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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连说“我是罪人，我有罪！”接着，他提高语调说：“今天情形变了，国共两党正常亲密团结着，我认为今日国共两党虽然有小磨擦，但是这些磨擦是通过和平方法可以解决的。现在大家没有不同意打日本的事情，我中华民族黄帝子孙绝不会再用兵打自己了。”毛泽东为张继的“自我检讨”热烈鼓掌。讲话完毕，慰劳团文艺界代表老舍被请上台去讲话，他还唱了一段京剧《打渔杀家》。接着，是鲁迅艺术学院演出的《黄河大合唱》、民众剧团演出的秧歌剧《查路条》等。
慰劳团在延安停留了四天后去榆林，从榆林回到延安时，又继续进行参观访问和座谈。刘尊棋等三位记者提出要访问毛主席。毛泽东同意同记者们谈一次话，并定于16日下午6点钟，在边区政府交际处会见他们。会见时除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的负责同志外，还有新华社的向中华和《新中华报》的李初梨等在座，两位青年同志担任记录，大约有十几个人，不大的窑洞，坐得满满的。
毛泽东先问三位记者到延安以后的观感。张西洛说，在郦县县城他们受到国共双方县长的欢迎。给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个县长的形象：那个身穿毛料中山服、脚上皮鞋闪闪发亮的国民党县长，见了慰劳团只是点头哈腰，毕恭毕敬，一副奴才相；另一位年纪只有二十来岁，身着灰色粗布服，脚穿陕北式布鞋，一看就知道这是边区政府的县长了。毛泽东笑着说：“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谈话就这样开始了。
毛泽东按照记者们事先写好的一张问题表，与他们一问一答。在谈到关于所谓“限制异党”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先生们关心这件事是很对的。关于这件事，近来情况虽然比较好一点，但是根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问：“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曾向中央政府表示过没有？”
答：“我们已经提出抗议。”
问：“用什么方式提出的？”
答：“还是在七月间，我们党的代表周恩来同志，已经写信给蒋委员长。八月一日，延安各界又打电报给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要求取消那个秘密流行成为各个磨擦根源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问：“中央政府有无答复？”
答：“没有答复。听说这个东西，国民党里面也有一些人不赞成。”
谈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十分气愤，他站起来有力地挥动着手臂，望着大家说：“你们知道，共同抗日的军队叫做友军，不叫做‘异军’，那么，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的汉奸党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样的党。就应该限制。”毛泽东接着指出：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而决不能和他相混同”。毛泽东就这个特定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著名的政治原则。
毛泽东同三位记者这篇一问一答式的重要谈话，已经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0月6日，延安《新中华报》以《毛泽东同志与中央社记者刘先生、扫荡报记者耿先生、新民报记者张先生的谈话》为题，把这篇重要讲话刊登在第一版。10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也刊登了。
慰劳团是9月23日离开延安的。22日下午，毛泽东又一次亲临招待处，同三位记者一起照了相，送给每人一本《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并分别在书的扉页上签了名，写上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1939年8、9月间，由于河防紧张，党中央决定调王震的359旅返回陕北，加强河防守备力量。当时边区内外的顽固派正在到处寻衅闹事，制造磨擦事件。为了不给顽固派造谣生事以任何口实，在下令调动359旅的同时，毛泽东指示十八集团军留守处主任萧劲光把这件事向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和驻柳林地区的邓宝珊报告一下。
毛泽东审阅了萧劲光起草的电文，认为电文表达的意思不够充分，措辞也不够策略，随即将电文全部改写了一篇。改写后的电文是这样的：“日寇猖狂，河防屡急，迭奉钧座电令，加强防御。近以敌占柳林，盘踞不去，窥其用意，似有西犯模样。迭以此情呈报朱彭总副司令。嗣奉电示：指派120师王旅布置绥吴警备区，巩固河防，并资休整。现该旅已到东岸，即日渡河布防。兵力既增，河防当可巩固。惟仍当恪遵钧谕，激励士气，不使稍有疏忽……”在电文后面，毛泽东还写道：“萧：此电待王旅确到河边并先头部队开始渡河时才发，不要发早，也不要发迟了。”
