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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它们的”资本设备来帮助那些比较贫苦的地区。社会主义者所宣布的有义务给
与他们现存国家的同胞们的那些东西，他们是不准备给与外国人的。从一个彻底的
集体主义者的观点出发，那些“不拥有”的国家所提出的重新分割的世界的要求是
完全正当的——虽然，如果彻底实行这种分割的话，那些要求非常起劲的人所爱的
损失会和最富裕的固家所爱的损失差不多一样大。因此，他们小心翼翼地不把任何
平均主义的原则作为其要求的根据，而以自命的拥有组织其它民族的优越能力为根
据。
集体主义者哲学的内在矛盾之一是，虽然它将自身建筑在个人主义所发展起来
的人本主义道德基础之上，但它只能够在一个比较小的集团里行得通。社会主义只
有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时，它才是国际主义的，但一经付诸实施，无论是在德国还
是在俄国，它就马上会变成强烈的民族主义。这就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西方世界大多
数人所想象的那种“自由社会主义”何以是纯理论的，而各处实行的社会主义为什
么却是极权主义的。集体主义不能容纳自由主义那博大的人道主义，它只能容纳极
权主义的狭隘的门户之见。
如果“社会”或国家比个人更重要，如果它们自己的目标独立于个人的目标并
超越于个人目标的话，那么，只有那些为社会所具有的共同目标而努力的个人才能
被视为该社会的成员。这种见解的必然结果就是，一个人只因为他是那个集团的成
员才受到尊敬，也就是说，并且只有他为公认的共同目标而工作才受到尊敬，并且
他只是从他作为该集团成员的资格中获得他的全部尊严。单纯依靠他作为人的资格
却不会带给他什么尊严。
其实，人道主义的真正概念，因而也是任何形式的国际主义的真正概念，完全
都是人的个人主义观点的产物，而在集体主义思想体系中，它们是没有地位的。
只有在存在着、或者有可能建立各个人的统一目标的地方，集体主义的社会才
能得到扩展，这是一个基本事实，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因素助长了集体主义的门户之
见和唯我独尊的倾向。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个人认同于一个集团的愿望，这常
常是一种自卑感所引起的，因而，只有那个集团的成员资格能够使他比这个集团之
外的大有优越性，他的需要才会得到满足。有时，一个人知道他在集团里必须加以
抑制的那些强烈的本能，能够在对付集团以外之人的集体行动中自由发挥这样的事
实，似乎成了进一步使他将自己的个性融入集团个性的诱导力量。在尼布尔写的道
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这本书的书名里，表达了一个深刻的真理，尽管我们很少
能够同意他从他的命题中得出的结论。
诚然，像他在其它地方所讲的那样，“在现代人中，有一种趋势正在增长，即
把自己设想是道德的，因为他们已把自己的不道德转嫁给越来越大的集团。”以一
个集团的名义去行动，就似乎是将人们从控制着作为集团内部的个人行为的许多道
德束缚中解放了出来。
在当今这个世界中，一个集团的一切对外接触，都会阻碍他们对某个本可能实
行计划的领域进行有效的计划，这个事实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大多数计划者对国际
主义采取明确的敌对态度。因此，一项对计划进行最全面的集体研究的编辑者懊恼
地发现，“大多数‘计划者’都是好战的民族主义者”，这并非偶然。
社会主义计划者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倾向，远比一般人所认识到的更为普遍，
但并不总是都像韦伯夫妇和其他一些早期的费边派社会主义者那么露骨——他们对
计划的热情特别是和崇拜强大的政治单位而鄙视小国的观点结合在一起的。历史学
家埃利·阿列维在谈到40年前他初次认识韦伯派社会主义者时写道，他们的社会主
义从骨子里是反自由主义的。他们不恨托利党人，实际上他们对托利党人是异常宽
容的，但对格莱德斯通派的自由主义则是无情的。那时正是布尔战争爆发的时期，
进步的自由党人和那些正在建立工党的人，都在为自由和人道而慷慨地支特布尔人
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但韦伯夫妇和他们的朋友肖伯纳却是袖手旁观，因为他们
都是明目张胆的帝国主义派。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者还可能把小国独立当回事，但
对像他们那样的集体主义者来说，却不值一提。我还清楚记得悉尼·韦伯对我解释
说：“将来的世界属于伟大的行政性的国家，在那里，官吏管理国事，警察维持秩
序”。
在其它地方，阿勒维引证萧伯纳大约在同一时期所提出的主张说：“世界注定
