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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好好工作，继续爸爸尚未完成的事业，这样才能对得住党，对得住死去的爸爸……”祭礼结束，张浩的灵柩装上白布帷的灵车，送葬者迅速结成了漫长的行列。毛泽东亲为执绋。送葬队伍抵达桃花岭下，距墓地仍有一段高陡的山路，人们抬着灵柩爬上山顶。毛泽东同朱德、任弼时等亲自抬棺而行。队伍齐集山顶，灵柩送入墓穴，毛泽东又亲自给墓穴奠土，按照张浩生前的愿望，将他葬于桃花岭山顶。毛泽东还为墓碑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6个大字。
《解放日报》创刊以来，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关注。1942年1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解放日报》的工作问题指出：社论、新闻、广播三者应并重。重视社论与专论，并出题目分配中央同志写文章，报社要组织写文章的工作。报纸的第三版和第四版应贯穿党的政策，题材应切实，文字应通俗。要组织新闻，在新闻中表现党的路线。中央各部委应组织自己的新闻。各部委要写新闻稿、评论稿。毛泽东还谈到广播，他说：广播比3000份报纸更重要，要成为第一位的工作。党务广播材料，要求中央各部委、西北局每月至少一条。
2月2日，《解放日报》在三版右下角不显著的位置，报道了毛泽东昨天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发表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的消息。2月10日，在三版左下角同样不显著的位置，报道了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发表《反对党八股》文章的消息。
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解放日报》的工作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现在《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他们的影响；而对我党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之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报纸应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的活动，充实下层消息。毛泽东提议根本改变《解放日报》现在的办报方针，使它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会议同意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决定委托秦邦宪根据本日会议的讨论，拟出改革方案，提交中央讨论。在新方案实施前，先进行改造。
2月20日，《解放日报》召开编委会，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我们的报上不能反映党的消息的原因，不仅是报纸本身的缺点，而且延安各机关要负责。以后希望各部门的负责同志注意，尤其各机关的政治秘书要报道这些消息。
3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秦邦宪提出的《解放日报》改造草案。毛泽东发言说：我党现有80万党员，50万军队，但党报是弄得不好的。我们自去年8月起已开始改造党的工作，但党报尚未实现彻底的改造。今年中央要抓住党校、党报、中宣部三个重要工作。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报社的同志要了解经过党报来改造党的方针，现在报社的同志没有了解这个方针。报纸必须地方化，要反映地方情形。党报要反映群众，执行党的政策。毛泽东还指出：党性是一种科学，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是代表党的利益的，无论什么消息都要想想是否对党有利益。党报要允许同情者作善意的批评。关于办法问题，毛泽东提出发一个关于党报工作的指示，学习写分析文章，调一些好干部到报社工作等意见。会议决定，由王稼祥、秦邦宪、凯丰、胡乔木、余光生组成中央党报委员会。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
3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
3月31日，毛泽东同秦邦宪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集延安各部门负责同志和作家70多人开座谈会，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讲话，指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他在讲话中还批评了在整顿三风的讨论中出现的绝对平均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做法。指出：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解放日报》从4月1日起正式改版。当天发表社论《致读者》。社论根据整风精神，从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等方面检查了该报存在的缺点，提出改革的目的是要使该报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报纸的整个篇幅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
1942年3月11日，《解放日报》“文艺”专栏出满百期。专栏主编丁玲调文抗，决定由29岁的舒群任主编。该报连续三天登出“百期”特刊。舒群在《为编者写的》一文中说：“一个编者也应该有多方面的才能，始能胜任。可是在我们，又多半是作家兼任编者，那就难上加难”。“一个作家未必是一个编者（但我这并不是对于丁玲同志的‘下台’，或是我的‘上台’，在这前后之间，有所骄傲，有所安慰和有所解脱）”。不久，《解放日报》改版，撤销“文艺”专栏刊头，改第四版为各种综合性副刊。
当毛泽东得知舒群有不能胜任副刊主编的思想问题时，就找舒群做他的思想工作。毛泽东说：要找这么个完全的人，这么有能力的人，你给我介绍一位。难道没有这么一个人，综合性的副刊就不办了吗？全能的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能有。你编文艺副刊，文艺副刊是个点，也是个面。因为你是搞文学的，所以文学是你的点，文艺是你的面。你也要由点到面嘛。你编综合性副刊，文艺是你的点，社会科学就是面了。都是先点后面，从点到面嘛！先文学的点后文艺的面；先文艺的点，后社会科学的面。面反过来又会促进点，使点深化。只要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由点到面，你就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
1942年3月18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中央学习组与边区工作总结委员会共同开始研究中共党史，按大革命、苏维埃、抗战三大时期进行，一面请现在延安的每个时期党的负责人报告当时情况，一面从各方面收集党史资料，并首先编印一本适合中级干部阅读的党史文件选集。为此，3月24日，毛泽东同任弼时致电周恩来、董必武，告知中央正在编印中共党史资料选录。请他们用一切方法找到下列各文件邮寄或送延安：（一）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二）彭述之著《中国革命根本问题》；（三）瞿秋白著《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四）五次大会决议。
3月27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学习组新的学习计划，决定通读《六大以来》一书的计划告一段落，从下周起开始研究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首先请毛泽东报告中共发展三个时期的轮廓。会议还决定，本年内首先注重党的路线的学习，再进行各种专门业务的精研。各种学习研究方法，都须采用“古今中外法”，即研究问题须收集当前的与历史的、中国的与外国的各种材料、论著，加以分析与综合。
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报告。他说：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关于如何研究党史，毛泽东指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阶段”。“中共党史分成这三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讲，都合乎事实，都说得通”。“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
1942年4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研究在延安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方法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讨论整顿三风报告与检查工作，开展自我批评，要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不应放任。思想斗争的火力，不是只对着老干部，而应对着新老干部双方的毛病，使新老干部互相批评之后，更进一步地相互了解与团结。态度一定要好，态度不好，就会引起人家不满意。不要暗箭，不要冷嘲。热骂还好，冷嘲就不好，因为它会搞得疑神疑鬼。这种空气不要在共产党里面增长，它不利大家，使党不团结，使党分裂。不要暗箭，应该是采取积极的态度上下夹攻。我们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机关学校里面要开