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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据我所见以笔力影响台湾最巨者恐非李敖莫属，无论在文字，功力上都无法置疑，我尊敬他但也鄙视他，美丽岛事件之前，他那么惊惧而不敢参加党外运动，《美丽岛》、《八十年代》都约不到他的稿，甚至暖流出版社当初想以二十五万出版他的《中国历史演义》，他也避不使用真名以免于和党外结合。但是，经过众多前辈的牺特牲造就党外声势后。他才露脸（附证三）。
本自诉重点，不在辩正所谓“经过众多前辈的牺牲造就党外声势后，他才露脸”之事（因为前辈李敖在露脸牺牲时，今天的党外后辈，尚不知人在哪儿！）和所谓“《美丽岛》、《八十年代》都约不到他的稿”之事（因为《美丽岛》等刊物出版时，一些党外后辈早已数典忘祖，从未向李敖约过稿），而在所谓“暖流出版社”出资约李敖出版《中国历史演义》李敖拒用真名云云，从无此事。事实上，当时根本没有这家叫做“暖流出版社”的出版社，而这套书由远流出版社出版时，却正正挂的是“李敖校订”等名字！李敖并未“避不使用真名以免于和党外结合”。如此诽谤李敖，事证至明。此其二。
三、同期又有所谓黄纪男公开在“本刊创刊茶会”发言，诽谤李敖，言语历历，并说黄纪男责备李敖“幕后！幕后！只叫别人去死”等话，业经黄纪男在七月十三日电话中一一否认。经李敖把电话中对话公布后，被告朱高正、被告吴祥辉复在七月二十八日《自由台湾周刊》第七期中，发表“敬告李敖”，说黄纪男发言，他们“存有录音带备查”，并反指李敖“睁眼说瞎话”（附证六）。如此诽谤李敖，事证至明，此其三。
四、八月十一日，《自由台湾周刊》第九期中，由史文（化名）署名，发表《中研院的小三公》，文中在丑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丁邦新后，笔锋一转，诽谤李放说：
丁邦新的事，李敖都很清楚。为了怕李敖把他的诸般丑事给抖了出来，遂百般奉承李敖，还在选院士前提报李敖当史语所的编审，相当于研究员的职务。结果被中研院打回，但丁邦新为了拉拢李敖，现仍在替李敖努力找位子（附证七）。
查李敖与丁邦新，自从预官八期同队受训后，二十六年来，毫无往还，从何“都很清楚”丁邦新的事？又从何被丁邦新“百般奉承”？所谓丁邦新提报李放任史语所“编审”之说，更是天方夜谭。（一、史语所从无“编审”编制，又从何提出？二、纵有，丁邦新岂敢提出？三、纵提出，李敖岂屑为之哉？）被告朱高正、被告吴祥辉这段文字，用意在含沙射影指李敖因得了丁邦新好处，故不抖出丁邦新的“诸般丑事”，如此诽谤李敖，事正至明，此其四。
本诽谤罪的构成，行为人以言词或举动为之，构成普通诽谤罪；以文字或图书为之，利用大众传播工具，构成加重诽谤罪。本案的犯行，恰为加重诽谤，已至为明确，特此择举列出四项，请惠为审理，科以应得之刑。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李敖研究网发布
蛋蛋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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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董的悲剧
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中，统治者的地位，是在人神之间的。《左传》中记师旷说：“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这就是说，统治者的身份是承上启下的。就因为这种承上启下，所以要“忠于民而信于神”（《左传》季梁的话），如果做不好，就“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左传》曹刿的话），闹到最后，就“弃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左传》刘定公的话）这样的统治者，就要垮台了。
不怕“人怨”怕“天怒”
但是，对统治者而言，所谓“神怒民叛”，他怕的是前者而非后者，民的“叛”，是很难的，一叛就即惩治叛乱条例一下，所谓叛，就不成其叛了，最后就只好化为“怨”而已。于是“神怒民叛”，就演变为“天怒人怨”了。
但是，“人怨”是小事，“天怒”又怎么办呢？公元前七世纪的时候（前六六二），“有神降于莘”《国语》中记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飨而民听，民神无怨，故明神降之，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国之将亡，其君贪冒辟邪，淫佚荒怠。……民神怨痛，无所依怀。故神亦往焉，观其苛慝，而降之祸。
