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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恢复原有陈支队阵地及一条交通线，打通延水关。如果此时阎锡山愿意讲和（还未丧失此种可能），则让他占领吕梁山的大部，我只占一小部及一条交通线就此罢手，否则战事难免扩大”。
前一天，即1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上指出：目前国内时局，由于八路军的反磨擦斗争，汪精卫准备上台和日苏接近，有好转的可能。南方工作要加紧争取中产阶级，争取时局好转。毛泽东强调：争取中产阶级的工作大有文章可做。
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指出：“（甲）国共分裂之谣不可信，这是汉奸放的空气。（乙）你应对外表示八路拥护阎长官抗日建国一如往昔，但希望旧军停止进攻新军，双方和解，以利抗日。”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出席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演讲。这篇演讲，经过修改、补充而成文，于1月15日完稿，2月15日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2月20日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也刊载了这篇文章，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文内各部分加上了小标题。建国后，《新民主主义论》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毛泽东在文章中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特点及其基本矛盾后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任何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就不再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而是属于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按其社会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又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阔的道路。因此，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历史进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质特点的论述，揭穿了国民党顽固派宣扬“基马尔主义”的阴谋，也打破了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毛泽东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纲领，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国体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实行“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其具体内涵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1939年年底，毛泽东曾致信吴玉章，请吴阅读待发表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文，并提出修改意见。
1940年1月21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扬：“文章虽算写好了，但还待汇集意见加以最后修改，还得两三天才能将最后修正稿交你付印，累你等得太久了！现送上初稿一份，请加审阅、指正、批示，并退我为盼！”
1月23日，毛泽东又写信给周扬：“我的感冒还未好，字还要等两天才能写好送来。兹先将文章送上，请付印，清样打好后，请给我自己校对一次。你对此有何意见，仍请阅示，以便校对时修改。前送上的那一份，仍请退还。”
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的一次谈话中，针对《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观点说：“《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
1958年9月2日，毛泽东在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谈话时，对《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个观点作了修正。这个观点是：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指出：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却不通用，它们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也有许多这样的国家。这些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情况的。
194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讨论1940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时，毛泽东发言指出：我党过去的财经工作是有成绩的，特别是中央苏区。没有财政经济工作所造成的物质基础，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发言阐述了财经工作中必要与可能、统一与独立、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经济生产运动的政治与经济的意义等问题。毛泽东说：在一定意义上，没有经济工作人员便没有饭吃，所以总务处长是第一个英雄。他还说：对边区的公粮征收，要注意积蓄力量，不要一次征光，羊毛不能一次抽光了。动员人力也要如此。
3月22日下午，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秘书处召集的中央直属机关学校在职财政经济及各种技术工作干部会议，并在当天的晚会上作演讲，说召开这次会议，是向埋头苦干与艰苦奋斗的财经工作干部、技术工作干部表示慰问和敬意。
毛泽东非常担心各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还没有做好。4月11日，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全国18个根据地工作，最差最无秩序最未上轨道的是财政经济工作，许多重要工作都接受了苏维埃时期的教训，独财经工作至今没有接受过去的教训，如不速加注意，必遭破产之祸。
1940年1月，项英主持召开东南局和新四军军分会联席会议，决定新四军在遇急变时向浙闽方向发展，并把这个情况报告中央。1月5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书记处致项英电，指出：“（甲）如遇急变不能向北，当然只有向南，你的决心是对的。（乙）陈毅仍应力争江北。（丙）蒋介石投降还不是马上的事，你们还来得及准备，但是内部秘密准备，不要露形迹。（丁）努力争取一切军队的同情者。（戊）一切自力更生，不要靠任何外援。”
毛泽东只同意在遇急变不能向北，只能向南的情况下，皖南的新四军向南，但陈毅部队必须力争江北。1月29日，毛泽东同王稼祥在致项英、叶挺的电报中，即明确提出：“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须秘密准备多数渡口，为紧急时用。”
为保证中央路线在新四军的贯彻实行，3月19日，毛泽东起草了同王稼祥、谭政致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电报，指示他：望以后多打电报，汇报新四军在政治工作的各方面如何保证中央路线的实行情况。
4月3日，毛泽东对新四军的出路问题还是不放心，他在致项英的电报中，再次询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在被国民党军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是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毛泽东特别询问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可能遭到袭击的精神上的充分准备。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大会，并发表题为《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的演说。这篇演说在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改题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汪精卫集团于1939年12月30日于日本秘密签订了旨在出卖民族利益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1940年1月，这件事被揭露后，中共中央于1月28日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的党内指示，指示各地应普遍举行民众大会，掀起全国反投降、反汉奸、反磨擦的热潮。于是，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大会于2月1日召开。
毛泽东在演说中首先指出，我们延安的各界人民今天在这里开会，为了什么呢？为了声讨卖国贼汪精卫，又是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接着，毛泽东列举了日汪反共，利用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到处放火的行径：“在湖南就闹平江惨案，在河南就闹确山惨案，在山西就闹旧军打新军，在河北就闹张荫梧打八路军，在山东就闹秦启荣打游击队，在鄂东就闹程汝怀杀死五六百个共产党员，在陕甘宁边区就闹内部的‘点线工作’、外部的‘封锁工作’，并且还准备着军事进攻。此外，又逮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送进集中营；又雇请玄学鬼张君劢提出取消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新四军的反动主张，雇请托洛茨基分子叶青等人作文章骂共产党。”毛泽东在驳斥要取消陕甘宁边区的谬论中，提出了陕甘宁边区有十大好处的著名论断：“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私营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毛泽东接着说：“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毛泽东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借统一之名，行取消共产党之实的假统一，提出共产党以抗战、团结、进步为基础的统一论；强调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共产党的根本方针是，决不悲观失望，力争时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