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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包围圈缩得愈来愈小，左权将军坚决要求彭总带一排警卫先行突围，由他一人来承担指挥的任务。经过竟日激战，杀伤日军300余人，左权将军没有吃饭没有休息，始终坚守在指挥岗位上，最后被敌人炮火命中，壮烈殉国。
在突围和突围后的分散活动中，我北方局统战工作部部长张友清被俘（后在太原被敌查出后殉难），政权工作部秘书张衡宇牺牲。同时在此役中牺牲的还有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何云、总会计黄君珏、秘书主任杨叙九，作家陈默君、蒋弼以及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领导人陈光华等。
进入麻田镇的日军，分散成许多小分队，就地实行〃抉剔清剿〃，搜索八路军零散人员，挖掘坚壁物资，捕捉壮丁和妇女，洗劫村庄并焚烧房屋。
我分散到根据地腹心区的小部队，结合民兵打击分散成小股的〃清剿〃之敌。转移到外线的我军主力部队，则向敌人的补给线、铁路干线和某些据点，展开袭击和破击，并从敌人背后打击其合击圈外的〃残置封锁部队〃，以牵制敌人对我中心区的〃扫荡〃。5月30日，我三八五旅一部配合民兵40余人，在辽县苏亭伏击运送物资的日军高木联队一部，毙伤敌110余人。31日，我新一旅奇袭敌长治机场，毁敌机3架、汽车14辆、汽油库2座。在平汉、正太、白晋等铁路上，我军连续毁火车3列、汽车27辆，破坏铁路40余公里，攻克敌据点29处，平毁封锁沟、墙90余里，摧毁伪地方政权组织347处。
6月5日，〃清剿〃麻田一带的日军被迫撤退。
从6月9日起，日寇又以一二九师在涉县的驻地一带为目标，开始其第三阶段作战。但因我刘伯承师长指挥得当，敌人一次次合击完全落空．其作战计划完全失败。
综计这次反扫荡作战，我太行山根据地军民毙伤日军3000余人，粉碎了敌人对我根据地基木区的进攻。但因我首脑机关精简不够，特别是后勤部门过于庞大，不能适应残酷的战斗环境，因此遭受到空前未有的重大损失，实在令人痛心！ 3。 五月大扫荡（1）
如前述〃二月扫荡〃后我在武安北萎泉做工作。后来得到北方局青委的指示：要冀南区的青年干部仍等候着随部队回冀南；要我带着巡视团回麻田。大概是五一节后，我回到了麻田。这时，我才知道周极明在〃二月扫荡〃时英勇牺牲了！周极明是我在重庆川东师范的同学，〃众志学会〃的骨干分子，一二九运动时重庆学联歌咏队的总队长和总指挥，后来我们又结伴一起到延安。1939年春他到晋东南，随后到前方鲁艺（鲁迅艺术学院）工作。前方鲁艺归前方总政治部领导，驻地常在总政附近。我于1939年秋到前方，1940年到北方局工作，而北方局总是和前方总部驻在一起的。当时，北方局驻上麻田，总政驻下麻田，下麻田在土麻田之东，不到1里远，鲁艺驻上日村，在上麻田之西约2里路。山于住的很近，我和周极明经常见面，在一起聊天、唱歌或下棋，就和学生时代一样，其乐融融也。现在，他忽然一下牺牲了，我是多么地伤心啊！我立即到上口村去了解，从村干部和群众中知道他〃二月扫荡〃时没有随学校转移，留在村里和民兵一起打游击。一次敌人来村，他掩护群众撤离，等群众都走完了他才走。敌人追赶他。他先是利用好地形射击，等敌人逼近了，他便掷手榴弹，手榴弹掷完了，便和敌人拼刺刀。他虽然身体强壮，又经过训练，但敌人多，他一个人孤身奋斗，怎能敌得过呢？最后终于死在敌人的刺刀下面。敌人为了解恨，死后还捅了他好几刀，以致尸体残缺，血肉模糊。我听后非常感愤，在他的坟前鞠躬致敬，默哀了许久许久才回麻田。当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含泪写成了一首悼念他的古体诗：
哭罢杨琳哭杰奇，（他此时改名朱杰奇）
我欲为诗以悼之。
苦吟半夜不成句，
文字安能寄我思？
掷笔和衣卧于地，
不觉泪流浸枕席。
辗转反侧不成眠，
但闻漳水声如泣。
漳水东西日夜流，
不知流尽几多愁？
西村剪烛无人共，
东崖对奕有谁俦？①
①西村、东崖，皆当地村名。
每逢寝膳常相念，
犹把浑名相呼唤。
既知呼唤不回来，
但愿梦中来相见。
呼嗟乎！
君既以身为国死。
可以放心无愧矣。
吾辈后死当如何。
誓当衔恨挥长戈。
驱彼日寇出中国，
烈士灵前奏凯歌。
