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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身上。攻打县城那天，他和十几个小战士化妆成游民来到城门旁边，十几个人突然争执起来，眼看就要打群架了，这时，势力较弱的一方，就跑到了守城士兵旁，请求他们评理，而另一帮人也迅速追了上来，旋即双方都掏出了驳壳枪，“噼噼啪啪”就打了起来，埋伏在后面的部队立即往城墙靠拢。就这样，没有费多少功夫，解放了这座县城。后来，这些小战士因为这次战斗立了集体三等功。全国解放后，他也是获得二等功臣称号的人。共和国成立后，他由国家保送到大学学习中文，毕业后，根据解放战争的经历，发表了中篇小说《我的少年时代》。从此，他就由枪杆子变成了笔杆子，当起了专业作家。
人们也许会好奇：两个复退军人，一个是人民功臣，一个是农民的贴心人，聚在一块，是猩猩相惜呢，还是老少相互不买帐，抑或是双方敬而远之？你看了作家跟我讲起的这样一件事就知道答案了：有一次他到外地乡村采风，所谓采风，就是作家为增加生活积累和创作素材而到乡下生活。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年近四十的邮递员，骑着一辆自行车，载着满满的两袋信件和报纸走在乡间小道上。每到一个村屋前都边走边吆喝着：“报纸、信件！”“报纸、信件！”
作家在城市生活了多年，养成了看报的习惯，就急着赶到邮递员身边。刚看见邮递员的脸，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你道为啥？这邮递员是他当年的战友张运来！他左看右看，觉得不会错后，猛地说了句：“张运来！”
这张运来看了来人，说：“哎，以前你不在这个村？”
作家的眼睛已经被泪水模糊了，说道：“你还认得我吗？我是你的战友！”
张运来端详了片刻，认出来了，也是十分高兴。作家就邀请他到房东家喝茶，张运来说：“改天吧！我每天把这事做完，回到邮电局已经是晚上六点了。”
说完，骑上自行车就上了路。作家目送战友离去，一会儿耳边传来了“报纸、信件”的吆喝声。
作家讲了这个故事之后，自言自语地说：“人民养育了我，对比我们看到的张运来，我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我有什么理由躺在功劳簿上呢？我有什么理由不为党和人民好好工作呢？”
而荣魁子听说地区派了一个战斗英雄来村里，也是不敢怠慢，安排了政治上最可靠的一户贫农作为作家的“三同户”。嘱咐说：“作家的自由不得干涉：他如果要劳动要及时提供工具，若要访问谁就带他去，若要去县、乡就帮忙送到乡镇。”
而作家呢，则十分客气地要求“三同户”：家里原来怎样就怎样，不要因为他的到来而增加负担。
荣魁子与作家见面，就像在部队见到首长那般恭敬，请教着对村干部工作的看法。而作家也确实是农民的后代，白天就在农民的地头与农民一顶一的劳动，中间休息的时候，就是他与农民交流的最好平台。到了晚上，他就蹓东家、串西家地聊天。不出三个月，荣魁子的大小事、长短处，一个不拉地收集在他的脑海里。他最欣赏荣魁子骨子里表现出来的为民所想、敢说敢干、说到做到、说一不二、敢于负责的品格。他想，荣魁子在他的家乡能干出成绩，虽说偶然，但在偶然中有其必然性。
事情有了大致的判断后，作家回了一趟地委，向有关领导做了汇报。然后，又回到了村里住下来，着手写他的报告文学。一个月后，荣魁子被任命为乡（公社）党委副书记仍兼村书记。又过了两个月，他的官衔上加了一块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的牌子。
半年后，作家的报告文学发表了。也不知是哪一个领导是始作俑者，认为既然农民可以当国务院副总理，那荣魁子为什么不能再当大一点呢？于是，一纸公文下来，他又加官为地委副书记。从此，荣魁子成了官场上的一道亮丽风景：地、县、乡、村皆有官职。
有人曾经说过：人生成功的关键是恰当地找准自己的位置。我想，这也是自然界的规律。你想，如果淡水鱼到了海洋还有它生存的余地吗？反过来说，深海的鱼类放在长江、黄河中也许蹦活不了几天，就会死去。话说荣魁子在家乡的父老乡亲眼里，是一个为他们办事的后代，说错的话原谅着，做错的事包容着，只要他的心是向着乡亲们就行。但到了县、乡的官场上和各种文山会海里，就不一定是这样了。实际上荣魁子本人也适应不了地、县机关的各种环境。
有一回，地委叫他去开会，休息时在地区机关宿舍，听到隔墙同是地委副书记的16岁的儿子，撒娇地向他的妈妈哭闹说：“妈妈，你叫爸爸买一支冲锋枪给我，我明天就要！要带到学校去，人家都有！地委书记的儿子没有大丢人！”
妈妈哄着儿子说：“好！好！乖乖，等一下，就叫你爸爸去买。”