属于强大的国家，小国必须并入大国的版图，否则就一定要被消灭。”
在对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祖先所作的描述中，我详细引证了上面这儿段话，
这不会使人感到惊奇，因为它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典型的赞美强权的例子，这种对强
权的赞美，不费吹灰之力就把社会主义导向民族主义，并对一切集体主义者的道德
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就小国的权利而论，马克恩和恩格斯的见解也不比大多数其
他坚定的集体主义者好多少，他们时而发表的关于捷克人或波兰人的见解和当代的
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见解如出一辙。
※ ※ ※
对于19世纪伟大的个人主义的社会哲学家们，如像阿克顿勋爵和像布尔克哈特
那样的人来说，对于像罗素这样继承了自由主义传统的当代社会主义者来说，权力
本身似乎就是首恶，而在严格的集体主义者看来，权力本身却是目标。罗素说得好，
想按照一个单一的计划来组织社会生活的那种愿望本身基本上来自一种对权力的要
求。不仅如此，它甚至更多地是这个事实的结果：即集体主义者为了达到他们的目
的，必须建立起前所未有的臣大权力——人支配人的那种权力——并且他们的成功
也取决于他们获得这种权力的程度。
这一论点仍然是正确的，即使有许多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在其追求中受到下
面这个悲剧性的幻想的引导，即以为剥夺了个人主义制度中的个人拥有的权力，并
把它转让给社会，他们就能够消灭权力。凡是提出这样主张的大都忽略了以下几点
：为了能够用来为一个单一的计划服务的权力的集中，不仅是权力的转移，并且也
使权力得到无限的扩张；把从前许多人独立行使的权力集中在某个单个集团的手里，
会使权力膨胀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其影响极为深广，几乎使它变成了另外一样东西。
有时有人认为，中央计划部门所行使的大权“不会超过私人董事会集体行使的权力。”
这种说法完全是错误的。
在竞争的社会里，没有任何人能够行使那怕是一小部分社会主义计划部门所掌
握的权力，既然没有任何人能够自觉地行使这个权力，那么，说它为全体资本家所
掌握，就是胡说八道。如果董事们并没有联合起来协调行动，“私人董事会集体地
行使的权力”这种说法，就不过是玩弄字句。如果他们真的联合起来的话，那么这
当然就意味着竞争的终结和计划经济的建立。把权力分裂或分散开来就一定会减少
它的绝对量，而竞争制度就是旨在用分散权力的办法来把人用来支配人的权力减少
到最低限度的唯一制度。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将各种经济和政治目标分离是怎样成为个人自由的基本
保证的，以及一切集体主义者因而是如何对它加以攻击的。对于这一点，我们现在
必须补充的是：目前，人们时常要求的“以政治权力代替经济权力”必然意味着，
用一种无处不在的权力代替一种常常是有限的权力。所谓经济权力，虽然它可能成
为强制的一种工具，但它在私人手中时，决不是排他性的或完整的权力，决不是支
配一个人的全部生活的权力。但是如果把它集中起来作为政治权力的一个工具，它
所造成的依附性就与奴隶制度没有什么区别了。
※ ※ ※
每一个集体主义制度都有两个主要特征，首先，需要有一个为整个集团共同接
受的目标体系，另外，还需要为了达到这些目标而给与该集体以最大限度的权力的
压倒一切的愿望，从这两种特征产生了一个特定的道德体系，这个道德体系有些方
面是同我们的体系相符的，而有些地方则与我们的体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其
中有一点同我们的体系不同，这使我们怀疑是否能够称之为道德，即它不让个人的
良心自由地运用它自己的规则，甚至也没有个人在任何环境中都必须或可以遵守任
何一般性的规则。这就便集体主义道德和我们所知道的那些道德有那样大的区别，
以致我们很难在他们仍然保持的那些道德中发现任何原则。
原则的区别，在很多方面是和我们在讨论有关法治问题时的区别相同的。像形
式法律一样，个人主义道德的规则，尽管在很多方面不很精确，但都是一般的和绝
对的，它们规定或禁止一个一般类型的行为，不管在某一特定情况下它的最终目标
是好的还是坏的。欺诈或盗窃，歪曲或背弃信任，被认为是坏事，不管在个别场合
里它是否造成危害。
即使在一个情况之下没有人因此受害，或者，这样行为可能是为着一个高尚的
目标，但这两种情况都不能改变它是坏的这个事实。虽然我们有时也许会不得不在
不同的坏事之间作出选择，但它们仍然是坏事。目的说明手段的正当性这个原则，
在个人主义道德里面被认为是对一切道德的否定。而它在集体主义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