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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夫人（公元513年～602年），南北朝时高凉郡人，故里位于今广东高州市长坡镇雷洞村。据唐朝魏征撰写的《隋书？列传》记述：夫人是我国南北朝时期“高凉冼氏之女”，“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当时岭南地区的土著部落还保留着母系社会的残留习俗，妇女在部族中地位高，权势重，威信大。冼夫人更是自幼聪颖贤慧，通晓兵法，武艺娴熟，青年时代便“行军用师，压服诸越”，统一岭南、雷州、海南各部落，成为越人众部落信任拥戴的首领。
公元535年左右，冼夫人二十四岁时，罗州刺史冯融闻冼夫人有才识，便让其子高凉（今广东阳江西）太守冯宝娶其为妻。冯融原为“五胡十六国”末期北燕国皇帝冯弘的后裔，由于是外人，所以冯融不为高凉人所信服。与冯宝喜结良缘后，由于冼夫人“诫约本宗，使从民礼”，秉公执法，人人平等，“参决辞讼，无所舍纵”，开创了高凉州“政令有序，人莫敢违”的局面。尤其是在梁武帝末年（公元556年），“遇侯景反”，陈霸先灭景仲，救京城。冼夫人识破高州刺史李迁仕“铸兵聚众而后唤君。今者若往，必留质，迫君兵众”的举旗阻陈阴谋，亲自带领假扮“步担杂物”的送礼队伍“谴使诈之”。果然“夫人击之，大捷。”成功偷袭高州，乘胜跟踪追击，平定侯景之乱，“夫人总兵与长城候陈霸先会于赣石”。凯旋归来，对丈夫冯宝讲：“陈都督极得众心，必能平贼，君厚资给之！”为陈霸先第二年灭梁开陈国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从此，冯、冼家族与陈霸先结成政治军事联盟，冼夫人也开始代表南越族进入了参与中国重大政治事务的生涯。而后又在平息梁旧将萧勃的叛乱，维护岭南的安定，促进隋朝的大一统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隋文帝封其为“谯国夫人”，周恩来总理曾称她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巾帼英雄”，江泽民总书记也曾赞她是“我辈后人永远学习的楷模”。
在海南，据《琼山县志》记载：冼夫人乘船渡海峡至海口，沿南渡江逆流而上，在三面环水，能攻易守的新坡“梁沙洲”屯兵安营，开始琼岛的平匪治乱，扶众安邦。由于冼军纪律严明，英勇善战，在营根平乱安抚九峒中，智谋规劝，解仇息兵，圆满解决了历史遗留的民族团结问题而名声远扬，“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峒”。
在冼夫人辖治海南期间，惩治贪官、移民开发、倡导垦殖、兴修水利，促进了琼崖地区民族团结与安定发展。梁大同年间（约公元534年），冼夫人“请命于朝”，奏请梁武帝萧衍在海南建制崖州并接受任命，亲自主持海南岛归属中央政权的重建工作。为避免朝代更迭的战乱，冼夫人历事梁、陈、隋三朝，均审时度势识大局，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先后主动将岭南、海南的辖地归属三朝，从此恢复了中央王朝对海南岛的实际统治，促进了民族的团结，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保障了地方的安宁。为此，隋文帝杨坚“恩赐临振”，赠冼夫人“汤沐邑一千五百户”，追封冯仆为“崖州总管、平原郡公”，后相继传给孙子冯盎。公元618年隋朝灭亡，冯盎受祖母的影响，拒绝自立“南越王”。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冯盎以岭南20州归属唐，被封“越国公”。直至唐朝武则天执政时期天宝年间的临振知事冯崇债，海南二百多年来一直在冯氏家族的统治管辖之下，社会治安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原因均归功于冼夫人为促进民族团结，加速汉化进程所做出的进步贡献。
在海南，冼夫人受到世世代代海南人民的爱戴与敬仰，并推崇为“梁沙婆祖”而在琼岛50多处建庙供奉，而且很为神化，超越纪念的意义，形成神灵色彩浓郁的“冼夫人信仰”。由于农历二月初六至十二日是冼夫人在海南出兵平叛镇乱的日子，后人就定为冼氏夫人诞节。燃鞭放炮，敲锣打鼓，舞狮演戏，结队展旗，组织摹仿冼军阅兵仪式，场面壮观热闹，这就是延续千年经久不衰的闹“军坡节”。
每逢军坡节，海南许多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纪念活动，尤以琼山县新坡镇最火热。据《琼山县志》记载：千百年来“数百里内祈祷络绎不绝，每逢诞节，四方来集，坡墟几无隙地”。置身于喜庆祥和的氛围中，无不感受到群众怀念敬仰之情。据统计２００１年农历二月军坡庙会７天之内，就有２０多万人拥入新坡，欢天喜地闹军坡，虔诚叩拜冼夫人。另外，每到军坡节，海南家家户户都砍来青竹，缚上红纸，竖在家门口，希望冼夫人在海南建立的业绩象青竹一样万古长青。
三、贬出来的文化
由于孤悬海外，远离中原地区。在古代海上交通工具不发达的情况下，与大陆之间联系是相当困难的。因此，相对中原地区，海南岛不愧是一个既闭塞又落后的“蛮荒”之地。 在长达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远离皇朝中央的海南岛，历来被视为僻鄙教化未开的海角天涯。史籍不乏“珠崖绝险、民犹禽兽”，“地极炎热”，“风涛瘴疠”之类的记载。唐宋以来，海南更是成了中央皇权惩处“逆臣”、放逐政敌的理想之地。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思想影响下；封建统治者把贬官发配到边陲海南岛；也是“皇恩”所至；王权统治的象征。
