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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那样的大型半岛，也没有不列颠和爱尔兰那样大的岛屿，主要的河流大多平行排列，由西向东。因此在公元前221年，中国核心疆域已经实现了大统一，此后大部分时间维持统一局面。而地理上支离破碎的欧洲从未达到政治的统一。中国的政治统一使得统治者能够在广大的疆域内自主地改弦更张；对此，欧洲只能望洋兴叹。当然，改革可能马上带来转机，也可能让事情一下子变得更为糟糕（因此，我用“摇摆不定”这个词来表示）。中国的统一局面和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使得中国能够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就派遣世界上最先进、最庞大的远洋船队访问印度和非洲；也会因为皇帝一声令下而解散船队，并将海外殖民地拱手让给微不足道的欧洲国家；对此，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当时的工业革命的萌芽会遭到扼杀。
统一局面给中国带来的优势和风险持续至今，在环境和人口问题的重大决策上，中国仍采取摇摆不定的态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解决问题的魄力是欧美等国的领导人们无法比拟的，例如减少人口增长的独生子女政策和1998年发出禁止砍伐森林的命令。而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也可能比欧美领导人会造成更大规模的混乱，诸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关于中国目前环境问题的后果，有一点确凿无疑，即所有事情在好转之间将变得更为糟糕，这是因为时间差和环境破坏不断加剧的缘故。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关税减免，汽车、纺织品和农产品等商品的进出口量增加，使得国际贸易更加频繁，这必然对中国造成或好或坏的巨大影响。中国的出口工业将制造成品运往国外，污染物则留给自己，这种现象正在变本加厉。一些进入中国的商品，如废品和汽车，会对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而这种现象也在有增无减。与此同时，几个严格遵守环保标准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强制要求中国采用他们的国际环保标准，并以此作为商品出口到他们国家的条件。中国大量进口农产品可使其降低肥料、杀虫剂的用量，并减少对生产率低下的农田的利用。此外，进口石油和天然气也可减少燃煤带来的污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利有弊，一方面，增加进口，减少国内生产，但这仅仅只是把环境破坏的问题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而且这已经发生在木材进口上。中国由国内砍伐木材转变成从国外进口，从而让那些木材出口国承担森林消失的危害。
悲观主义者会注意到中国存在大量危险，其一是对经济增长的重视程度高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其二，大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低下，这一部分是因为教育投入不够多，中国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及第一世界国家的一半。中国的人口总数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0％，但教育经费只是全世界教育经费的1％。子女的高等教育费用对大多数中国家庭而言都非同小可，一年的学费大约是一个城市工人或是三个农民一年的收入。中国目前的环保法规不成系统，缺乏有效的贯彻执行和长期结果评估。比如正在急剧消失的湿地，虽然政府已出台相关法规，但缺乏一个总体框架对其进行保护。此外，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地方官员由地方政府任命，而非总局任命，因此地方政府经常阻碍环保法规的施行。重要环境资源价格过低变相产生鼓励浪费的结果。例如用于灌溉的一吨黄河水只值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瓶矿泉水，因此农民没有节约用水的意识。再则，土地归政府所有，然后租赁给农民。一块土地在短期内可能由不同的农民耕种，因此农民不会在土地上进行长期投资或爱惜土地。
中国的生态环境还面临着更多特定危险。其中车辆数上升、三项超大工程、湿地的急剧消失等问题已初露端倪，其恶果会一直累积下去。即使中国的总人口得以控制不变，预计到2015年时平均每户家庭的人口将减少至27人，但在家庭户数上却增加了126亿户（超过美国的总家庭户数）。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鱼肉产品的消费也越来越多，肉类生产和水产养殖造成的环境问题将更为严峻，如动物和鱼类的粪便污染和鱼饲料投放过多引发的水体富营养化。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产品养殖国，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食用人工养殖水产品多过野生鱼类的国家。如果中国人的肉类消费量达到第一世界居民的消费水平，那么对全世界而言，影响举足轻重。就像我刚才以钢铁为例一样，当前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人均生产和消费率存在较大的差距；如果告诉中国，不要向往第一世界国家的生活水平，中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态度。但是如果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的国家，以及当前第一世界国家都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地球必定无法承受。
