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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口粮。再说了，只要能够让社员们增加收入，这不就是好事吗？”
“话是这么说啊！”
徐保山承认这个道理，问题是责任工分制的改革没有前例可供参照，万一搞砸了，公社就只能接受县委的要求撤社建乡。
想到这里，徐保山的心情愈发有些沉重。
此时的杨少宗也在琢磨着徐保山的心思，他感觉徐保山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接受“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解放人的劳动积极性”三个基本原则。
在这个时期，像徐保山这个年纪的类似的乡镇书记、村支书实在是太多，乡镇一级在82年到87年这个阶段基本都退休了，徐保山按道理也得在这一年退休，最多再撑一两年。
时代一直在不断的变化，总会有人跟不上新的节奏和步伐。
杨少宗索性换一条路，和徐保山说道：“书记，现在地委和县委不仅在提倡撤社建乡，还要搞撤乡并镇。咱们旗山公社一旦撤成旗山乡，后面就肯定要和旗河乡、黄集乡合并。您想啊，旗河乡可是有旗河酒厂这个国营大厂，咱们和它们合并能得到什么好处。您是说退休就退休了，可等您退休了，咱们旗山人怎么办，让旗河乡的那帮人管着还能有咱们旗山人的好果子吃吗？指不定是别人吃肉，咱们喝汤，甚至连一口热汤都喝不到吧？”
一听这话，徐保山真的有点激愤。
旗山公社撤社建乡就是87年底，和旗河乡合并成旗河镇则就是88年夏的事，后来，旗河酒厂不行了，旗山矿区又崛起了，94年，旗河镇才重新改称旗山镇！
改称旗山镇也没有实际的意义，真正的大权都是县委和旗河地区的那帮人在控制，没有谁真在乎旗山人的死活，只是想从里面捞到自己想要的好处。
身为公社的书记，徐保山当然清楚县委确实有合乡并镇的想法和动向，还为此专门和他谈过。
这些天，徐保山就在这个问题上挣扎着呢！
徐保山心里是有些愤怒的，可所有的情绪都隐藏在他内心的深处，轻易不会让任何人看见。
不管内心中卷动着何等波澜，徐保山依然是那样的板着黑脸，沉默无声的仿佛是在永久的思索着。
他像是下了一个决定，却依旧看不出喜怒且平淡的说道：“伢子，书记支持你的想法，好死不如赖活，咱们就把死马当成活马医……反正书记也快要退休了。”
杨少宗有点笑不出来，“退休”这个词让他感觉到特别的沉重。
徐保山这个老书记真是个好党员，不管以前在队伍里是否犯过错，不管县委那些造反派出身的投机派领导怎么讥讽他是个老左派的徐老瘸子，在杨少宗心中，徐保山就是一个永远明亮的榜样，也是他一辈子试图效仿的人。
关于徐保山的故事，很多年后就渐渐遭人遗忘，即便是在旗山也不再经常有人提及，可这段故事却一直都深藏在杨少宗的内心深处。
想着这一切，杨少宗愈发有种无比坚毅的觉悟，斩钉截铁地说道：“书记，我还是那句话，公社体制从长远来看确实有更多的优势，只要咱们解决了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就肯定能让公社和全体社员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咱们闯一闯，如果能闯出一番成绩，那也是为全国其他剩余的公社做个典型例子，让国家也多一个改革参考线路，咱们是旗山人，大山里的汉子，咱们就得大胆的闯一闯！”
徐保山不动声色的抽着烟，心情沉重的感叹道：“你伢子说的好啊，再不闯，咱们公社就真的要撤了！！你明天一大早就去找管委会找书记，书记安排你在社里做事，你将责任工分制的这些想法落实成稿子，然后再拿到公社党委会上研究讨论。书记就拿你做个实验，不管你用多少天的时间完成草稿都给你三百个工分，抵得上挖十天的大田！”
杨少宗笑了笑。
他本来是想劝说徐保山支持自己办工厂，谈到责任工分制真是一个意外，但如果能暂时解决公社的生产效率低下问题，那也就算是意外的收获。
有一点，他心里是非常坚信的。
只要解决了生产效率的问题，解决了左的思想僵化问题，公社经济体制肯定要比家庭联产承包制优秀……特别是从长远来看。
公社经济这种生产关系的特点是能够集合群众干大事，比如说搞大水利建设、大面积开荒、大规模养殖、基础大建设、机械化大耕种，以及投资办厂、办教育、办医院等等，同时能在公社经济内部保持一个基础的社会福利结构。
不管是哪一种农村经济模式，农民实际上都没有得到土地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如果是公社集体卖地，最终平均分摊所得的收入还能高出一截，因为公社至少还有支配权。
“我们的方向应该是逐步地、有次序的将工、农、商、学、兵都组织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建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
