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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丸信在“隐退”了5周以后，只是就此事“带来的麻烦”向国民轻描淡写地略表歉意，便重新在政界露面。这不仅激怒了广大日本国民，连自民党内的许多人也实在看不下去。于是他们便互相串联，纷纷发难，从而使得自民党的后院也“狼烟四起”。
从此案东窗事发以来一直保持沉默的自民党，到这个份上再也无法“无动于衷”了。199z年10月8日，宫泽派和渡边派的7名资格不老的国会议员，成立了一个旨在恢复对自民党的信任的组织，并要求金丸信在预定于10月底召集的临时国会会议以前“按照惯例了结此案”，即要求金丸信退出自民党。此外，在宫泽派和渡边派联合举行的会议上，两派的头面人物还要求金丸信辞去国会议员以谢国人。此后，党内对金丸信本人及其亲信——竹下派代会长小泽一郎，不断加强攻击“火力”。竹下派的头面人物——前首相竹下登却始终不表态，而竹下派的“七大金刚”的原有裂痕日益加深，桥本龙太郎等人则利用这一天赐良机，谋求以“集体领导体制”来取代独断专行的“金丸——小泽”体制。
在此严峻的形势下，竹下派的众议员和参议员按其任期长短，分别碰头协商。在分析了日本列岛的强烈反应后，大家一致认识到这是自民党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局势比洛克希德案件和里库路特案件揭露时还要险恶，如今再也不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应倾全力来恢复竹下派的威望。但是，在如何行动上竹下派的立场并不一致。竹下派中的“少壮派”主张通过严肃处理金丸信来取信于民，竹下派代会长小泽一郎则企图通过袒护金丸信，使其主子逍遥法外，来蒙混过关。
除了竹下派以外，自民党的其他派系头面人物也表现出了他们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在各派秘书长的联席会议上，对金丸信的赞誉之词竟充斥耳际。似乎只要表示出对政治改革的决心，金丸信丑闻案便可从轻发落了。然而，日本国民的态度则恰恰相反：只有从严查处这起丑闻，才更能表明自民党的政治改革决心。
自民党及其竹下派的头面人物对查处金丸信丑闻态度冷漠而热衷于党内的权力斗争，使得自民党的一些元老人物都觉得太过分了。曾连续17次当选国会议员、历任内阁各主要职务的前众议院议长坂田道太，就在一次有内阁要员和竹下派首领出席的座谈会上公开警告道：有派无党，有派无国，有派无民。其他许多原先的铁杆保守派人士，这次也明显感觉到了危机，并向金丸信猛烈攻讦。
与自民党连拖带顶的策略相反，各在野党却抓住这一机会穷追猛打。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要求严惩金丸信。他们又是上街宣传，又是搞民意测验，还分别向地方议会提出建议。各党还相继成立了“政治改革行动委员会”、“佐川丑闻特别调查委员会”等机构，大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之势。公明党书记长还要求在传讯金丸信的同时，传讯前首相竹下登，因为金丸信通过东京佐川快运公司原社长渡边广康与黑社会的接触，正是为了竹下登能顺利入主首相府。在小泽一郎看来，这笔交易的最大受益者是竹下登。正因为如此，小泽强烈要求竹下登与金丸信联手，共度时艰。因为金丸信倒了，接下来便是竹下登。
竹下登一直认为，他出来讲话的时机还未到，在这个风头上他没有必要为金丸信分担什么，况且他早已不满于竹下派内事实上的“金丸——小泽体制”。在他拒绝出头露面之后，竹下派内的反小泽势力便加紧了活动，他们明确提出了实行“集体领导体制”，将桥本龙太郎和前干事长小渊惠三增设为该派的副会长，以此牵制日益坐大的小泽一郎。
作为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的宫泽喜一，此时的日子也很不好过。是金丸信一手将他扶上首相宝座的，他今后仍离不开作为党内主流派的竹下派的鼎力支持。对这次丑闻案，他的表态是：对金丸信的辞职极为遗憾，但将极为认真地对待此事。
日本公众对佐川案件所暴露出的日本金权政治弊端，深恶痛绝，纷纷进行强烈抗议。全国许多地方的县、市议会，分别通过了有关要求严肃查处此案的决议。街头上、公园里、车站旁到处是集会、宣传车、横幅标语和传单。
一些地方的公众甚至采取了绝食斗争和静坐示威的方式，强烈要求金丸信辞去国会议员职务。一位参议员截止到1992年10月8日，共收到抗议信18余万封。人们对日本的司法部门显得如此软弱无力，也表示极大的不满。
在党内外一浪高过一浪的抗议声中，金丸信于1992年10月14日下午正式宣布，他为承担“东京佐川快运公司非法政治捐款”的责任，辞去国会议员职务。这样，金丸信的政治生命实际上宣告彻底结束。