这就是说，作为统治者无道的时候，作为神的，就不再施福了，而要跑去看热闹，然后降祸了。神的降祸，可以使统治者垮台，这种“天怒”，比“人怨”厉害得多了，统治者自然不得不小生怕怕了。
灾异
表现“天怒”的解释，到了汉朝人手里，变得细腻起来了，就是所谓“灾异说”。董仲舒①是这种思想的掌门人，他说：
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曰：“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这是说天是很仁慈的，它不立刻惩罚人，而是先警告一下；警告无效，再吓唬一下；吓唬无效，“其殃咎乃至”。天惩罚人是分梯次进行的，是给人缓冲时间的。
天人相感
从因果观点看，灾异的来源，是恶性循环的，这叫“天人相感”。董仲舒说：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湿；均薪施火，去湿就燥。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非独阴阳之气可以类进退也，虽不祥祸福所从生，亦由是也。无非己先起之，而物以类应之而动者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董仲舒是绝对的尊重统治者的。他明说“以人＇民＇随君＇主＇，以君随天”；明说“屈民面伸君，屈君而伸天”，但是怎么“屈君”呢？“屈君”的力量，只有来自天，统治者无道，是“天夺之”的，天又怎么“夺”之呢？
如此制衡
后来研究思想史的人，都犯了一个错误，以为董仲舒强调灾异、强调天人相感的目的，是向专制帝王制造“精神威协”、“把权源纳入正轨”，认为董仲舒抬出天来制造制衡，其实这是给古人戴高帽了。对一个满脑“罢黜”什么“独尊”什么的专断论者，对一个满口“以人＇民＇随君”、“屈民而伸君”的拍马大王的人，我们是不能这样溢美的。
董仲舒的王牌理论是提倡“春秋大义”，孔子作春秋的基本立场是尊王攘夷，提倡春秋就是提倡君权。“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董仲舒明明是主张一切“一统乎天子”的，“一统乎天子”就是一人专权、中央集权，结果就是“君者，权也”的。汉初的统治者并不喜欢儒家，汉高帝轻视儒生，甚至要“溺儒冠”（朝儒生的帽子里撒尿）。但是得到天下后，发现儒家思想最便于作为统治的“润饰”，所以外儒内法就势在必行。于是，从汉高帝到汉武帝、从叔孙通到董仲舒，便很自然的花对花、柳对柳起来。董仲舒是“以经术润饰吏治”（《汉书》循史传）的，这完全是投统治者所好的。至于他强调灾异、强调天人相感，也只是希望统治者做贤君而已。希望统治者做贤君，这是古往今来人人的希望，这算不得政治上的制衡，制衡君权要有像样的办法，灾异又叫什么办法呢？
有一次，汉朝祖庙着了火。董仲舒写了稿子，发了议论，主父惬偷了这篇稿子，上奏汉武帝。汉武帝拿给大家看，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这是他老师的作品，大发议论，说这篇东西“大愚”。于是把董仲舒给关起来，论以死刑。后来虽给特赦了，但是他再也不敢谈灾异了。
董仲舒打着儒家的招牌，耍着阴阳家的把戏，用阴阳四时五行种种迷信怪说，逢迎主上，以期得君行道，结果却变成了统治者为虎作怅的帮凶，成了助长专制政治的第一罪人，这真是跟统治者与虎谋皮的知识分子的迷梦，在梦醒时分，除了落得虎口余生外，什么都与春秋代谢了！
三结合
所以，这种制衡关系，纵使有，在董仲舒的思想里也是很可怜的，因为所谓制衡，说来说去，只不过是一点灾异而已。用灾异来制衡统治者，岂不太空洞了吗？
董仲舒不但在灾异说上面无法造成制衡，相反的，真正“一统乎天子”的思想大建构，竟还出自此公之手，他是真正把“高级迷信”同“高段统治”结合的人。我们试看他的立论：
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这是以“阴阳”、“五行”、“四时”三结合来立论的。
在阴阳方面，董仲舒明说纲常②之道“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所以旱灾来了，表示阳对阴的一种讨厌表示；日蚀来了，表示阴对阳的一种犯上表示。一切阴阳都是天人相感的，自然一点也不自然，是大有文章的。
在五行方面，“天有五行，一曰本、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