尽管中国的环境问题危机四伏，不容乐观，但还是有重大转机。加入世贸组织和即将举办的2008年奥运会刺激中国政府更加关注环境问题。例如为了防御沙尘暴，政府投入60亿美元开始在北京周围建立“绿色长城”或防护林带。为了减少北京的空气污染，北京市政府下令车辆改用天然气或液化石油气。中国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逐步淘汰含铅汽油，而欧洲和美国经过许多年才达到这一目标。近年来，中国建立并实施最低燃油经济性标准，连SUV汽车也必须遵循此标准，而且新车废气排放也向欧洲标准看齐。
中国已经竭尽全力维护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建立了1757个自然保护区，占国土总面积的13％，此外还有动物园、植物园、野生动物繁殖中心、博物馆、基因库和细胞库等。中国还大规模使用一些环保的传统技术，例如在中国南方常见的在水稻田里养鱼。此法可将鱼的排泄物用作天然肥料，增加水稻产量，而且控制虫害和杂草，减少除草剂、杀虫剂和化肥的用量。因此在没有破坏环境的基础上，增加了饮食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中国目前的森林复育行动也欣欣向荣，自1978年开始大规模植树造林。为了防洪，1998年更是下令禁止砍伐森林，并着手实施天然森林保护工程。中国从1990年以来，经过与荒漠化的不断抗争，将近15000平方英里的土地恢复绿化和固定沙丘。自2000年起，中国还展开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特别是针对陡坡上的耕地，并对相关农民给予谷物补助。
中国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呢？目前的中国就像其他国家一样，在不断加剧的环境破坏和大力保护环境之间摇摆不定。鉴于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飞快增长的经济和一贯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国摇摆的幅度比其他国家更为剧烈。其后果不仅影响到中国自身，而且将波及全世界。我在撰写本章的时候，内心起伏难平，一边为中国种种环境破坏问题忧心忡忡，一边又为政府正在大力施行的环境补救措施而欣喜若狂。中国幅员辽阔，且政府采用由上而下的方式制定决策，其影响力势必深远重大，超过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巴拉格尔。如果中国政府将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置于人口增长问题之上，以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魄力和效率来实施环境保护政策，那么中国的将来必定光辉灿烂。
澳大利亚的重要性
从表面来看，采矿业（如采煤、铁等）是今日澳大利亚最重要的经济命脉，也是出口收益比重最大的产业。然而，从象征意义上来说，采矿业也是了解澳大利亚的环境史和今日困境的一把钥匙。由于矿产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只会越挖越少。地底下的金矿不会产生更多金子，因此淘金者不必考虑金子再生率的问题，在经济允许的条件下一味挖掘，越快越好，直到淘尽为止。矿产和其他可再生的资源不同，森林、鱼类和表土可以通过生物再生和土壤变化得到繁衍和更新。如果可再生资源消耗率小于再生率，那么就能可持续利用；如果森林、鱼类和表土的消耗率大于再生率，那么就像金矿中的金子一样，最终会有枯竭的一天。
一直以来，澳大利亚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就像开采矿产一样，消耗率远大于再生率，结果导致可再生资源越来越少。按照目前的速度来看，澳大利亚的森林和鱼类远在其煤矿和铁矿采尽之前，就已经消失殆尽。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前两者属于可再生资源，而后两者则为不可再生资源。
除了澳大利亚以外，还有很多国家也在拼命利用环境资源。在本书一系列过去和现代社会的研究中，以澳大利亚作为最后一个研究案例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原因有以下几条。首先澳大利亚是第一世界国家，不像卢旺达、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和中国，而本书的大多数读者都生活在第一世界。在第一世界国家当中，澳大利亚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比美国、欧洲或日本要小，且没那么复杂，因此比较容易掌握。其次，就生态而言，澳大利亚的环境特别脆弱，是第一世界中除冰岛外最脆弱的国家。虽然澳大利亚不像卢旺达和海地那样摇摇欲坠，但已经有许多环境问题，如过度放牧、土壤盐碱化、土壤侵蚀、引进外来物种、缺水和人为旱灾等，这些问题已经出现在第三世界国家，迟早也会在第一世界国家爆发。我相信澳大利亚还是有希望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澳大利亚人民教育普及、生活水平高、政治和经济制度相对完善；不像有些国家，人民贫困潦倒、官商勾结，又因愚昧无知造成生态环境恶化。
以澳大利亚作为本章主题还有一个好处，即本书提出的造成生态退化或社会崩溃的五大因素在澳大利亚这一案例中得到极好地诠释。人类对澳大利亚的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而气候变化更是使这一问题遭到进一步恶化。澳大利亚和英国贸易往来密切，前者的环境和人口政策也是以后者为典范。现代澳大利亚只是曾经遭到过轰炸，并未真正地经历过外敌入侵，但环境和人口政策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