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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读收入《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的这一电文，孙中山虽然建议定云南起义日为国庆日，却并没有明确将武昌首义的“双十节”作废的表达，直到1925年，他在弥留之际还和汪精卫谈及“不可忘辛亥革命”。他说武昌首义有开创民国之功，云南起义为民国中兴之业，都是应该永远值得纪念的。所以他希望将云南起义日（12月25日）定为“国庆日”，认为这个日子和“双十”节一样，“皆我五族人民人人都宜永留纪念者也”。他的建议没有得到黎元洪等的回应。1927年国民党定鼎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之后也没有落实，只是将“12月25日”定为“云南起义纪念日”。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他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
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
1912年，当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用浓重的河南地方音调口念誓词，效忠民国，但当时以记者身份在场的梁漱溟细心地发现，袁世凯对如此庄重的就职典礼其实压根不重视，“既不蓄须，亦不修面，着军人旧服装，殊欠整洁，显然蔑视此一重大典礼。”相比之下，其他到场的政府各部总长都穿着西式大礼服，他部下段祺瑞等人也都“军装整齐，神态严肃”，显得郑重其事。
与梁漱溟的回忆可以相互参证的是《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当时的记录：
“袁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他身穿元帅
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
在这些细节之外，因为当时北京正在兵变之后，数十步之内，行人断绝，各省派出的代
表也是寥寥无几，“令人发生一种苍凉悲戚之感”，时在现场的著名记者黄远生“仰窥袁总统之丰采，颇萧瑟有秋气”。
不过一年以后，到了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任正式大总统时，已非当初“光景甚为寂寥”可比，其时宋教仁已被暗杀，孙中山、黄兴等民国元勋重新踏上了流亡之途。袁世凯性情的愉快可想而知，黄远生现场看到的袁世凯是“精神甚矍铄，音吐甚朗，军服灿然”。
那天在场的国会议员韩玉辰清晰地记得，袁世凯竟然不是到国会去宣誓就职，不是在居仁堂布置仪式，而是安然坐在太和殿的御座上举行就职典礼。他念誓词也很不严肃。本来规定的誓词为：“余誓以至诚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谨誓。”当时离袁的位置很近的韩玉辰倾耳静听，——“袁先高声读‘余’，继读‘誓以至诚’，其声微弱几不可辨，又高声读‘执行大总统之职务’，洪亮有力，读‘谨誓’二字，声复低沉。”本来秋天北方是很少下雨的。那一天，北京天下大雨，一直等到就职典礼结束，雨才停止。袁的女儿说得明白，自从袁宣誓就任临时总统、住进中南海后，“就没有再出过新华门一步”，可以说是“活着进的新华门，直到死后才被抬出了这个门”。
有人抢了冥衣铺里的寿衣、被子之类，有人抢了一堆挽联，也有人抢到貂褂，乱兵们抢东西很从容，也很外行。
清帝退位，民国告成，孙中山将大总统让给袁世凯，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奉命北上，试图迎袁南下就职。当他们一行“迎袁专使”抵达北京，兵变已在酝酿之中。兵变当夜，刚从法国归来的齐如山在崇文门大街上足足站了五六个小时，目睹了乱兵抢、烧各店铺的过程。因为他穿着当时比较稀罕的西装，乱兵把他当作了日本人，对他很客气，还不时有人来请教他所抢财物的价值。有人错将“老铁铺”的“铁”字看成了“钱”字，结果一无所获，将穷铁匠打了一顿。有人抢了冥衣铺里的寿衣、被子之类，来问他是否是绸子，他一想如果实话告诉他们，他们又要去别处抢，不如就说是。有人抢了一堆挽联，问他是什么？得知是办丧事用的，大呼晦气而去。有人抢到貂褂，问他是什么？得知是貂皮，欢天喜地而去，认为没有白干。乱兵们抢东西很从容，也很外行，让他感到奇怪。这是《齐如山回忆录》记下当时兵变的实况。只是苦了蔡元培他们这些“迎袁专使”，他们住的地方正是乱的中心，他们跳墙出去，在墙根的寒风中蹲了一夜，狼狈不堪。
