮南子》。嫦娥本该叫姮娥，因为避汉文帝刘恒的讳，就叫嫦娥了。
⑦《庄子》：“庄于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
⑧照《太平御览》引汉东园私记的话，说：“亡人以黄金塞九窍，则尸终不朽。”“以云毋壅尸，则亡人不朽。”
⑨杨王孙还说：“且夫死者终身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声，乃合遒情。夫饰外以华众，厚葬以鬲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用变，是使物各失其所也。”这又明显道出，厦葬是违反自然的化合与还原（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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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鼎彝《宿命正命造命与非命》书后
一、宿命正命造命与非命（李鼎彝）
现在我要讲的命字，不是生命的命，是命定的命。关于命定的学说由中国哲学史看来，约分四派：即宿命正命造命非命。
什么叫宿命呢？这是老庄哲学的主张，他们认为人生的富贵贫贱寿夭，智愚贤不肖，在一生下来，自然界就有一定的安排，人们只有遵依着这安排去走，绝不用个人的力量改造或去改进，并且也不能以人力改变成改进；但是这种安排是谁来主牢呢？这却引起一个“天”的问题、“鬼神有无”的问题。在周秦时代，对于天的学说，向分从派：一派是认为天是人格神，他有意志、他能生杀祸福，人能积善修德即可获天之佑，否则罹天之殃，这便是天志鬼论。此种主张的人，相信敬天可以致福、明鬼可以有祥，所以他们不相信生下来就有—个命定的安排；相反的，信命定的人既认为人的一生，事前既有一定安排，自然不是渺小的人力所能左右，何况这种安排，不是有谁在那做主宰，天是无意志的，是混沌的、自然的、不能生死祸福人的。命的安排，只是一个无意识的安排、没有什么神鬼在那里管理这些事情，所以他们不信鬼神，不信天有意志，天是一个自然天，混然一气，命是自然的安排，人却必得遵依它。
宿命论既然确定命的安排为人生之不可逃避的现实，于是他们消极了、反璞归真了、不争什么富贵功名了，更不求满足什么耳目口鼻的欲望了，这自然造成厌弃现实反对文明的态度、要人人老老实实的安安静静听命运的摆布与安排。但是有人要问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莫非这四十万人前生造定同时该被活理而死？宿命沦者答说，一个人有他的命运，一个国也有他的国运，国运坏了，个人的运也随着坏了，赵国国运已坏，所以赵降卒四十万随着他们的国运一同牺牲。同时又有人要问，这种命的安排，是不是提前可以预知呢？宿命论的哲理派答复说：这不能，可是流辈靠命定论吃饭的人，却用什么八字、面相、骨相、卜巫来推测，可以先知，可以利用人的生辰时日，预知人的一生祸福。这自是流风所及，没有哲理的价值的东两，但其势力却至今日尚普遍地在民间流行着。
什么叫正命呢？这是孔孟的主张，此派对于命的是否前定、他们存一怀疑态度。不可知的，他们不喜欢去研究它，所以“子罕言……命”。同时他们对于天也采取同样的态度，所以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又说：“鬼神其为德，其盛矣乎！”不过孔孟相信人类是进步的，文化是要保持的，所以他们本着教育家立场认为富贵寿夭，只有尽人事听天命，不要太强求。君子“不立乎岩墙之下”正是尽人事；“赐不受命，而货殖焉”又正是不安命守分，所以他们对于富贵利达，要安分的“素富贵行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君子无入而个自得”，这便是安命的讲法。但是孔孟一谈到做人，那便不安分起来，“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人不一定可致富贵，但人一定可以希圣希贤，圣贤是属之我；富贵是属诸外，归之我者当努力尽其在我，不应知足，不应画地自守；属诸外者，一听自然，信命运摆布，这叫杀身成仁，杀身正是安命，成仁便是尽其在我。不安命，所以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这个正字，便是不求富贵，利达听诸天命，却要正心修身，希圣希贤，不信命运，这就叫做正命说。古今来大英雄大豪杰、大圣大贤，完成伟大人格，造福人类国家，“功成不受赏，富贵若浮云”的气概，全是正命说的表现。
什么叫造命呢？中国的哲学，后来发生混合现象，儒道混，儒墨混，甚至儒道墨佛混，所以一面在信鬼神；一面又在信命。一面在焚香拜祷，求神灵菩萨保佑；一面在听天由命，不去巧用机关。造命论便是混合的产品，他们相信命是有定的，但同时要信神求佛，行善好义，可以得佛保佑，因祸为福，遇难成祥，你命定应该无子，应该夭折，但你广行好事，敬佛信神，可以有子孙，可以得永年，这种说法在教育上诚然有它的功用与苦心，但在哲学上却没有大地位，袁了凡四训中对这个论法说得很详尽，很足以代表造命论的说法，并且这种学说在今天的社会中，势力非常的大，信徒非常的多，人们全是那有心为善，希求得偿。
什么叫非命呢？凡是宗教家多主张此说，认为人的祸福寿夭，有上帝做主宰，和人一样，可以喜怒可以生杀，你多行不义，必得祸；积善之家，有余庆，命定说是没有的，不过他们的非命，不似今天科学家，认为人可以胜天，他们是多种善因，可以获天之喜悦而降福泽于你们，不独现世，甚至来世。
上面这四种说法在今天都各有它的力量，不过多相混淆，不容找出它的清楚界限，大概教育学者相信正命的人多，而一般民众则相信宿命与鬼神混而为一者多。究竟哪样主张为是，尚有待于好学者研究。
二、书后
爸爸名叫李鼎彝，字玑衡。一九二○年（民国九年）进入北大国文学系。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后第一年、正是北大的黄金时代。蔡元培是他的校长，陈独秀、胡适、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都是他的老师，他的同班同学，后来较有成绩的，有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加、冯沅君，有搞国语运动的魏建劝，同届的同学有冯友兰、周德伟、陈雪屏。爸爸本人书念得并不出色。
爸爸在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北大毕业，吉林省政府想公费送他留学，他那时已经二十八岁了，急于回家乡养家，所以就拒绝了。因为是“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回到家乡，非常拉风，后来被聘为吉林六中校长，当时教育界的待遇极好，远非日后的穷教员可比；而对教育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尊敬，也远非日后的风气可比。爸爸说：军阀张作霖，在孔夫子诞辰的时候，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军阀们是不敢向教育界人士致训词的，也不敢颁发训词教教师研读的。
爸爸除在吉林六中做校长外，也曾在吉林女中、吉林一中、吉林大学讲课，他惟一一部著作《中国文学史》，也写在这个时期。这部《中国文学史》，后来由我加上长序、由文星书店印出来，当时我的长序惹起大风波，调查局坚持要查禁，经文星书店撕掉长序、才免于被查禁。文星垮后，改由传记文学社出版。（这篇长序，题目叫《爸爸·我·文学》，收入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三册《奇情·上吊·血》里。）
爸爸生在一八九九年（民国前十三年），一八九九是己亥年，就是戊戌政变后—年；死在一九五五年（民国四十四年），死在台中一中国文科主任任上。在刚来台湾那一年（一九四九年），他在台中一中做过一次讲演，就是这篇《宿命正命造命与非命》。这篇只是讲演的提要，漏悼了许多举例与故事，比起讲演来，失色不少。爸爸的口才极好，但是文字并不怎么样。
这篇讲稿中的最大持色，是爸爸讨论中国人信命的矛盾性，中国人一方面固然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