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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一切力量，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
毛泽东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国际时局又有精辟的论述，他在12月12日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在半年内英美均非日本之敌，但只要留得新加坡、马尼拉、达尔文等二三据点，即可在半年后造成对日相持局面，以待日军之敝，然后举行反攻”。“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而两方面苏联都将是决定力量”。“德国目前进入了进退维谷的歧途，但东线既无路可走，便有迫使希特勒在东线取守势在南线或西线取攻势的可能，如此则是希特勒自己造成第二条战线，也就有了迫使英、美采取集中主力（英是海陆空主力，美是空军与资源主力）打德之可能性”。
中国青年反法西斯代表大会于1月4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前后方各地代表200余人到会，凯丰致开幕词，朱德等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会议通过8项提案，选出凯丰、冯文彬、胡耀邦等19人为“中国青年反法西斯临委会”委员。大会还发出致全国青年书和告世界各国青年书。
1942年1月9日，毛泽东接见绥德分区代表团。该团一行20人，有绥德师范、米脂中学学生代表及三青团团友等。毛泽东与代表们一一握手，询问他们学习和生活的近况。在两个小时的座谈中，回答了代表们提出的20多个问题，包括太平洋战争没有苏联参加能不能胜利，毛泽东幼年时爱看什么书，什么时候知道革命，还有张国焘、李立三、陈独秀的近况等等。毛泽东逐一予以简明的答复。有人问：青年应信仰何种主义？毛泽东回答：三民主义。三青团团友会的代表问：你们对三青团的态度如何？毛泽东回答：尊重他们，帮助他们。座谈完毕后代表们纷纷要求与毛泽东能经常通信。辞别时，毛泽东手擎灯烛，送代表们出会客室。
《文化课本》是凯丰、徐特立、范文澜等编辑的。1942年1月17日，毛泽东为之作序。序言指出：“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和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作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这本书当时在延安出版。毛泽东为《文化课本》写的序，在建国后正式出版的《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等书中也已公开发表。
号召全边区部队学习研究古田会议决议
为印发和学习研究古田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毛泽东于1月23日致信中央军委政治部副主任谭政、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说：“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留守兵团接到这一指示后，即大批印发《古田会议决议（1929年12月）》给各部队，并于4月6日向各部队发出训令。训令指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不仅对当时中国红军的建军有着很大的意义与决定作用，就是在今天八路军新四军的建设上，仍然有着伟大的实际意义”。“今后的留守兵团及保安部队，要把这个决议当作改进我们工作的指南，不论上自高级指挥员和政治人员，下至科员干事排长，都要熟读也灵活地应用这个决议到我们的工作中去。读这个决议的时候，应该把它的条文做为检查我们过去与现在工作中优缺点的提纲和指南，而不是死板地把它作教条”。训令还具体规定，如斗争经验比较缺乏而没有阅读这个决议文化程度的同志，主要的教育方法：（一）上课；（二）讨论；（三）熟读（文化程度很低者，当文化课上）。教授方法，多采取启发式，多打比方，说故事，多举例，切忌教条式地宣读。教育期定为4月15日至7月1日。
1942年1月28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三个附件（关于地租及佃权问题；关于债务问题；关于若干特殊土地的处理问题）。这个决定是“中央在详细研究各地经验之后，特将我党土地政策作一总结的决定”，所以决定在承认农民（雇农包括在内）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和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是赞成民主改革的两条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特别指出第三条基本原则，即“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资本主义、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分与政治力量”。
在阐述第三条基本原则时，决定指出：“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富农，不但有抗日的要求，而且有民主要求。故党的政策，不是削弱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不是削弱富农阶级与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同时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但富农有其一部分封建性质剥削，为中农贫农所不满，故在农村中实行减租减息时，对富农的租息也须照减。在对富农减租减息后，同时须实行交租交息，并保障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一部分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土地的地主（所谓经营地主），其待遇与富农同。”
毛泽东在讨论发言中，指出这一决定的重大理论意义，是我党第一次公开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并给予奖励。他还指出：现在解决土地问题必须保存一部分封建性，不使地主跑到敌人方面去。对如何理解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决定上的内容），特别是政权的问题，毛泽东说，在文件法律上地主有人权、地权，但实行上是农民的政权。实行这个政策，是破坏敌人统一战线的最好办法。毛泽东最后指出：土地政策，研究了好几个月了，是我党以前未曾有过的决定。凡事不要轻易决定，决定的只是已经成熟了的事情。
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经毛泽东最后修改审定的《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毛泽东出席了会议。
该指示指出：1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三个附件（关于地租及佃权问题；关于债务问题；关于若干特殊土地的处理问题），是综合五年来各地经验而得的结论。“它的基本精神是先要能够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如果群众不能起来，则一切无从说起。在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后，又要让地主能够生存下去。所以在经济上只是削弱（但一定要削弱）封建势力，而不是消灭封建势力，对富农则是削弱其封建部分而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在经济上，目前我党的政策，以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为主，但同时保存地主的若干权利，可以说是一个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政策”。指示还具体讲述了在实行联合地主抗日的战略方针时，必须采取先打后拉，一打一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策略方针，要防止发生右的和过左的错误。指示对减租减息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减租是减今后的，不是减过去的；减息则是减过去的，不是减今后的，大体上以抗日前后为界限”。在减租问题上，应当允许农民清算旧账，以此作为发动群众的手段。到了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要把双方争论加以调停，使归平允。在减息问题上，抗战以后是借不到钱的问题，不是限制息额的问题。各根据地都未认清这个道理，强制规定今天息额不得超过一分或一分半，这是害自己的政策。今后应该听任农村自由处理，不应规定息额。目前农村只要有借贷，即使利息是三分、四分，明知其属于高利贷性质，亦于农民有济急之益。
《整顿党的作风》
1942年1月26日，毛泽东起草《中宣部宣传要点》，内容是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题目改为《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关于主观主义，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但是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