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还在加强；神的统治智慧，并不体现于世界的完美，而体现于世界的改善；已经获得的自由是个道德成果，它有赖于进步文明的各种条件的汇合和共同作用。然后，你们才会理解一个著名哲人的所言：史学是对宗教的真实证言。
有人宣称自由是勋章，是奖品，是桂冠。既然自由是个具有两百种定义的概念，而且除了神学之外，这一大堆解释引起的流血远甚于任何事物，那么他们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自由是指法国的民主，或是指美国的联邦制度？是指意大利人所关注的民族独立，还是指德国人理想中最优秀者的统治？敝人不知如下工作是否会进入我的职责范围：穿越我们盛衰多变的历史景观，去追索自由观念的缓慢进程；去描述那些触及良知本质的深邃思考如何促进了一种维护良知的更崇高、更神圣的自由观，直到权利的卫土变成作为权利之原因的义务的卫土，直到作为尘世财富的物质保障而受到奖赏的自由，因为保障着一切宗教活动而变为神圣。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把进入历史的平凡的钥匙；不必停下来讨哲学家的欢心，我们当前的愿望也可得到满足。我们不必探询，在上帝的人间代理是否永无谬误这个问题上，萨拉萨或巴特勒、康德或维内所持的观点有几分道理，也可顺利达成以下共识：只要绝对专制的统治依赖的是无敌的武器、集中的财富、御用的教会和残忍的法律，它的统治便会崩溃；崛起的商业反对土地，劳动反对财富，国家反对社会的支配势力，分权反对国家，个人思想反对历代习俗，因此无论什么权威，无论是少数派还是多数派，都不能要求绝对的服从；哪里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考验，存在着对于可靠的信念和累积的知识的保护，哪里存在着相当水平的普遍道德、教育、勇气和自制能力，哪里（即使只有这一个地方）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迈着不同的步伐，通过克服种种失败，向它所展示的生存状态前进。各位从以下现象即可了解这一点：代议制、奴隶制的废除，舆论的统治，等等；通过较不明显的事例，也会更好地体会到这一点：对弱势团体和良心自由的保护，它们在受到有效保护后，又保障着另一些自由。
说到这里，我的论点有陷入自相矛盾之虞。如果社会高高在上的征服者所以取胜，更多地是依靠暴力而不是温和的技艺，如果事物的发展趋向就是走向动荡和灾难，如果世界将宗教自由归功于荷兰革命，将立宪政体归功于英国革命，将联邦共和制归功于美国革命，将政治平等归功于法国革命及其追随者，那么，我们这些沉湎于既往的忠实而专注的学者又该如果是好呢？革命者的凯旋使史学家无立足之地。上个世纪那场大革命，通过它的权威阐释者杰斐逊和西哀士，否定了史学。他们的信徒宣告与历史决裂，并且随时打算销毁历史文献，赶走并不碍事的历史教授。然而，出人意料的真理简直比虚构的故事还要离奇，它表明这并不是史学的末日，而是它的复兴。在进步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倒退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出现了一种动力，它使作为文明要素之一的史学，发挥了较以往无可比拟的更大作用。一场思想领域的运动开始了，它比古代学问的复兴更加深入人心，意义也更为重大。主宰着我们生活和劳作的天命，首先体现于对否定发展规律的消极精神的反抗，其次体现于分析并纠正革命，根据历史因素的固有作用对它加以说明的努力之中。保守派作家，即以浪漫主义或历史主义学派之名在德国享有地位的作家，将大革命视作一个反常的插曲，一个时代的错误，一种需要用追根寻源的方式加以根治的疾病，他们竭力想把断裂的历史脉络再联结在一起，恢复有机进化的正常状态。自由主义学派的故乡是法国，它将大革命辩解为一种真正的进步和全部历史的成熟果实。这就是那一代人的两种主要论点，我们把一些观念和科学方法归功于他们，而正是这些观念和科学方法，使得历史学大大不同于上个世纪人们眼中的历史学。严格而言，创新者并不比古人高明。穆托拉里见多识广，德蒂耶蒙严谨准确，莱布尼兹能力过人，弗里尔特目光犀利，吉本的综合整理的技能亦堪称大师。然而，在本世纪过去四分之一时，历史学家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事物头绪纷繁，我只想特别说明三点，它们构成一个正确的顺序。对于如洪水般不断涌来的不容怀疑的新课题，我无需说些什么。教皇的秘密档案在巴黎开放有一些年头了，但是有效利用的时间尚未到来，除了档案员本人，几乎无人接触过它们。时至1830年，文献研究才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奥地利处在领先地位。