这些“逆臣”都以“贬谪”这种悲壮的形式光临海南，与当年戎装骑马、雄赳赳气昂昂抵琼的冼夫人有所不同，不过他们也同样为海南岛对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可以说正是这些“过客”开启了海南文明之门，为海南人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
海南这一被视为“南荒”的孤岛，因为有了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贬官文化也就无可奈何地成为一个特殊的景观。这些“逆臣”大都是文章、道德兼优的仁人志士，当中不乏有当朝宰相，有“千古风流”的大文豪，也有可谓“金戈铁马”的大将，官职之广，数量之多，历时之长，举世罕见。这些在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宗派争斗、政治倾扎中失志的贬官谪宦；文人墨客，被贬到海南岛不仅是仕途的不得志，生活上也不尽如意。从晚唐宰相李德裕的“一去一千里，千之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渡鬼门关。”我们仍然可以触摸到其悲凉，从苏轼的“崎岖万里天涯路，野草荒荫正断魂”我们依稀可以听到其哀叹。
每一位贬官背后都有一个辛酸的故事，每一位贬官本身也都有一条不屈的傲骨。在经历了短暂的“失志综合症”之后，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把“刚到强烈的叛逆，耿直和百折不回精神”转化成“一种义无反顾的拼搏精神、拓荒精神和创业精神，有强烈的进取追求，蕴含着坚忍不拔的意志” ＇周伟民《论海南精神》＇。他们在从事生活奋斗的同时还积极地传播中原文化，传播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以中原的文明教化当地人民，千方百计地使海南各族人民“王化”。他们的到来，对当地人民“熏染过化；岁异月或不同，世变风移”，更为海南的文运兴盛、教化打开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从唐代贬官王义方的“预选生徒，开陈经书”到宋代贬官，大文豪苏轼的“讲学明道，教化日兴”，再到后来的胡铨的“日以训传经书为事”等等，使儒家学说和汉族文化艺术在海南岛居于主导地位，潜移默化得改变着被称为“南蛮”的海南人精神风貌和思想观念。贬官“忠肝义胆、宁死不屈、自我牺牲的个人精神”亦通过他们和海南人的相处过潜移默化地“影响海南人的文化心态、价值取向” ＇云杰《历史上贬官对海南文化的影响》＇ 。
当然，对海南封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最为重大者要数北宋一代文豪苏轼。
自绍圣四年（10970年）至元符元年（1100年），苏轼被贬到海南儋州四个年头，以“我本儋州人，寄生西蜀州”“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余生欲老海南村”的深挚感情，以“吾道无南北安知不生今”“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开拓文运，振兴后学的决心和信念，为当地黎汉人民创办学堂，建设学，贡院和私学。
没有笔墨与书籍，他亲自采松制墨，自编教材，教民读书著文。琼州学子在其指点下开始吟诗作对，一时间，原只有椰风海浪的琼州大地上响彻了琅琅书声。可以说苏轼是海南文化的启蒙者，他开创了海南一代学风，为海南文化事业进入繁荣阶段奠定了基础。
史载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中举人者姜唐佐，就是苏轼精心培养的得意弟子。苏轼获赦北归后三年，儋州有王霄、陈功、李迪等举名经者，有杜介之、陈孚等举文学者，凡十余人；北归几年后，受到苏轼文化教育影响的昌化人（今东方市四更镇）符确破天荒地考中海南历史上的第一进士，其后“业精而成，登巍科目无仕者继踵而出”。
在北宋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海南共出了十二位进士，使“蛮荒之地”放射出文化人才的曙光。
海南人民是中华大地最懂得知恩感恩的群体之一，前面提到他们为纪念冼夫人而修建的50多座庙宇苟且不说，他们还重修东坡书院纪念曾做出了“标琼海之先声”重大贡献的苏轼，并为纪念李德裕、李纲、赵鼎、胡铨、李光等5位同样为海南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做出不朽贡献的贬臣，特意建起一座两层小楼，并给它一个响亮的名号“海南第一楼”，那就是今天竦立于海口市的“五公祠”。
四、从海南捎回去的那份温暖
在使海南感到荣幸的那些“过客”当中，当然还有两位不得不提，那就是唐朝高僧鉴真和元朝落难女子黄道婆，他（她）们也担当过在中原与海南之间传播文明的重任。
公元748年，鉴真第5次东渡日本时，又遇台风而失败，一队人马最后漂流到水南村上岸。在琼一年多时间内，鉴真指导建立寺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