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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回忆录:岁月艰难(全本)-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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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和晚上,罗荣桓又接连找我们支队部的几个同志谈话,研究苏鲁豫支队下一步的工作部署。在谈话中,他首先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了充分肯定。他说:“一年来苏鲁豫支队的队伍壮大了,地区局面打开了,现在大片土地都在你们的控制之下,这很好。今后,坚持湖西地区的斗争,挽回‘肃托’造成的损失和影响,还是要依靠你们苏鲁豫支队。只要把情况向群众讲清楚,群众是会相信你们的。”

关于我们以后的主要任务,罗荣桓指出,第一要恢复这个地区的工作。要恢复党的组织‘党的影响,恢复地方政权,恢复地方武装部队,恢复工‘农‘青‘妇等各种群众组织。第二是要继续处理好因“肃托”扩大化而还留下来的问题,给所有受迫害的同志平反。山东分局准备再派人来帮助湖西区党委处理“肃托”问题,进一步把“肃托”事件调查清楚。

罗政委接着说:“第三是今后支队部不要再离开这个地区了,支队部和二‘三大队留在湖西坚持斗争,把四大队交给我,仍由梁兴初‘王凤鸣率领,跟我走,渡过微山湖,到微山湖以东,陇海路以北的地区活动。队伍直接归师部指挥,你们可以同他们联系,但指挥权属师部。你们要赶紧把队伍疏散开,在整个湖西地区扩大宣传,宣传“肃托“是犯了错误,但这个错误只是党内极少数人造成的,目前正在清查纠正中,要力争尽快地恢复党的影响。第四是湖西区党委书记白子明,是‘肃托’问题的直接责任者,已无法再主持区党委的工作。我无权委任你们哪一个人继任区党委书记,因为这是要由山东分局决定的事,但是我可以代表山东分局指定吴法宪暂时帮助湖西区党委的工作。这些问题,我也已经向区党委交代清楚了,今后湖西地区的工作,主要要依靠苏鲁豫支队的帮助,区党委开会,要请你吴法宪到会。”

工作安排完毕以后,第二天,罗政委就走了。我和彭明治等一直送他到谷亭,就在那里向他告别。他要经谷亭‘南阳,直奔微山湖。梁兴初已于先几天到达微山湖东边准备船只,组织掩护迎接罗政委东渡。后来,梁兴初率领的四大队一直在微山湖东的邹县‘滕县一带活动。至于在活动时是继续沿用苏鲁豫支队四大队的名义,还是师部又另外授与了什么番号,我就不清楚了。

送走罗荣桓以后,我和彭明治‘郭成柱等经过研究,决定按照罗政委的交代,首先把两个大队撒出去,把二大队撒向沛县‘砀山‘ 铜山一带,三大队撒向鱼台‘金乡‘单县一带。支队部带领警卫营驻谷亭,要区党委也一起转移到谷亭。

然后,我们立即开展罗政委布置的工作。我们召开了营长‘教导员以上的干部会议,把这次湖西“肃托”的全过程向他们交代清楚,说明这次湖西“肃托”事件的主要责任者只是王须仁一个,这个人已被逮捕‘关押,查明情况后,已被处决。苏鲁豫支队“肃托”事件的直接责任者是王凤鸣,他已随四大队离开了湖西。对这次错误,山东分局还准备作进一步的调查处理。现在,我们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地方党,做好根据地的群众工作,恢复党的影响。

第一步先做区党委的工作,把区党委的干部都集中起来,这时白子明‘郭影秋‘李贞乾‘郝中士等一批区党委和区党委部长都已被释放出来,要他们先出来工作,继续办公,纳入正轨。区党委工作仍由白子明主持,他一边检查,一边工作,重大问题由区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同时强调加强内部团结,不要互相埋怨,要团结一致,先执行罗荣桓政委的指示,要把湖西地区恢复过来,至于那些没搞清的问题,要相信党组织以后一定会逐渐搞清楚的。

第二步,恢复地方政权,重新建立鱼台‘金乡县政府,以及丰县‘沛县‘铜山的几个区政府政权,并恢复了各地的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对“肃托”中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被捕的一律释放,被打伤的养伤,伤愈后恢复工作,被杀的追认他们为烈士,安抚其家属,开除了党籍的恢复党籍。同时,向广大群众公开道歉认错,恢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第三步,向国民党顽固派发出警告,同他们公开谈判,指出他们的错误,告诫他们不要利用我们“肃托”的错误,公开的孤立我们,侵占我们的地区,限制我们的发展,并把我们挤走。八路军在敌后抗战的功绩是磨灭不了的,希望他们不要忘了一年多来,我们对他们的支援和帮助,迅速退回原来的地区,把侵占了的地区还给我们,继续共同抗日,不要轻举妄动,否则,王歪鼻子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

