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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遥魑┐笊淖时荆髂暝黾友�300万头，以提高羊毛产量，发展羊毛纺织。毛泽东发言说：各个根据地的中心问题，都是经济问题。整个经济工作要实行自给的原则，边区要实行65000人的自给，要把经济建设当作党与民众团体整个工作的中心，边区党委和政府工作的中心。在我们自己的区域，在革命战争时期不能机械地执行工人8小时工作制，不能无条件地增加工资。毛泽东提倡共同富裕，在党员中反对发财思想。他说：官富民富是对的，但在党员中不要提发展私人经济的口号。在党内反对贪污腐化、反对发财思想是对的。
毛泽东于9月23日在杨家岭作《时局与边区问题》的报告中，关于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指出：党外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边区有四种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合作社经济、半自足经济。毛泽东说：新的国营经济似乎像国家资本主义，因为我们的政权不但有无产阶级，还有农民，最近又有了商人和绅士。这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与俾斯麦的、与列宁的都不同。毛泽东还说：私人资本主义要节制，但不是打击，更不是消灭，消灭限于党内。
自《中央提示案》发出后，国民党对长江南北新四军决定采取行动。1940年9月6日，在重庆的周恩来、叶剑英急电延安：确悉国民党军令部已向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发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中共中央军委当日即将此情报转发中原局、新四军，并指出：请叶挺、项英、刘少奇准备自卫行动，“皖南尤须防备”。
此后，国民党军第92军军长李仙洲三个师准备东进援助韩德勤，桂军增加了进攻皖东的兵力，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部准备进入豫东皖西，据西安消息，蒋桂军对华中的进攻是有决心的。9月19日，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等，提出我们的对策是：以打击李仙洲为目的，望彭德怀、左权令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杨得志率部南下，须于一个半月内到达彭雪枫地区，望陈光、罗荣桓令五旅迅即南下，不可再推迟，应于半个月内到达张爱萍地区。电报还指出：望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
9月22日，毛泽东关于对付蒋桂军攻击的部署致电叶挺、项英，告以蒋桂军向我彭雪枫，张云逸地区攻击的时间在下月中旬左右。那时我除令彭雪枫，张云逸以游击战争暂时支持皖东与淮北两地外，我苏北主力即须动手解决韩德勤。电报还提出，皖南部队及军部以在动手解决韩德勤之前移至苏南为有利，并询问准备情形如何，几天可以开完。
黄桥战役打响了，但皖南新四军仍没有移动。为此，毛泽东等于10月8日再电叶挺、项英，指出目前的形势是：“蒋令顾、韩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大江南北比较大的武装磨擦是可能的”。中央最担心，“最困难的是在皖南的战争与军部，我们意见军部应移动到三支地区，如顽军来攻不易长期抵抗时则北渡长江，如移苏南尚有可能，也可移苏南”。如“决心移皖北，则四支应派一部到无为接应”。电报指出：“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最不利的。”
10月11日，项英关于新四军军部不能北移给毛泽东等复电：“依据各方形势与条件，军部北移困难，也不便移三支区域（地区太小，敌友进攻无法抗住），仍以军部所在地作基点较有利。”
10月12日，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就新四军行动方针再电叶挺、项英等，再次指出因蒋介石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们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曾生部队在东江失败就是明证。电报再次强调：“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
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阜宁、盐城地区准备增援新四军陈毅部反击韩德勤进攻。为此，毛泽东于1940年10月3日致电周恩来，指出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并要周恩来先告何应钦停止韩德勤的进攻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
10月4日，反击韩德勤进攻的黄桥战役打响，6日战斗结束。这一战役新四军取得歼灭韩德勤部11000余人的胜利。
