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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的宿舍生活，一年的军中生活，使我深深感觉到：群众是独立思考与做学问的敌人。……没有人相信我穿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是老子的余荫，没有人相信我要筹还大学时代的零星旧债，没有人知道我为买书而存下半年吃早饭的钱。
我想起《车轩笔录》中的那个故事。范仲淹奇怪那个孙秀才为什么年轻有为却“汲汲于道路”，当他知道孙秀才志在“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的时候，他决定做此人“日可得三千”，为了使其人能“安于为学”。十五年后听到孙秀才变成一代大儒孙明复了，他忍不住感慨说：“贫之为累大矣，倘索米至老，则才如明复，犹将汩没而不见也！”
也许我真该后悔我念这个研究所，每月四百元公费。能专心研究什么？如果为生活不得已去“汲汲于道路”，把青春的兴趣浪费在穿衣吃饭上，那倒不如干脆去近史所或“国史馆”来得好！（我不觉得我不够资格，至少“成绩单”不如我的同班同学都在那里受着“高酬”。）因为那些地方至少把我的学力、兴趣与谋生打成一片，学问即在饭碗中，饭碗即在学问中，不必靠偷改作文或乱写稿子来赚外快。
我并不是计划告别学问，可是我知道学问对于我，目前简直是一件奢侈品，做学问需要大量的安定与气质，至少对我这种“内多欲而外好学问” 的人是如此。顾翊群是安定的代表，萧启庆是气质的化身，而我却什么也不是。基于这种自觉，我觉得我不能再恋栈了，我觉得我不配做您的助手， 您的研究室里也不该收容这么一个文化浪人。……
姚从吾老师收信后，不但写信给我，“提出一千元，送供需用”，并且一天写了三封信给萧启庆，其中说：李敖怕是很苦了。……他昨天又写一长信给我，很引起我的同情。但我已把款备好了，预备今天（礼拜六有课）给他，他又没有来，只有请您多跑一趟了。我很抱歉的是：1．兼任助理遭到意外的挫折。2．北商分校教书，也须等明年一月内或二月初方可确定。3．李兄个性强，又不随便接受他人的帮助，您又不在，无人劝解。4．我在北平时颇有办法。现在，往往自己陷于困境，一筹莫展。奈何！这一千块钱，请他收下，以供急用。
……
萧启庆那时正在北投复兴岗当兵，他收到信后，在17日到21日间，又给了我三封信，最后一封说：
昨日去台大访你，结果听说你已好几天没去了，结果遇着姚老，他又
要我去新店“劝”你，我虽然答应了他，但因公路局不帮忙，等了半小时
车都不停，一气之下，乃径自凯归复兴岗了，若遇老头，就说我去过了。
……星期日早晨我去拜访你，能否在府稍候？
陶老三来一信，也附在信里奉上。
萧启庆信中提到的“陶老三”，就是陶晋生。陶晋生是陶希圣的儿子，在历史系比我高三班，他和我一起给姚从吾老师做助理，后来留学美国。陶晋生能当上助理，固然由于他本人的程度不错，但是陶希圣过去在北大教书，又是北大毕业生，和姚从吾老师有交情，也有以致之。这时姚从吾老师见我生计困难，认为陶希圣欠他的情，颇想把我介绍到陶希圣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暂时糊口。他把这意思告诉吴相湘老师，吴相湘老师极为赞成。因为他一直想拉我搞近代现代史，由于姚从吾老师是他的老师，挡在中间拉我搞中古史，他就一直不便多说。这回是姚从吾老师的意思，他自然乐为奔走。他跑去找陶希圣，陶希圣立刻表示欢迎李敖去。不料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师兴高采烈地告诉了我，我却面有难色。我表示陶希圣是汉奸，又是国民党中的红人，我实在不愿意和他接近。吴相湘老师说：文献会并非陶希圣一个人的，罗家伦也是主持人之一，并且你去只是帮忙编民国开国时史料，是以整理辛亥革命史为主，可以发扬先烈们的幽光潜德，跟陶希圣的身份有什么相干？国民党史料不开放，你去可以趁机看到一些史料，“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还是去吧！姚从吾老师也劝我不妨暂时去，他说他和胡先生（胡适）也谈过，胡先生说不妨去。在两位老师的劝说下，我说既然如此，我就暂时去混碗饭吧！就这样的，我就上了“贼船”，虽然最后因为不能“从贼”而被开革，但回首之余，仍不无悔恨。悔恨我实在不该上船。去文献会工作是我结束新店山居的最大原因，在我到文献会后两个月，我便搬回了台北。
8 文献会（1962—1963 二十七到二十八岁）
1962年1月29日，旧年将至，姚从吾老师送来一千元，并附一信。两天以后，又转来陶希圣“拟请李敖同学参加‘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辑事务工作按月津贴新台币一千元”的信，姚从吾老师和吴相湘老师又分别给我一信，嘱咐我“从此安心工作”，因为这一职务，“得来亦不易也”。