当时他们都同意了,都退回到了原来的地区。这个时候,双方虽然还没有发生磨擦,但对立情绪已经明显增加了。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国民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从这以后,丰县的黄子珏‘黄体润,沛县的冯子固,砀山的窦雪岩,单县的刘耀庭,都明显的同我们疏远了,态度完全变了,处处戒备我们,不同我们接触。我们也向部队指战员,地方党和政权作了交代,要防止顽固派对我们的挑衅。

第四步,以实际行动帮助群众,恢复党的影响。当时春节已过,春耕即将开始,我们便组织部队帮助群众积肥‘翻地,准备种子,给麦子浇返青水。我们还特别注意抓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逐渐挽回影响。

经过这段时间的艰苦工作以后,湖西地区的局面基本稳定下来了,情况开始得到好转。党和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也有了一定的恢复。 

这个时期敌伪的“扫荡”次数减少了,只有砀山和金乡的敌人出来过一次,转了一圈,经过五‘六天后,就又回到了据点里。在这次敌人的“扫荡”中,国民党的县大队同我们一起,与敌伪打了一些小仗。在这次“扫荡”中我们没有什么损失,但在前一段“肃托”期间,一部分“抗日沟”因下雨而垮塌了,没有及时得到修整。这时我们又加紧动员群众抢修,以对付敌人可能进行的新的“扫荡”

一九四O年二月,罗荣桓政委派山东分局保卫部长刘居英来到湖西,直接调查和处理“肃托”问题,并负责指导湖西区党委的工作。刘居英在湖西期间,住在我们支队部,由我们负责照顾他的生活。我们向他详细汇报了“肃托”善后工作情况。

    我向他建议说:“你没来以前,罗荣桓政委要我兼管一下区党委的工作,现在你来了,是不是就请你直接主持区党委的工作,以后区党委的活动我就不再参与,以便集中精力照顾部队工作。”刘居英表示同意,于是我便脱离了区党委的工作。

刘居英在湖西一共待了两个多月,一直到四月份才返回鲁南的山东分局。

在这一年的年初,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军区来电报说,准备在鲁南师部召开高级会议,要我与彭明治两人中去一个参加会议。彭明治看了电报说:“我去参加会议,你还要照顾区党委的工作,担子很重,还是你留在湖西主持工作。”我同意了。

到了二月下旬的一天,在事先没得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突然之间,彭明治和一一五师保卫部长朱涤新一起回来了。当时我还以为朱涤新是来检查工作的,彭明治在一边也不吭声。后来我问彭明治,朱涤新来干什么,彭明治这才告诉我,朱涤新是来当政委的。他还说:“罗荣桓政委要我转告你,同你说一下,因你曾对罗政委表示过,不愿意当政治委员,愿意当政治部主任,所以这是根据你自己的要求决定的。”

听了彭明治的话,我心里非常难过,很不高兴。我想我是曾经对罗荣桓说过这样的话,因为我愿意带着部队单独出去活动,又得当个政治委员太不容易,担子太重。但领导真的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又使我感到十分伤心。虽然我表面上不得不表示欢迎,但内心不痛快。

当天晚上,我给罗荣桓政委发了一份电报,说朱涤新政委已经到职,请求调动我的工作。我因一时感情冲动,还写了一些很生气的话。我写道:“罗政委你当时在湖西,并没有同我谈要调动我的工作,相反还表扬了我,现在突然之间就把我降为政治部主任,这是为什么?请回答。”当时我这些话说得很“冲”,也很不冷静。但罗政委的涵养好,并没有责怪我,也没有给我回电报。

第一份电报没有得到回音,我就又给罗荣桓发了一份电报。我在电报中说:“我现在已到了政治部,支队部的工作我已向朱涤新政委交待清楚,希望尽快把我调离苏鲁豫支队。我要求离开苏鲁豫支队,是因为我好象已犯了什么严重错误,可组织上又什么也没跟我谈,让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动。”

同样,第二份电报也没有接到复电。见此情况,三天后我就搬到了政治部。政治部当时同区委住在一起,于是区党委的一些同志就天天来找我。这样,我就又开始插手过问一些区党委的工作。

我到了政治部后,朱涤新专门来找我。他对我说:“我来,是罗政委要我来的。我当时说情况不熟,罗政委说没有关系,一些工作还是要吴法宪来做,区党委的工作也还是要吴法宪帮助抓,你只是在总的方面多管一下。这样我才来了。”

我说:“那好。”因为这件事不怪朱涤新,我对朱涤新没有成见,不愿意使他太难堪。我只是对罗荣桓有点意见,认为他不该在决定前不找我谈一谈。

但不久之后我也想通了,服从组织决定,必竟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天职嘛,无所谓,可上可下嘛!加之以后朱涤新凡事都同我商量‘同我研究,彭明治他们也像过去一样地尊重我,我的思想也就逐渐地稳定了下来。
九‘南下苏北

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军队的策略,改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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