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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为德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所采用。但这些标准已
经过时并且被摧毁掉，正像过时的英国自由主义被这次战争摧毁掉一样。目前必须
要做的事情是摆脱这些因袭下来的政治思想和促进一个关于国家和社会的新概念的
成长。在这个领域里社会主义也必须表现出一种自觉的和坚决的与个人主义的对立。
关于这一点，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是在所谓‘反动’的德国，工人阶级在国家的生
活中已经为他们自己赢得了比英国和法国的工人要坚固和有力得多的地位。”
继此之后，伦施又发表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具有很大的真实性并且值得深思：
由于社会民主党人借助于普选权，占据了他们在联邦国会、州议会、市参议会、商
业争议裁决法庭、治病基金保管机构等能够得到的每一个席位，他们就深深地渗透
到国家机构中了，但是他们为此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政府对工人阶级发挥了最深刻
的影响。
当然，由于社会主义劳工50年来的艰苦奋斗，国家已不再是1867年那样的国家
了，那时普选权才开始实施，然而，社会主义再也不是当年的社会民主主义了。国
家经历了社会主义化的过程，而社会民主主义则经历了国家化的过程。
※ ※ ※
普伦吉和伦施转而又向国家社会主义的直接领导人，特别是施本格勒和缪勒·
范·登·布鲁克——在这里只提这两位最有名的人——提供主导思想。关于究竟在
多大程度上可以把施本格勒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个问题上，人们的意见可能有
很大的分歧。
但现在很显然的是，在他1920年出版的那本小册子《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
里，只反映了德国社会主义者广泛持有的那些思想。关于他的论点只举几个例子就
足以证明。
“在今天以兄弟间的仇恨互相憎恶的旧普鲁士精神和社会主义信仰是同出一辙。”
西方文明在德国的代表人物，德国的自由主义者，是“耶拿战役后拿破仑留在德国
土地上的无形的英国军队”。据施本格勒看来，像哈登堡和洪堡以及其他所有的自
由主义改良派都是“英国的”。但这种“英国的”精神将被在1914年开始的德国革
命驱逐出去。
最后三个西方国家所追求的三种生存方式是以三个著名的口号为代表的：自由、
平等和共有。它们表现在自由主义的议会制度、社会的民主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社会
主义的政治形式中·····德国人的本能，更准确地说，普鲁士人的本能是：权
力属于整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位。一个人要么命令别人，要么服从别
人。这就是18世纪以来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它本质就是非自由主义的和反民主主
义的，就英国的自由主义和法国的民主主义的意义来讲的话······在德国有
许多可恨的和不名誉的对立物，但唯有自由主义在德国土地上是遭鄙弃的。
英国民族的结构是建立在贫富之间的区别上，而普鲁士民族的结构却是建立在
命令与服从之间的区别上。因此，两个国家的阶级区别的意义是根本不同的。
在指出了英国的竞争制度和普鲁士的“经济管理”本质上的区别，在说明了（
自觉地仿效伦施） 自从俾斯麦执政以来，经济活动的有计划的组织己经进步性地带
有更多的社会主义形式之后，施本格勒接着说：在普鲁士存在着一个真正的国家—
—就这个字的最远大的意义来讲。严格的说，私人是不能存在的。每个生活在像钟
表机械装置那样精确地运转的体制中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因此，
公共事业的指导权不能操纵于私人手中，像议会主义想象的那样。它是一个职位，
并上每个负责的政治活动家都是一个公仆，是一个整体的公仆。“普鲁士的观念”
要求每个人都应当成为国家的公务员——一切工资和薪水都应当由国家来规定。特
别是，一切财产的管理都成为有薪水的职务。未来的国家将是一种吏治国家。但是
必须由德国来为全世界解决的不仅是对德国而且也是对全世界的决定性的问题是：
将来是商业统治国家呢，还是国家统治商业呢？面对这个问题普鲁士主义和社会主
义是没有区别的，·····普鲁士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反对我们当中的英国。
与此仅相差一步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守护神缪勒。 范·登·布鲁克宣称，第
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我们反西方的战争失败了。
