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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印和尚与鲁智深花和尚，在佛门中，应该归入“禅宗”的一派。这一派的真正精神，是反对佛门中的庙宇仪式，反对佛门中的繁杂“形式主义”。
这类禅宗的先驱者，他们先知式的信仰是：“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在这种开明信仰的光照下，佛印会开苏东坡女人的玩笑，而鲁智深呢，不但自己大吃大喝，还要硬讲别的和尚吃狗肉！
正统——所谓正统——的佛门不承认他们，但他们也不屑于正统佛门的承认。
在中国思想史中，王阳明一派的末流，言行风采已跟这种禅味相当接近，这些智慧的中国古人，他们不谋而合的，也成了“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的信仰者。
我们新一代的中国人，不可忘记我们老祖宗们那“不守清规”的一个面，不可忘记他们的自然与快意，不可忘记在形式主义的森严气氛里，他们曾以笑脸和血汗，把过度严肃的传统文化，赋了生机、开了新路。我们怀念他们，我们向他们致敬。
——寻乐哲学
中国“拦路告状”的历史
拦路告状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它的历史，源远流长。古代中国老百姓，他们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只有三条路：第一是忍气吞声，第二是直接喊冤，第三是揭竿而起。“冤”字在中国象形文字里，上面是个罩子，下面是个兔子，把大无辜家兔子罩住，无法兔脱，自然冤哉枉也，了无疑义。老百姓如何不做兔子而做人，这就得另谋补救之道。主要补救方式有三：一种是“捶登闻鼓”，就是在皇宫外面捶一面大鼓，让皇上听到，好问他冤在哪儿。这种方法，后来名存实亡，变成了间接的“登闻鼓院”了，登闻鼓院是转达的衙门，这样一来，所有直接的用意全部消失，捶也白捶了！
捶登闻鼓以外，另一种就是“立肺石”。肺石是一块红石头，老百姓有冤，可以跑上去站三天，能站下来，就有专门人员过来问你案情，并负责“通天”。这种喊冤，在程序上虽然间接，但在形式上，却有直接的视听效果。站红石头的意思是叫老百姓说真话，“使之赤心不妄言”，有点类似洋人按圣经味道，只是脚踩赤石罢了。至于立肺石的实际情形，显然大打折扣，如《梁书》武帝纪里有“可投肺石函”的话，足见喊冤已喊进“意见箱”了，其下场可知；又如《玉海》记武则天时有“肺石不须防守”的话，足见要喊冤的，还得通过治安单位人员“防守”这一关，其下场又可知。所以“立肺石”也者，费时而难见其利，明矣！
既然敲鼓罚站都难以下情上达，最后只好亲见皇上的一法了。但皇上在深宫里，老百姓哪看得到？唯一的机会是：等皇上出巡或出来玩的时候，半路上把他拦住，这种拦法，有个专门名词，叫“邀车驾”或“迎车驾”或“乘舆诉”或“递御状”或“拦舆”或“拦舆递禀”。理论上，统治者为了探求民隐，尚不反对“邀车驾”，只是严格规定必须冤情确凿，不然就给你好看。好看的方式，在唐朝是“杖八十”（打八十棍）；明朝、清朝是“杖一百”，表面的罚则比起古人的严刑峻法来，尚不算重，只是实际上罚的，就大有出入，因为随时可用别的罪名整你；别的罪名也预备好了一大堆，等着整你。如清朝规定：皇上车驾“行幸瀛台等处”而拦路的，则照“迎车驾申诉律”办；但“车驾郊外行幸时”而拦路的，却照“冲突仪仗律”办。这就是说：车驾也不是那么好“邀”的，邀错了地方，就视同“犯跸”，说不定还当大刺客办你呢！
这样一来，老百姓有奇冤异惨，想直达天听，可说千难万难。于是，他们只好降格以求，把“包公”、“彭公”式的“青天型”人物，当成跪地苦求的对象，高喊：“青天大老爷，小的有冤上诉！”
——拦路告状不可拦！
横扫封建主义
中国的封建主义其实是无孔不入的，要横扫它们，得先一一纵深切入才能解决。一一纵深切入的战术是：不分大题目小题目，只要能大题大作或小题大作，显示出“大手笔”，就值得一写。因为这种纵深切入，一方面是把本题给解决了，另一方面却又同时把你真正的“借题发挥”带进场。
——封建主义是海峡两岸的共同敌人
外国的不避讳
避讳这套想起来实在没有什么道理的习惯，在世界上，可说是中国独有的坏习惯，自找麻烦的坏习惯。我们再反看外国，外国正好和中国相反，洋鬼子们觉得，尊敬一个人，最好的尊敬法子，不是不敢提他的名字，而是偏偏要提他。
洋鬼子尊敬华盛顿，特别把美国国都叫做“华盛顿”，大家你叫我叫老头子叫小孩子叫，丝毫没有觉得该“避”什么“讳”，同时觉得，这是对华盛顿最大的恭敬和纪念。