正是由于电文无懈可击，时机又掌握得恰到火候，果然得到阎锡山、邓宝珊认可。阎锡山在给萧劲光的回电说：“希饬该旅速至巩固河防为要。”邓宝珊回电更是表示赞同：“王旅开驻绥吴，增厚兵力，极佩荩筹。”
但是，边区内外的顽固分子抓住这件事，大作文章。一时间，谣言四起，什么“三五九旅不服从中央，自由行动”呀，“三五九旅是来警备区消灭保安队的，中央不知道”呀等等。有的甚至谩骂“三五九旅是叛军，是土匪”。为了驳斥顽固分子，毛泽东指示萧劲光立即写了一篇文章给以驳斥。这样，在1939年12月9日的《新中华报》上，发表了萧劲光的《加强河防，反对造谣破坏的阴谋家》的文章。文章痛斥了顽固分子的无耻谰言，转述了上述阎锡山、邓宝珊回电的原文，说明调359旅是为了巩固河防，并且是按照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电令做的。事理俱在，那些谣言便不攻自破了。
何绍南是国民党派任的绥德专员兼保安司令，是顽固的反共分子。在他任职的两年中，制造了大量的磨擦事件。1939年5月，他授意安定县县长田杰生指挥保安队袭击我杨家园子，打死打伤我官兵数十人。9月，他面喻吴堡县县长黄若霖，组织暗杀队，杀害我718团三营副营长尹才生。10月，他指令清涧县县长艾善甫组织哥老会码头和黑军“政府”，串通土匪，到处抢劫等，无恶不作。
9月间，何绍南途经延安去西安。为了争取国民党多数人团结抗日，毛泽东还是决定接见了他。毛泽东首先讲了挽救民族危亡，必须维护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说明中国共产党强调团结，强调统一，强调国共合作的方针，明确向他指出了国民党正在把反共作为直接准备投降的步骤。毛泽东要何绍南看清形势，不要再根据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搞磨擦，重申了不久前在接见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精神，指出“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抵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当时何绍南只得嗫嚅应允，但回去后仍旧不断制造磨擦。一直到王震率359旅驻防绥德，并担任绥米葭吴清警备司令以后，针锋相对地同他进行坚决斗争，打掉了他的嚣张气焰，他才有所收敛。不久，何绍南逃出陕北，到西安去了。
为了把何绍南彻底赶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联名致电蒋介石、孔祥熙、程潜、蒋鼎文等人，要求惩办何绍南，并委任王震兼任绥德地区专员。电文中说：“现在组织暗杀之黄若霖，虽经撤职；纵兵为匪之艾善甫，虽被管押；贩卖烟土之高步元等，虽已法办……但发号施令之主谋罪魁何绍南至今逍遥法外，未闻议处。”毛泽东修改了电文，对于如何处置何绍南这样写道：请“将该犯官何绍南加以逮捕，并解至陕北，组织巡回法庭，令民众代表参加审判，置之重典，以肃法纪，而快人心。”对于委任王震为专员一事，经毛泽东修改后的电文是这样写的：“查有绥米葭吴清警备区王震司令，前以转战华北，屡建奇勋，近则守备河防，复树劳绩，以之兼理专员一职，实属人地相宜。”
1939年7月1日，音乐家向隅、唐荣枚的第二个儿子降生在延安的窑洞里，他们想请毛泽东给孩子取个名字，但考虑到毛泽东那么忙，难以启齿。8月18日，孩子的舅舅柯蓝，当时是鲁迅文学系的学生，知道这件事后，自告奋勇，从练习本上撕下一页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我们的小孩——一个男孩——是七月一日生下来的，因为他刚巧在伟大的日子里进入了这伟大的时代，我们都希望得到你的光荣给他取一个名字……”18天后，他们收到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国式的信封上竖写着“鲁艺文学艺术研究院向隅同志收”。打开一看，毛泽东在他们的去信上作了批示：“取名延生如何？如以为不妥，请你们自己拟出两三个，我替你们选择一个。因忙迟复，是以为歉！此复向、唐二同志并庆祝你们的小孩。毛泽东九月五日。”
1939年9月1日，毛泽东就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问题，对《新华日报》驻延安记者发表谈话。这一谈话建国后以《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谈话》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谈话指出目前的国际时局已处在新的形势中。早已开始了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片面性状态，即是说，由于“不干涉”政策而发生的一方进攻、一方坐视的局面，就欧洲方面说来，今后势必由全面性战争起而代之。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已进到新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受到苏德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