社会主义反自由主义的战争失败了。”因此，同施本格勒的看法一样，他认为自由
主义是首要的敌人。他为这一事实感到自豪，今天在德国没有自由主义者，而有青
年革命者，有青年保守主义者。但谁会是自由主义者呢？······自由主义是
一种人生哲学，德国青年现在却怀着厌恶、愤怒和十分轻蔑的心情摈弃了它。因为
对它的哲学来说，没有一种东西比它更格格不入、更令人反感和更相对立的了。今
天的德国青年把自由主义当作他们首要的敌人。
缪勒。 范·登·布鲁克的第三帝国企图给德国人一个适应他们的天性而又不为
西方思想所玷污的社会主义。它做到了这一点。
这些作家绝不是孤立的现象。早在1922年，一个无所偏倚的观察家就谈到过当
时在德国可以观察得到的一个“奇怪的、并且在初看起来使人惊奇的现象是”，按
照这种看法，这个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战争，是个以精神和经济组织为武器来对抗
协约国的战争的继续，是通向实际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德国人民回到它们最好的
和最高尚的传统的转变。
反对各冲形式的自由主义，反对曾经打败过德国的那个自由主义、是使社会主
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结成一条共同战线的共同思想。这种思想起初主要是在精神上与
观点上差不多完全是社会主义的“德国青年运动”中迅速地被接受，而社会主义与
国家主义的融合也在其中完成了。在20年代后期和希特勒上台以前，有一些青年人
聚集在费迪南德·弗里德所领导的《行动报》的周围，他们在知识界成了这个传统
的主要的代表人物。弗里德的《资本主义的末日》也许是这样“高尚的纯粹”——
他们在德国是这样被称呼的——的最典型的产物，它之特别使人感到不安，是因为
它很像我们在今天的英国和美国看见的那些文献，在这两个国家里，我们可以发现
社会主义的左翼和右翼同样地聚在一起，同样地厌恶一切在原有意义上的自由主义
的东西。“保守的社会主义”（ 以及在其它圈子中的“宗教的社会主义”） 是大批
作者在它之下制造一种使国家社会主义获得成功的气氛的标语。现在在这个国家中
占优势的倾向就是“保守的社会主义”。那么，“以精神和经济组织为武器”的反
抗西方国家的战争岂不是在真的大战开始之前就几乎已经成功了吗？
第十三章 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者
当权力本身在组织化的伪装下出现时，它会使其过人的魔力发展到足以将自由
人民的社会转变成极权主义国家的程度。
——《泰晤士报》
极权主义政府所犯下的罪行极为深重，它非但没有增加人们对这种制度可能有
一天会在英国出现的担心，反而使人们更加确信，它不可能在我们这里产生，这也
许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纳粹德国，将我们同它分隔开的鸿沟是那么大，
以致似乎在那儿发生的事情决不会和我们这里可能出现的发展有什么关联。这个鸿
沟不断地变得越来越大这一事实，似乎可以反驳那种认为我们或许会同同一方向发
展的想法。但是我们不要忘记，50年前，像现在这种事情在德国发生的可能性，不
但对90％ 的德国人而且对多数怀有敌意的外国观察家（ 不论他们现在装得多么有先
见之明） 来说，都是虚幻的。
然而，正如我在本书前头所指出的那样，目前民主国家的情况不是与现在的德
国，而是与二三十年以前的德国越来越相似。当时有许多被看作是“典型的德国的”
那些特点，现在在英国也同样地司空见惯，而且有许多征兆说明它们正在向着同一
方向继续发展。我们己经提到过这个最重要之点，即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经济观点变
得越来越相同，并且他们共同反对向来成为大部分英国政治的共同基础的自由主义。
我们可以拿哈罗德·尼科尔森的一段话来作根据，他说在上届保守党政府时期，保
守党后排议员中“最有才干的人···在内心里都是社会主义者”；并且，毫无疑
问，正如在费边派时代一样，许多社会主义者对保守党人比对自由党人抱有更多的
同情。同这密切相关的还有许多其它特点。日益崇拜国家，倾慕权力，好大喜功，
热衷于使任何事情都“组织化”（ 我们现在把它叫做“计划”） 和“不能让任何事
情听命于有机发展的简单力量，”这甚至在60年代H ·C ·特赖奇克就为德国人痛
惜过，而它们现在在英国和当时在德国几乎是一样显著的。
如果翻阅一下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出现在英国的就英国人和德国人对于一些政治
和道德问题在看法上存在的分歧所作的比较严肃的讨论，就会使我们分外鲜明地感
到在过去20年中英国已经沿着德国的道路走了多远。认为当时的英国公众比现在对
于这些分歧有更正确的了解或许是正确的；但是，虽然那时候的英国人对他们的特
殊传统感到自豪，然而现在的大多数英国人却几乎对所有英国特有的政治观点感到
很惭愧，假如他们还没有正面地加以驳斥的话。如果我们说，一个政治或社会问题
的作家，在那时候的世人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