这是一个梦想，并且是可以实现的，只是这个过程应该是非常长期的，哪怕是对旗山来说，它也不是几十年内就能走完的路程。
杨少宗的设想是让旗山公社认清现实，回归到一个初级公社的基础阶段，摆脱左和右的纷争，保证集体公营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共同发展，利用市场经济去补充公社经济体制的不足之处。
第一卷 旗山奇迹 第四章 大道化简
杨少宗将集体工具归库后，和徐保山辞别离开公社的仓库站，一个人乘着夜色继续走在漫长的小石子路上，想着自己的未来，想着自己的下一步，想着自己要负责制定的这份责任工分制。
此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要做的不是改变历史，而是创造历史，他所创造的将是一段神奇的历史。
至于后面办工厂的事情，他并没有想太多，不管是办什么工厂，他都有办法搞好，只不过是孰难孰易的问题。
他要思考的问题是哪种工厂投资更小，回报率更高，以后还能有非常长远的发展空间，在旗山公社发展起来也更容易，同时要有100％的把握。
他最想办汽车厂，淮海集团一直到他死了都没有拿到轿车生产许可证，旗下的淮汽公司只能生产摩托车和农用车，这确实是他难以释怀的遗憾。
现在考虑这个问题还太早。
杨少宗心里渐渐想到的是这个时代的另一个典型公社——阜山。
阜山村从70年代就开始建自己的小钢铁厂，在1992年，阜山村的年产值已经达到四十多亿的规模，华西村的钢铁厂、铝材厂都是阜山村支援兴建的。
就在阜山村抵达最辉煌的时刻，随着坚持左的路线的村支书犯法被抓，数十家集体企业的生产随之陷入停顿，1993年之后，原本属于六千多名村民的集体资产就这样无声无息的被新上任的阜山镇委出售一空，价值十多亿的集体资产陆续划归私营，而且是以那种一贯令人憎恨和可耻的特殊低廉价格。
在整个过程中，村民们甚至没有一句说话的权利。
当阜山村升级为阜山镇，这些集体企业也就从自然村公社所有变成了乡镇政府企业，资产决定权随之集中在镇委手中，和“镇”民们再也没有了关系。
政治就是这么邪恶，由村变镇居然还可以玩出如此璀璨的花样！
这是一场彻底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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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后，杨少宗曾经去阜山镇参观，当阜山镇的镇长得意的说“过去的村民没有自由，现在如何，如何……”，身为参观贵宾的杨少宗真想给他一记响亮的大耳光。
故乡的月光如此明亮的照落在防风林间的小土路上，仲夏的晚风吹的呜呜啦啦，林间，稻田里传来一阵阵的蛙鸣。
重归故里，寒衣夜行。
杨少宗内心深处蔓延着一种说不出的苦涩，他已经真正的看穿了这一切。
在中国，财富和名声都是没有意义的东西，他和阜山的悲剧就是典型，甚至在他死后，淮海集团一旦出现经营危机也必将被淮西四大太子们瓜分。
他死了，别人还是淮海地区最有实力的企业家，照样有着人大代表的光环，这些人又有什么可怕的，只不过是有地方官僚势力的支持，而这恰恰就是问题的根结。
没有地方权力者的支持，淮西四大太子就算再有钱也无力和他斗，一个镇长又怎么敢将十几亿的资产廉价卖给私营老板？后来的旗山镇委更哪里有胆量将几亿吨煤矿和铁矿石胡乱卖给淮西四大太子经营？
归根结底都是权力的问题。
杨少宗已然下定决心，他要掌握真正的力量，甚至连阜山的事……他也管定了。
他会竭尽所能让旗山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新旗帜，就像是点燃一个火炬，照亮那无尽的黑暗，更不会让旗山重蹈阜山的覆辙。
几十年已过去，几十年又回来，他还是那个永远学不会服输也学不会停下脚步的旗山汉子，他身体里那奔腾不息的大山的热血又是如此炙热。
这就是他的生命，一个旗山汉子的生命，这就是他的意志，一个大山男人的坚强不屈的意志。
……
第二天一大清早，杨少宗就和赵瑛一起去旗山公社管委会大院。
旗山人民公社管委会位于徐家集。
徐家集在旗山南部地区的中心地带，被杨庄、新滩、赵庄、宋岗、红旗村、穆店坡、秦岗八个村环绕包围着，很多年前就是一个热闹的大集市。
管委会大院在集市西边，对面是供销社和农肥站，机关楼是大跃进时期建的二层红砖楼房，外面有一圈大院墙包围着，平时还有民兵站岗。
杨少宗来的很早，公社管委会尚未上班，到了管委会，赵瑛就去财经科里上班，而公社书记徐保山比他们还早到一步，正在办公室里翻看文件和报纸。
见杨少宗已经来了，徐保山示意他先坐在旁边的长椅上等一等，等他看完今天的《人民日报》。
大致将报纸看完，徐保山这才摘下老花镜，和杨少宗道：“我昨天晚上仔细考虑过，早上也和宋社长商量了一下，如果你真的想要调回公社，公社就先调你在管委会财经科做计划员。当然，你也不要急着做决定，等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