1836年前，米什莱可以称为先驱，此后即被诸如麦金托什、布霍尔茨和米涅这些对手所超过。30年后，即当1859年的战争完成对意大利的分赃时，一个新的更多产的时期开始了。各国虽有先后，但现在都已允许对其文献进行研究。对溺死的恐惧，已胜过饥渴之苦。由此造成的结果是，穷尽一生尽量收集已经出版的著作，仍不足以培养出近代史学的真正大师。一个历史学家，在他的研究从著作转向原始资料，从伯内特转向波考克，从麦考莱转向坎帕纳夫人，从梯也尔转向波拿巴家族的大量通信，他仍会迫切地感到，有必要去查阅威尼斯或那不勒斯、奥苏纳图书馆或爱尔米塔什博物馆的资料。此时此刻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些事情。因为就我们的目的而言，需要学会的主要不是积累资料的技术，而是分析资料，辨别谎言与真相、可疑与可靠的更为重要的技术。历史研究充实、匡正和扩展思想所依靠的，不仅是博学多闻，更是有力的批判。那些不倦的编纂者、妙笔生花的叙述者、技巧娴熟的人物描绘者、能言善辩的劝善者等等，如果他们的位置被批判者们所取代，将无异于史学王国中的一次政府更迭或改朝换代。因为，所谓批判者，就是这样一种人，当他把视线投向一段有趣的陈述时，他是从怀疑它开始的。在他的权威没有对三个步骤表示认可之前，他是不会放弃怀疑态度。首先他要询问，他所看到的句子，是否就是原作者所写下的句子。因为转述者、编者和编者之上官方的或滥用权力的审查官，可能在文字上玩弄花招，对原文做了不少篡改。如果这些人没有过失，也有可能作者本人重写了著作，你可以去查找第一稿，找出后来的改动，增加了什么，删去了什么。其次要询问的是，作者从何处获得信息。如果来自过去的一个作者，这可以得到查证，但仍要对后者提出相同的质询。如果源自未刊文稿，必须追溯它们的来源，当达到了源头或线索消失时，真实性的问题便出现了。有关作者的性格、社会地位、家世和可能的动机，也必须予以探究；从“批判”一词的另一个恰当的含义说，较之于苦役式的、常常是机械的追寻文字来源的工作，这就是所谓更高层次的批判。因为必须把历史学家当作证人看待，如果他的诚实不可靠，便不足凭信。未证明某人有罪即应视其为无辜，这句格言是不适用于他的。
可见对于我们而言，评价权威著作，权衡历史记述，要比发现新课题更有价值。近代史虽然是个应用面最宽的领域，却不是我们获得技艺的最佳领域。因为它太宽广，不像古代史或十字军之前的历史那样，它的丰硕成果依然良莠不分。最好还是去考察一下在那些明确而有限的问题上已经做出过的事情，以及从施韦格勒那儿学习如何着手这种分析性工作。这些问题诸如普卢塔克的《伯里克利》的资料来源，论述《雅典政制》的两部小册子，《致狄奥格内图斯书信》（Epistleco Diognetus）的原始文本，《圣安东尼传》（Life of St．Antony）的写作时间等。通过与新版本的比较而对中世纪作者的批判，更为确凿，也更令人满意，因为后人在这些新版本上做了一些不可信的工作，这方面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斯塔布斯主教的数篇序言，其中对《神曲》的抨击是一个重要事件，它引起最优秀的意大利学者为维护但丁而做出了并非有失分寸的反击。若是有人告诉我们，英国在批判者的队伍方面落后于欧陆，我们应当承认，就工作的数量而非质量来说，这话是正确的。两位剑桥大学的教授，莱特弗特和霍特，既已不在人世，因此我可以说，他们是法国人和德国人皆未能超越的批判学者。
在我们的历史学与前辈历史学之间掘出一道鸿沟的这一代作者，他们的第三个显著特点，便是不偏不倚的原则（dogma of impartiality）。在普通人看来，这个词即意味着“公正” （justice）。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宣称，他们的宗教信仰、他的繁荣昌明的国度、他的不论民主的、自由主义君主制（liberal monarchy）的或历史保守主义的政治倾向，具有种种优点，这样做没有任何不公或失当：只要他公平对待另一方也许稍逊一筹的优点，并且从不因某人的立场而视其为圣徒或恶棍。他会说，一个绝对抹杀某一方面所有优点的评判者，是毫无公正可言的。这些手执批判主义罗盘的人们，航行于他人未曾涉足的海洋，开辟了一个不同的研究视野。超然于辩解或争执之上的历史学，必须立足于文献而不是意见。他们有自己的“真理”观，它建立在对发现真理超常困难，发现后加以验证更为困难的认识之上。他们认为，以极其慎重、明晰而有洞察力的态度著书立说，可以使每一个有着良好愿望的人和他们走到一起，不论他们的感情如何，都可赢得他的赞同。宗教和政治中作为真理的思想，便是历史的力量。必须尊重它们，切不可禁锢它们。只要历史学保持至高的尊严、严格的自律、审慎的超然姿态和对司法事务的缄默，它便可以高居于纷争之上，形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