胜利后，毛泽东等于10月9日致电刘少奇、陈毅等，指出：陈毅部大胜，振我士气，黄克诚南下增援是完全正当的。10月12日，为留用黄桥战役俘虏的国民党官兵和大批收容知识分子，毛泽东等致电陈毅，指示他把俘虏兵只释放少数坏分子，其余一概补充自己，加以训练，增强部队战斗力。下级军官也应留一部分稍带革命精神的，其余不论如何反动，一概不杀，加以优待和释放。对知识分子，只要是稍有革命积极性，不问其社会出身如何，一概收留，为建设广大抗日根据地之用。
为对付日寇进攻，巩固国内团结，毛泽东考虑华中磨擦在韩进攻失败后，应设法暂时缓和一下，采取完全自卫的方针。并提出在苏北应加紧开展地方工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与整训自己的部队。
10月14日，毛泽东等在致陈毅并告刘少奇等的电报中，指出同韩德勤等谈判的主要条件：（一）停止安徽向皖东进攻。（二）撤退皖南对新四军的包围。（三）撤退苏南对新四军的包围。同一天，毛泽东等就建设苏北根据地问题又发出了三封电报。
在致陈毅、刘少奇等的电报中指出：建设苏北根据地是很大的工作。“注意苏北与皖东打成一片，不要使中间有间断。要尊重李明杨、韩国钧等的中立态度及其利益，注意收集蒋、顾、韩的反共证据（人证物证），注意收集知识分子，注意调节各阶层利益，实行政权中的‘三三制’，预防‘左’的危险，注意组织财政经济工作，从长期战争出发，勿使人力物力浪费”。
在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等的电报中指出：你们注意吸收陶行知等生活教育社人员参加苏北文化教育工作是对的。但同时也应注意黄炎培、江问渔等所领导的职业教育社在江浙两省知识分子中的颇大影响。黄、江不仅在文化教育界有地位，而且是经营工商业的民族资本家的著名代表，因此，也应吸收职业教育社社员及其各方有关人员参加苏北的文化教育和财政经济事业。应设法同江浙民族资本家代表张一麐、黄炎培、江问渔、褚辅成、穆藕初等联络，欢迎他们派人或介绍人参加苏北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在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中指出：“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电报请他们除对生活教育社人员加以联络外，同时亦对江浙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加以联络，约请他们派人和介绍人到苏北去办教育文化事业，去投资兴办实业，并说明我们欢迎他们派人和介绍人参加苏北的政权工作和民意机关工作，以便经过他们，扩大我们争取江浙民族资本家的范围，并帮助我们巩固苏北根据地。
为建设苏北根据地，毛泽东于10月17日起草指示电，要从晋东南、冀南及晋察冀下决心抽调300至400个有经验的党政军民工作干部，随杨得志部队南下，交刘少奇分配使用。
黄桥战役处理俘虏一事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认为在对待俘虏的问题上中央应该有一个明文规定。10月1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关于对待反共俘虏的问题。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对反共俘虏今后原则上一律不杀害，也不要他们自首，而应加以优待。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关于对待反共俘虏的指示。
10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对待反共俘虏问题的指示。指示说：“任何国内反共派向我进攻被我捕获之俘虏官兵、侦探人员、特务人员及叛徒分子，不论如何反动与罪大恶极，原则上一概不准杀害。这一政策是孤立与瓦解反共派的最好办法。应使全党全军从上至下有普遍深入的了解。其处置办法，凡反动分子无用人员，则优待释放之；凡可参加我军士兵及有用人员，则收留之，一律不准加以侮辱（如打骂及写悔过书等）或报复。如有关系紧要必须处决之个别分子，则须经过军中师以上及相当于师之机关党内分局及区党委以上或各根据地最高政权机关之批准，旅以下、地委以下、专员以下没有批准杀人之权。”
起草关于防止和纠正“左”倾错误的指示
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彭真于1940年9月15日致电中央，报告冀南土地政策的执行情况。10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北方局、冀南区党委、晋冀察分局、129师并告山东分局、115师、中原局电，认为根据彭真所述冀南的土地政策是过左的，是违反抗日统一战线原则的，并已造成了严重后果。电报询问晋东南及山东两地土地政策是否有过左错误，并请北方局、山东分局及115师加以检查报告中央。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防止和纠正“左”倾错误的指示电，电文如下：“由于没有使中下级干部彻底了解，由于上面没有事先预防与及时检查，致使许多地方犯有极左错误，主要是在土地政策、劳动政策、财政政策、锄奸政策、对待知识分子政策、对待俘虏政策、对待国民党人员政策以及我之政权组织上表现过左，其结果是缩小了我之社会基础，引起中间势力害怕，给日寇、汪逆与顽固派以争夺群众团聚反动力量的机会。待错误形成再去纠正，已使我们受到极大损失。现在华中工作正在发展（山东亦然），你们必须预防下级执行政策时冒犯过左错误，你们必须懂得左倾错误是当前主要危险，必须及时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