兵变的部队是曹锟的第三师，属于袁世凯的嫡系，外界普遍认为这是袁不愿离开北京老巢的苦肉计，当时包括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卜禄士、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法磊斯、《泰晤士报》驻南京记者福来萨等外国人在内，“大多数稍有头脑的人似乎都怀疑袁世凯是北京这次骚乱的主谋”。连袁后来的澳大利亚籍顾问莫理循都深感失望，他在3月2日写的信中说：“我感到太难过了，因此不得不把这一切打电报告诉了《泰晤士报》。人们在过去几个月里见到我一直把袁世凯说成是大局的唯一希望，我真不知道人们现在会怎么想。”
兵变到底是不是袁氏唆使，史无定论。从当时情势看来，他没必要用兵变来达到目的，他岂不知兵犹火也，不能轻动。关于建都北京还是南京，虽然同盟会控制的参议院复议设在南京，但包括章太炎、黎元洪、张謇等在内的反对声音从来没有停止，而且南方比北方更强烈，浙江、安徽、江西、云南等省掌握实力的都督，上海包括《民立报》、《申报》在内也都主张建都北京，这些袁都是清楚的。
共和大舞台上演《空城计》，一齐出现七、八个诸葛亮。共和还没有进入正常的轨道。
民国的出现，是个全新的事物，那毕竟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与两千多年前的“周召共和”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在“非袁莫属”的舆论氛围中，小站练兵起家的袁世凯取代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之位几乎是必然的。袁氏又如何能懂得何谓共和，他对身边的人提起“共和”总是满口的蔑视。陶菊隐《政海轶闻》有一则题为《办共和》：
“民国三、四年，袁氏每与人谈办共和之成绩如何，对各省大吏来京请训者亦以是为询。”陶感叹：“夫共和政体，信誓旦旦，岂容冠以‘办’字？其蔑视共和可知，其以此为试办性质可知。然闻者初无以应，盖反对共和即为叛国行动，虽元首言外有物，亦无人敢宣之于口也。”
袁氏邀请孙中山、黄兴北上，礼数都极为周到，表现得极为谦恭，当面夸奖孙中山先生
“光明正大，绝无私意，所恨相见之晚”。孙中山也夸袁“雄才大略，当世无可与代之人”。 孙中山在北京一个月，他们一共交谈13次，其中还有一个别有意味的小插曲，被名记者黄远生称为：“二君不为总统之竞争者，而乃相竞争为实业家”。孙中山表示自己此后只想从事社会事业，并认为自己扮演这一角色比袁更“适当”，言下之意不愿第二次做总统，好让袁放心。可是，袁当即表示抗议，“我虽系历来做官，然所办之事，却以实业为第一大宗”。
确实，袁把共和看成是当初办洋务一般，只是是用老办法“对付”着办而已。难怪他的心思终被夏寿田、杨度等人窥破。不光是袁，当时举国上下真懂共和的，又有几人？早在1912年5月5日，年轻的报人邵飘萍以新闻从业者的敏锐，已洞察“共和”的名不副实，他在杭州《汉民日报》发表文章说：
“共和大舞台。
某处开一戏馆，名曰共和大舞台。
各省之能戏者，闻之趋之若骛。
各地之能听戏者，趋而望之如岁。
奈能戏者多。面稍白者，皆争为旦。喉稍响者，皆争为净。即至副末，而每席争者亦以十数。虽添设种种名目，仍不足以位置。于是空城计上台，有诸葛亮一齐出现者七八人。听戏者莫不大骂‘狗屁共和’而返。”
袁世凯对孙中山表示可以部分解禁“防谷令”，送给日本志士宫崎滔天每年若干大米出口。孙中山电告宫崎，宫崎回电：“渴不饮盗泉之水”。
袁世凯的行事作风无非许人以勋位、军衔、官位、金钱，比如派胡瑛去日本，一次就给了二万。意志薄弱者过了昔日患难关，却过不了荣华关，老同盟会中被袁收买的不乏其人，如刘揆一、孙毓筠等人。袁不愿接受唐绍仪内阁以王芝祥为直隶都督的提名，绕过内阁直接委任王为南京宣抚使，时黄兴正辞去南京留守。袁给了王一笔远远超过实际需用的公费，示意他可以包办一切，省下的也不必上交，实际上就是变相的金钱收买。袁曾将存有50万巨款的银行支票给宋教仁，宋只略取少许表示谢意，就原票奉还，这是袁所料不到的。袁听说陈其美有出国考察之意，即赠以巨款，被陈拒绝了。柏文蔚自述，“当其驻军浦口时，袁派其亲信章聿骏送来交通银行支票一百万元，给其作私人应用及老亲生活费用。”被婉言谢绝。袁以40万巨款收买国民党籍的众议员邹鲁，要他另外组党，也被邹鲁拒绝。
为了办理随意给特别费的事，袁甚至安排专门机构、专人负责，任意取用，绕开正常的
财政体制。当年唐在礼负责直属袁世凯的统率办事处军需处，名为军需，实际上是专门拨付特别费用，来人拿上袁世凯的手条即来支款，或支票或现钞，不问用途，纸条上只有“发给╳╳若干元”十来个字，有时连日期都不写。这种“特别款”有大有小，领取人不仅有“自己人”，也有“外人”和“对头”，比如袁对黎元洪这样的政治怀柔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