1962年2月1日，我去文献会见陶希圣的时候，正是我在《文星》第五十二期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卜的同一天。这篇文章里已点名攻击到陶希圣。在这篇文章发表前一个月，我在《文星》第五十一期发表《播种者胡适》，已先引起各界的重视，这种重视，是从《文星》第四十九期起发表《老年人和棒子》的一贯延续。姚从吾老师信中嘱咐我“若过于放肆，不但树敌太多，亦恐于工作有妨”；吴相湘老师信中嘱咐我“切忌多言”，都是他们的先见之明。他们劝我“往事已过，今后仍应潜心学问”，“从此安心工作”，显然期许我仍旧去走做学问的路，不要乱写文章。他们把我安排在陶希圣那里。目的都在希望那个职务使我得以糊口，并且，“借此研究民国史，以期有些具体的成就”。事后回想起来，两位老师似乎都太天真了一点。其实他们不了解陶希圣，也不了解我。不了解陶希圣的是：他们以为我们只是把李敖暂时“寄存”在你陶希圣那儿，李敖毕竟是我们的人、我们的学生，殊不知陶希圣才不这样想呢！陶希圣慧眼识人，看到李敖是何等人才，焉有不拉为己有、拉为国民党所有之理？不了解我的是：他们以为我会与陶希圣勉强相处，殊不知我才不这样想呢！
我一去文献会，心中打定主意就是要防被陶希圣拉我。陶希圣对我，果然备极礼遇。那时他正搬了新居，把旧宅留做文献会工作人员宿舍，指定我住他的卧室那一间，可是我一直没去祝他见我不去住，乃在文献会楼上隔出三间房，由我住一间。因为与办公厅在一起，比较单纯，我就从新店迁回台北，住进杭州南路文献会。罗家伦、陶希圣上楼来看我，并且参观我这间卧室，看到墙上我挂的Playboy上的大幅裸体女人，两人的有趣表情，我至今难忘。（我在1962年4月12日日记上写：“上午罗家伦、陶希圣来参观卧房，罗进即复出，陶见裸女不敢进，笑死人，陶哼了一声，罗哈了一声，真是哼哈二将。”）蒋君章在《伤逝集》中回忆说：“‘五十年开国’文献的编纂，一方面为纪念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另一方面却含有提供正确的革命建国史料，使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国际学者，得到中国革命建国的原始资料，作为他们研究参考的根据。”“这个委员会的发起，是台湾当局的决策，得到‘行政院’和‘立法院’的支持，其预算初时列在‘国史馆’的预算中，后来改列在‘教育部’的预算中，陶希圣先生担任主任委员，罗志希先生担任副主任委员，两位先生看得起我，要我担任总编辑的职务……两位先生有意栽培后进，由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借调研究生若干人作为我的助理。”蒋君章的书是1979年出版的，我直到这书出版后五年，才在地摊上看到；直到看到后，我才弄清当年一些我所不知的真相。例如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委员会的发起，是当局的决策”，我一直以为它的预算只来自“国史馆”，我一直以为罗家伦是主任委员（罗家伦在北大是陶希圣的学长），我一直不知道我是蒋君章的助理。事实上，我今天的感觉只是陶希圣想自立衙门而已，表面上托之于“当局”的决策、“国史馆”的预算中、“教育部”的预算中，骨子里却是建立陶家班。蒋君章说：“由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借调研究生若干人作为我的助理”，这话有语玻我去文献会，我是唯一的研究生，其他全不是，后来龚忠武、张国兴来，才有了研究生的局面（张俊宏是在我走后很久，才进文献会糊口）。会中一共七八人，以陶希圣的同乡、亲戚居多。湖北人之天下也。我到文献会之初，从没见过蒋君章，整天也无所事事，上班时间大家打乒乓球，中午、晚上七八人围成一桌开饭，互开玩笑，倒也自在。会中由高荫祖做执行秘书，高荫祖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专员，编有《中华民国大事记》一书，为人笃厚，对我极为倾倒，常找我聊天，陶希圣也常找我聊天。聊天中有时话中有话，我总是装糊涂。我知道他们想拉我入国民党，我打定主意不干，所以除了装糊涂，也别无好法子。
从我进文献会起，我就没听过姚从吾老师的嘱咐，停写“辩难文章”，我给《文星》写文章，一直不断。《文星》第五十三期（1962年3月1日）上就发表了《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第五十四期（4月1日）就发表了《我要继续给人看看卜。……直到第六十期（10月1日）发表《胡秋原的真面目》、“澄清对‘人身攻击’的误解”等，我的文章，笔锋所指，一直风光与风波不断。在被我批评的人之中，其中最吃不住的，不是别人，就是胡秋原。胡秋原早年参加共产党CY，抗战时加入国民党做中央委员并办党报，大陆丢掉时“打算做共产党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