——避讳——“非常不敢说”论中国文学李敖语萃论中国文学
——中国人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论中国文学五千年
五千年的庞大文学遗产，只表露了庞大的繁琐与悲哀。我们的五千年文学史中，没有大气魄的诗、没有大气魄的剧、没有大气魄的小说、也没有大气魄的作品。我们没有好的表达法，没有像样的结构，没有不贫乏的新境界，也没有震撼世界的文艺思潮。我们的“文学”（如果还硬要算得上是“文学”的话），至多只是在一首小诗、一阕小词、一段小令、一篇小品、一个小故事里打滚，我们“足以自豪”的任何作品，在新世界的文学尺度下，都要打回票。我们的表达力，至多只是表达一点粗浅的浮情，忧国也好、非战也好、田园也好、香奁也好、铁板高唱也好、儿女私情也好，……我们除了在最低浅的层面上，吟咏低唱一阵或乘兴挥毫一阵外，便不能再深入，或因深入而浅出。我们是集体失败的，集体铸造了历史的纵线失败。我常常想：一个《儒林外史》的部分好题材，在任何二流三流的西方文人手里，都不会有吴敬梓那样糟糕的处理，那样可怕的结构！而吴敬梓已算得上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特级文豪！——我们真失败！
——爸爸·我·文学
中国文章史
中国文章，一开始不是文章，而是“诗歌”，那是春秋以前的事。诗歌是当时白话和文言二合一的产物，当时的写作技巧很单调，最喜欢用单字重复来绘影绘声，描写黄莺，就来个“其鸣喈喈”；描写桃花，就来个“灼灼其华”，很少会变花样。我们读《诗经》，看到的，多是这类原始的表达法。
这类表达法转到战国以至汉朝，变为“辞赋”，辞赋开始变深了。那时候政府的命令是辞赋，命令下来，深得小公务员都看不懂，大家只好拖死狗。政府没办法，就奖励大家研究这些难念的古文，谁念得好，就给谁官做。这种奖励，就是科举的起源。有了科举，就可以凭写文章做大官，中国人这么喜欢写文章——写讨政府喜欢的文章，骨子里，其实有制度的背景和遗传在。现在的高普考大专联考，不过是科举的摩登化，片言点破，一切可如是观。
辞赋表达法带给中国文章大分裂，就是白话和文言的大分裂。这种分裂，到魏晋南北朝转为“骈文”，骈文是纯粹的中国字一字一形一音一义的大排队，中国人这时候，一写文章就要对对子，写满篇文章就是写满篇春联，做作极了。因为太做作，从隋唐到北宋，文章转为“古文”，古文一方面说复古，一方面也创新，虽然南宋以后，有“语体”出现，开始把白话和文言合流，但以文章正宗论，还是古文的天下。于是，从韩愈到曾国藩，中国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古文就是我们一般指的文言文。
——看谁文章写得好？
李敖眼里的“中国文学”
对中国文学，我个人早已从压根上失望。我看来看去，在我眼中的中国文学，只是可怜的“小脚文学”（如果还硬要算得上是“文学”的话）。中国文学的集体悲剧，乃是在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什么，它们所遭遇的共同命运，都是“被层层桎梏”的命运。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散文”、“骈文”、“古文”、“时文”、“八股文”，是“论辨”、“序跋”、“志传”、“奏议”、“哀祭”……或是“革新”、“守旧”……不论从哪一路数的进退冲守，在我眼里的中国文学，都是“小脚如来”的“掌心行者”，都不能逃开共同被传统“桎梏”、“修理”的命运。在这共同命运之下，“文体”的争论也好，“诗体”的争论也罢，乃至什么“雅”、“俗”之分，“刚”、“柔”之异，“古”、“今”之别，“朝”、“派”之变。……从如来掌心以外来看，它们所能表示的，至多只是被“修理”的轻重深浅而已。它们相互之间，只有小异而没有大不同。换句话说，它们统统都多少被传统的水平观念缠住、被传统的社会背景缠住、被传统的意识形态缠住、被传统的文字辞汇缠住、被传统的形式语法缠住、被传统的陈陈相因缠住、被传统的粗糙肤浅缠住。……这样的一缠再缠，中国的文学便一直在“裹脚布”中行走，不论十个脚趾如何伸缩动静，都无助于它在一出世后就被扭折了的重要骨头！
中国文学史中小品文凸出
文学在中国古代，是跟道家、方士、阴阳家、纵横家的思想相近的东西，文学寄生在思想文学中，思想文字也孕育出文学。《庄子》中的许多表达，既是思想文字，也是文学。
由于中国文句结构、流传工具等的限制，中国的文学遗产，最具特色的不是长诗，不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