金丸信虽从政坛退出，但他收受政治资金后的纳税情况及政治资金的去向仍是一个尚未解开的谜。从1992年9月到12月的短短4个月时间内，日本在野党议员、民间团体、市民3万多人向东京地方检察当局、东京国税当局投书告发金丸信有偷税漏税嫌疑。
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检察当局和国税当局联合起来对金丸信和他的秘书生原正久两人的资产进行了秘密调查。结果，当局意外地发现，除了东京佐川快运公司5亿日元政治捐款外，金丸信还收取另一笔巨额资金。经过周密的调查发现，1987——1988年，金丸信以杂项收入不计入收入帐目的手法，隐瞒所得收入7，5亿日元，逃税4亿日元。金丸信在股票证券界的“名人”指点下，将这笔收入购买了既无需提供本人身份证明又可以自由转让的日本信用银行的信用债券。金丸的秘书生原正久也以同样手法将自己1987——1991年收入的4亿日元转移，从而逃避了2亿日元的个人所得税。日本税务署每年要公布纳税1000万日元以上的纳税大户名单，金丸信的名字在1987年的名单上还赫然在目，到了1989年就已不见踪影了。
东京地方检察院在掌握了金丸信的大量罪证后，一直按兵不动，向法务大臣后藤田正晴请示如何行动。
1993年3月6日，日本新年度财政预算议案在国会通过。当晚，金丸信以偷税漏税数亿日元、违反所得税法的嫌疑被逮捕，金丸信的前秘书生原正久也因同案被捕于横滨家中。
东京地方检察厅选择1993年3月6日晚逮捕金丸信，是煞费苦心的。3月6日正是日本新年度财政预算案在众议院表决的日子，如果在对预算案表决之前逮捕金丸信，立刻会在国会引起骚动，在野党必定闹起来，预算案便不能按时获得通过；如果拖延逮捕时日，又难免走漏风声，节外生枝，使嫌疑犯金丸信1987年的偷税行为因在3月14日超过法律时效而无法追究。因此，在众议院预算案通过仅两个多小时，检察机关当机立断，不失时机地开始了搜捕活动，在此之前，检察当局还请医生对78岁的金丸信进行了健康检查，在确认金丸信能够承受拘留所的生活后，才决定将其逮捕。
金丸信被捕后，检察机关对他的事务所、住宅等进行了突击查抄，六七个身强力壮的检察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金丸信藏在一间非常隐蔽的房间里的一个保险柜搬到屋外。经清点折算，这个保险柜里的各种折价债券、现金、金块、名人字画、古董等约合70亿日元，相当于40个日本职员终身收入的总和。
金丸信除去住宅等不动产还拥有一般日本人花上百年的时间也无法赚到的天文数字的巨款，这不能不使人们感到十分费解。金丸信是怎样成为“巨富”的呢？
只要考虑一下金丸信在政坛所拥有的权力和地位，便不难想象钱是如何源源不断地流进他的腰包的。在“政治资金”这个冠冕堂皇的名义之下，日本一些政客受理各行各业的人的托情，答应在行政机关为其提供方便，而作为交换条件要收取好处费。金丸信也正是利用这些金钱确保了他在政界至高无上的地位。一般来说，在表面看到的政治资金背后还有数量惊人的贿赂资金，而这些贿赂资金是除了当事人之外其他人根本无法知晓的。金丸信利用竹下派会长的职位，负责向该派的110余名国会议员发放选举资金、红包和补贴等款项，其中一部分进入他的私囊。
金丸信的选区在家乡山梨县，他在当地拥有极其雄厚的势力。金丸信利用权力，为山梨县修建道路、娱乐场所等公共设施，当地人对他感恩戴德。
特别是金丸信出任过建设大臣，为山梨县的企业、公司在承包工程项目方面提供了相当多的方便。山梨县的公共事业费从1970年的100亿日元猛增到1990年的1010亿日元，其中99％的公共工程都由金丸拍板。因此，在山梨县只要有金丸信的条子或他的口头承诺，几乎没有办不成的事。山梨县的建筑行业中有一条不成文的惯例，凡是曾受惠于金丸的公司，按其规模每年分两次拿出100——500万日元向金丸信上贡，行话叫上缴“馒头”。至于县的协同工会上缴的“馒头”则以“亿”日元计。即使是金丸信不提任何要求，每年仍可得到10亿日元。
金丸信的家属也借金丸信的威风发了大财。在东京繁华地区有一个名叫“K”的公司，该公司的大股东是金丸信的二儿子，董事长是金丸信的三儿子，经销的商品是水泥、钢筋等清一色的建筑材料。该公司仅有16人，但交易对象均是在日本有代表性的大公司、大商社。据民间信用调查机关的报告显示，该公司1992年4月一个月的销售额就达152亿日元，在日本4300家同类企业中名列前茅。
金丸信因偷税被捕的消息继他的佐川受贿案后，又一次在日本政界和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造成由他引起的第二次“政治地震”。各大报纸都就此事发表了社论。政府领导人和各政党首脑也纷纷发表谈话。自民党干事长棧骄擦担骸笆翟诹钊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