当我还沉浸在悼念杨琳、周极明的悲愤心情中时，又传来了要准备反扫荡的指示，并说敌人这次〃扫荡〃，时间会比以往历次都长，而且以冀中的〃五一大扫荡〃为例，敌人实行〃三光政策〃，非常残酷，大家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这次回北方局，从青委调到组织部工作，担任组织科长，刘锡五（组织部长）向我们传达了反扫荡的指示后，特别嘱咐我和周金光（组织部干事）赶快把组织部所有的材料，找最可靠的地方〃坚壁〃（埋藏）好，然后把全华北地方干部（地委以上）的履历表（每人一张薄纸），分成两口袋，由我们两人各背一袋，非到最必要的时候绝不埋藏，而且要保证不得有一份遗失，一定耍与这套最宝贵的资料共存亡。
我们紧张地进行着反扫荡的准备工作，一时传言敌人出动了，一时又传说敌人暂未出动同时还有各种离奇的传言，有人说敌人的〃挺身队〃（特务）到了麻田后山，把我军驻扎的情况搞清楚后并画了地图才走，因为〃挺身队〃伪装八路军，所以民兵虽然看见了，却没有发觉。甚至还传说日寇派出使者，专门持函要见彭副总司令，被彭总拒绝了。又说罗瑞卿（总政主任）认为两军对阵，不绝来使，因而接见了日寇使者，并于训斥了他以后把他放了回去。同时，几乎每天都要紧急集合，集合了又解散，说是演习，又说是随时准备出发，总之战斗气氛十分紧张。
5月24日下午，又紧急集合了。这次集合后，没有解散，但等了好久，也没有动身。等到后半晌，队伍开始出发，可是走得很慢，而且走走停停，直到天黑。晚上，部队也不宿营，也不造饭，又一直走走停停，直到天明。就这样又一直走到第二天（25日）中午。我发觉队伍转来转去，还是离麻田不远，心里感到奇怪，但又不好问，因为大家都不说话。大约到午后一个时辰，队伍走进了一个半山上的山洼，有命令来让队伍停下休息，并赶紧造饭。
4。 五月大扫荡（2）
正在造饭的时候，有个警卫员来把刘锡五叫走了。等锡五回来传达时，我正拿着手提小洋铁桶打饭。这时，我看见彭总带着大约一个排的警卫员，从半山坡横着走过去了，他们不循路径，一直往前急走。我心中一紧，想到糟了，今天要出问题。我正提着饭想赶去听锡五传达，忽然天上的飞机来了，而且开始轰炸，同时四面枪炮声大作。山腰路上的驮马被炸得滚滚而下，山洼里部队秩序大乱，各人迳自奔逃。只要一颗炸弹下来，便有不少死伤，有的血肉横飞。我提着饭桶往山上跑，边走边吃，想努力爬上山顶，看个究竟，以便决定行动。蓦一抬头，看见左权将军在几棵树下的一排灌木旁边，像钢铁一样地立在那里，比平常更严肃，一面指挥战士们对敌射击，一面呼喊机关干部们向他手指的方向突围。我走近时，他大声喊道：〃李新，快把背包扔了，往上走！向东！〃我于是赶快向上向东跑，但并没有扔背包。我爬上山脊，见向东地形不能走，便顺着山脊往上爬。山脊有路，可以跑得快些，但敌机不断轰炸，有些同志不敢往上跑，结果就没有突围出去。我因1938年在西安和武汉有躲飞机的经验，所以只要敌机不是从正前方俯冲下来，只要敌机俯冲不到90度或已超过90度我都不理它，因此尽管它来回轰炸，我还是一口气就跑到了山顶。这时山顶上人很多，敌机轰炸得也很厉害。但人们仍然东奔西跑，仿佛是拿不定主意该向哪个方向走。一会儿，彭华、李挺英（都是青委的干部）向我走来，想和我一起走。接着三四个警卫战士也来了，都说愿听我指挥。我于是要大家分辨方向和分清敌我的枪声。战士们有经验，彭华是抗大的学生，而且除李挺英是刚从延安来的以外，大家都有打游击、反扫荡的经验，因此我们很快就辨认出向右是东方，而且现在敌人的火力正向东面一个山头射击，断定那里一定是我们的部队在掩护我们突围。我让大家再轻装，把该扔的东西都扔掉，把武器准备好，战士们有步枪和手榴弹，我们有手枪，如果碰着敌人，尽可以拼一阵。等大家准备好了，我便带着他们下山。山下面是一道沟，我们这条路和沟的接合处是一片开阔地。敌人正用机枪封锁了这片地方看来，只要突过这片开阔地，爬上对面山头，就能找到我们的部队了。我让大家休息一下，准备鼓着劲冲过开阔地。我又把大家分成两组：战士们为一组，要他们冲过沟去以后就去找原部队；我们3个干部为一组，冲过去找到部队再说。战士们有经验，先趴在沟边，等敌人机枪一停就冲过去了，而且很快就上了山。我们也尽可能先走到沟边的隐蔽地趴下，等机枪声快停，我叫一声准备，3个人都像赛跑时那样作好起跑姿势，枪声刚停，我们便抢着起步飞奔，等敌人第二梭子弹打来时，我们早已远离开阔地，跑进了沟对面的草丛中。但这里上山无路，我们便顺着沟边走，等到有路的地方上山。不料这时竟有敌机沿沟低飞，并向沟中投弹。忽见一敌机从正面俯冲下来，我们赶快趴下，敌机一连投了几个重磅炸弹，连续的轰隆声，比夏天的炸雷声还厉害。敌机刚飞过，只听得彭华一声〃哎哟〃，趴在地上不能动弹，我和李挺英赶快过去看，原来炸弹把一块石头震下来将他压住了。我们帮他把石头推开，他起来拍了一身尘土，再一看，没有事，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