荣魁子听到后对接送他的司机说：“这些人的儿女像什么！身上长着的‘小弟弟（生殖器）’大到能当武器把想咬它的狗打死了，还哭爹叫娘的撒娇。我们国家靠这帮人有希望吗？”
此后，他如果到地委开会，无论多晚，都不愿在机关宿舍休息，都要赶回村里。
最让荣魁子不适应的，还是文山会海。他一到会场就想打瞌睡。领导看到他有这个毛病，便心生一计，每次开会都让他主持。虽说主持会议的发言稿都由秘书写好，照本宣科就行了，但他本来就没有读多少书，要主持一个会议看懂发言稿也要花很大的功夫，这让他的精神集中了不少。
他至今不能原谅自己的一次错误，觉得在人民面前丢了脸。
那是当了县革委副主任后的第二年，县里召开三级干部大会。什么是三级干部大会呢？就是每年开春，县里为了搞好当年生产，召开县、乡、村主要负责人大会，俗称“三级干部大会”。这年会议，拟定由荣魁子主持。
会议开始前，会务组给荣魁子的秘书送来了主持开幕和闭幕的议程。秘书将这两个议程拓展成两个讲话稿清样，并根据荣魁子能理解的方式分别标上圆圈、三角圈等各种图形。秘书给了一个卷宗给陈占魁（荣魁子）主任，将开幕讲稿放在上面，闭幕的放在下面，并嘱咐不要搞混。而荣魁子根据先左后右的原则，将开幕的放在上衣左口袋，将闭幕的放在上衣右口袋。
会议开始那天，台上台下都坐得整整齐齐，只见荣魁子十分庄重地走到讲台前，习惯地用右手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张纸，有点紧张地高声读道：“同志们！今年的三级干部大会胜利闭幕了！”
话刚出口，台下一片哗然，荣魁子一看不对，马上检讨说：“不对！错了，怪我掏错了口袋。”
台下顿时笑声一片。
接着，他用左手摸了一下上衣口袋，也是拿出一张纸，和先前一样认真地读道：“同志们：为了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县委、县革委精心组织的三级干部大会，今天胜利开幕了！……”
在这次会议以后，荣魁子想，官场上的饭也不比农家饭好吃多少。从此，对当官厌恶起来，有事没事就往村里跑。
有一回，省里觉得荣魁子政治品质好，也确实为农民办了实事，是有政绩的。就是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低了点，有意要他到中央党校进修。他说：“你叫我挑100斤走十里路，我还行；但以我这样的年龄再去回炉深造，比打我屁股还难受。我看就免了吧！”
时间很快就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拨乱反正进行得差不多了，县、乡、村也撤销了革命委员会和乡人民公社，恢复了各级政府，荣魁子就成了县“正处级调研员”，并回到他的山村，与他长期生活和劳动的父老乡亲恢复了亲密接触。从此，荣魁子的脸上又展现出自信的风采。
日子不多了
更新时间2008…7…12 7：48：17 字数：3816
我怀着十分惋惜和沉重的心情写这个故事。
因为故事的主人公曾经是我的一个部下和同族兄弟，他叫肖明标。当我和他的弟弟成为小学五年级同班同学的时候，我们敲锣打鼓送他参军；当我还是初中一年级学生的时候，他因为在参军前在村里时生活困难，和几个年轻人说了毛泽东几句不是的话，而遭到部队解甲归田并受到批判；当1975~1977年我高中毕业回乡后当大队民兵营长的时候，他是武装连连长；当我离开山村就读广州某学校的时候，他是生产队长，当时正利用改革开放初期的松绑政策力争致富；当我成为国家干部的时候，他因为一句“日子不多了”的话，而成为他留给世人的警言。
他长着一米七的个头，给人的感觉是很精干。脸上也还算清秀，说话有点沙哑，使人感到他因为肾水不足而有点力不从心的样子。也可能正因为这个声音，有心人会意识到，任凭他有多勤劳吃苦，肾水不足是男人致命的地方。
八十年代初期，家乡已经实施了分田到户的政策，也叫“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的山也分给各家各户管理，叫自留山。这年春节，也就是大年初一早上九点多钟，明标兄弟就到了名叫磨石嘴的自留山上垦荒种树。这块地方的下边有一条小路，是泥坑村和猪嘛坑村乡亲与大村往来的必经之路。每当新春的初一、初二、初三，人们喜欢互相串门给长者和亲朋拜年，而大年初一是不能到别人家吃饭的，因此，上午12点之前是拜年的最佳时间。大至上午十时，路上走来一位与泥坑村有亲戚关系而与明标同属一个生产队的同龄人，他正要到泥坑村向长辈拜年。走到山脚下往上一看，看见明标在挥锄开荒，觉得今天上山劳动也太玄乎点了，就仰起头跟明标打起了招呼：“老标，为什么那么早哇？”
明标一边垦着荒一边回答道：“哎呀，日子不多了！”
这位又说：“日子有多长，活就有多长，你悠着点！”
明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