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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演讲完毕，接受延安青年的献旗，旗上书写着“新中国的火炬”几个字。
1939年4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所在地同本日到达延安的邓发、邓小平、萧三相遇，邀他们到自己住处杨家岭共进晚餐。吃饭时，萧三问有没有辣椒。毛泽东说有，还说现在可以开个辣椒同乡会。又说凡是革命的都吃辣椒。季米特洛夫是保加利亚人，吃辣椒；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当然也吃辣椒。可见吃辣椒的都革命。大家听得都笑了。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回忆起20年前他和萧三从北京去大沽口看海之行，他说，“那个时候，我还相信旧小说里所写的蓬莱仙岛是可能的……我8岁的时候最信神，我父亲不信神，我还认为他不对哩……”毛泽东与萧三有10多年没见面了，晚饭后，毛泽东特邀萧三一人单独到他住的窑洞里去谈天。
5月5日晚，毛泽东专程到鲁艺来看望萧三，边走边笑说：“特来拜谒。”萧三忙说：“真不敢当！”萧三的窑洞里没有多余的凳子，毛泽东便坐在木床上，背靠着墙谈了起来。他们谈起文学问题。谈到《聊斋》时，毛泽东说：“《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多妻（妾），赞美女人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狐精来呢？《聊斋》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了‘怪异小说’，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
萧三告诉毛泽东，他在苏联写过毛泽东的传记，想再增补修改。假如主席不反对“翻古”，请能再详细谈谈。毛泽东说：无事时“翻翻古”也有趣味。我可以在政治上帮助你。不过你要研究调查一些历史事实才能写东西……把一些历史事实写出一部小说来，拿一个人作引线，那是有味的。不过斯诺花了我四个夜晚，以后我再也不愿谈自己的什么了……最后毛泽东又说，“等我休息的时候同你谈”。
谈话后，毛泽东邀请萧三一起去中共中央组织部大礼堂参加纪念马克思诞辰和马列学院成立一周年的晚会。
5月12日傍晚，萧三如约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正在读《宋史演义》。他告诉萧三，他这次用了40元在西安买了200种旧历史小说。毛泽东告诉萧三，昨天中央开会，决定萧三在鲁艺做编辑部的工作。谈到诗，萧三将自己写的一个手抄诗本留下请毛泽东看。谈到萧三与其兄萧子升决裂的问题，毛泽东说：你们兄弟关系，有点像鲁迅与周作人的关系。萧三说：“那我可不敢媲美。”毛泽东说：“是说在兄弟关系这一点上。”大约谈了三个小时，萧三起身告辞。
一个月后，萧三收到毛泽东寄还的手抄诗本，还附有一封信，是6月17日写的：“（一）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二）高尔基晚会如无故障当来参加，惟这几天较忙一些。（三）马，待查问一下看，这事倒不很容易。如你在边区范围行动，那我可以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如往外边，就得另想办法了。”
要卡尔门在中国留八年
1939年5月中旬，苏联著名的青年电影摄影师、制片人罗曼？卡尔门来到延安。卡尔门是1938年10月到中国的，他满怀热情地要拍摄中国抗战的影片，但从武汉到长沙、衡阳和桂林，备受国民党阻挠。这次他是从重庆专程到延安的。
毛泽东几次接见卡尔门，都由萧三当翻译。
5月25日晚9时，毛泽东在杨家岭接见卡尔门，畅谈到深夜12点。毛泽东问他：到中国几个月？卡尔门回答：八个月。毛泽东说：要留八年。又说：苏联应该派20个青年作家到中国来，参加八路军，学中国话，住中国房子，吃中国饭，穿中国衣，留住40年……
卡尔门在延安拍了毛泽东工作日的电影。途中，还拍下了毛泽东与农民，毛泽东和几个小八路谈话的镜头，也拍下了毛泽东、萧三和红小鬼亲切谈话的合影。
1939年5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和讨论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关于阎锡山部情况的报告。王世英说阎锡山最近召开的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即秋林会议）基本上是右倾的。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阎锡山态度的变化，除整个磨擦趋势增大外，还有日本的挑拨离间，山西旧派的不满，国民党中央的压力等。我们对阎锡山仍应有条件地拥护，可以对他进行必要的批评。
秋林会议是阎锡山布置投降反共的重要会议，3月25日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4月22日结束。阎锡山在会上分析抗战的前途是“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他说：“蒋先生（指蒋介石）脑筋中决无抗战之意，今天是如何妥协的问题了。”又说：“一切关键只在日本条件能否接受。这种情势，我们要看得清楚，天快下大雨了，要赶快准备雨伞。”阎锡山在秋林会议上的一系列反动言论，自然引起与会的新军干部和进步组织领导人如薄一波、续范亭等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当时作为国民党第二战区保安司令部司令的续范亭，借口前方吃紧，脱身离开秋林，专程绕道延安，于5月的一天，亲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件事。
就在续范亭离开延安后不久，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投降的报告，他指出：“国民党投降可能是从抗战开始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成为时局的最大危险，则是目前政局中的现象。国民党反共也是从统一战线建立时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把反共作为直接准备投降的步骤，则是目前的实际。”关于当前的任务，要从坏的可能性做准备，“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多种大小事变”。要吸取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那时，精神上没有准备，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在河北、山东，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所进行的磨擦，是必须给以坚决抵抗的，但必须严格站在自卫立场上。“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
6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结论，指出：“目前要极力争取的，用党的全力去争取的，是克服投降可能，争取多数抗日，拥护并帮助、监督并批评国民党与蒋，使之能够从反汪斗争中从今后发展中克服投降倾向。这是目前的中心任务。”“因此应强调团结，强调统一，强调国共长期合作，而不是强调其他东西。也只有强调这些才能克服投降危险，也只有强调这些才能更好地准备自己，应付可能的事变。”
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在这个宣言里提出三句很重要的政治口号。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位记者的谈话中，指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我们党在今年‘七七宣言’里提出来的三大政治口号。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中国才能避免亡国，并把敌人打出去；除此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三大政治口号的提出有一个过程。1939年6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6月10日、1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反投降提纲》的重要报告。6月30日，毛泽东为抗战两周年纪念撰写《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一文，这篇文章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题目改为《反对投降活动》。文章指出：半年以来，“所谓和战问题竟闹得甚嚣尘上，投降的可能就成了当前政治形势中的主要危险；而反共，即分裂国共合作，分裂抗日团结，就成了那班投降派准备投降的首要步骤”。“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是团结抗战以求解放”。“反对投降和分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
7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七七宣言”的内容和写法进行了讨论。毛泽东提出，文件要反对反共、防共、限共的方针，我认为防共、限共是国民党的防御口号，要强调反对内战危险，指出反共危险便是内战。毛泽东还具体建议宣言中的文字要简洁些，纲领每条只要一两句话。
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继续讨论“七七宣言”，决定由毛泽东、秦邦宪负责修改，7月7日发出。
在7月3日和6日两次政治局会上，除毛泽东外，其他如刘少奇、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都提出了重要的意见。特别是周恩来提出了系统的意见，他建议《宣言》应提出下列纲领：（一）坚持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二）坚持统一战线，反对挑动内战；（三）发动全面抗战，并据此内容提出更加生动的口号。
根据周恩来的发言和其他同志的补充，“七七宣言”发表时将纲领口号归结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随后，毛泽东又把这三句口号改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定而策略地表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政治主张和要求，有力地制止了国民党的投降活动。
支持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发表
1939年7月8日、12日，刘少奇在马列学院为学员们作了有关思想修养的讲演。他首先指出，在建设与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